注释：
① 本文原为提交2011年10月30日中国无神论学会学术年会的发言稿，此次发表略有修订。——作者
② 见高师宁：《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第249—250页。
③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11年7月27日弗尔克尔·魏斯《圣战者的右翼兄弟》一文将凶手布雷维克定位为“与世俗主义、神话的丧失和男女平等作战”的“政治保守主义”者，并指出“政治保守主义的历史根源在于宗教”。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网站2011年7月30日卡伦·基桑《内部敌人》一文引述英国专家马修·费尔德曼的话说： “布雷维克把大屠杀做成了基要主义的一种公关宣传”。（均见2011年8月9日《参考资料》）
④ 参见瞿海源：《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7年，第400页。
⑤ 转摘自杨慧林：《基督教的信仰背景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基本处境》，见中央统战部编：《宗教知识讲座》，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74页。
⑦《人生的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7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187页。
⑨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60页。
⑩《人生的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7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218页。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8—389页。
{13} 英国社会学家B.S.特纳（Turner，B.S.）在1983年出版的《宗教和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一段论述可以参考：“社会学家往往忽视社会内聚力的其他条件，而夸大宗教衰落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社会并不简单地或主要地是由共同的信仰和礼仪活动构成的，而是由大量‘物质’因素——权力、经济压迫、经济依附、法律强制、经济匮乏、习惯和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构成的。因此，在相当严重的冲突、不满和漠视准则以及实用主义地接受价值观念的情况下，社会仍能运转。社会凝结剂不断地被这些情况所腐蚀和扫除，但不会最终导致失范和社会混乱。”（转引自【英】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思·汤普森编，龚方震等译：《宗教与意识形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7页）
{14} 鲁迅笔下曾经描述过“奴才”哭喊着赶走帮他们在黑屋上“开窗”的“傻子”（见《野草》：《聪明人、奴才和傻子》），那就是这样一些人的写照。但当时的鲁迅还没有意识到破除群众的精神桎梏需要“引而不发”，从带领他们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入手，使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接受新的思想观念，而不能“代庖丢菩萨”，以致欲速不达。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说明执政党应该以国家行为履行对人民的宪法责任。
作者简介：张新鹰，《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社长，编审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