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们更是蠢蠢欲动，英国海外布道会伦敦会总部特别为《南京条约》的签订通过一项决议：“邀请全世界的基督会，为对华战争的结束，为合约所获致的传教的方便，为中国皈依基督的光明前景而同心感恩称颂上帝。”① 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廷实行了100多年的禁教政策开始解冻，西方传教士蜂拥进入中国并逐渐站稳脚跟，他们设立教会，开办教会学校，大肆传教，给中国教育的主权地位带来了冲击。目前，学界有关晚清基督教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对基督教政策、教会学校教育上，对于公立学校的教育宗旨则鲜有专文论及。② 本文即从近代公立学校③的教育宗旨入手，考察基督教在公立学校的传播状况，梳理晚清时期清政府对待基督教在校园传播的政策，并对其原因作一分析。
      一、清末公立学校
      一般而言，公立学校是指由政府财政拨款所建的学校，有国立、省立、市立学校几种。
      中国近代成立最早的公立专科学校是京师同文馆。1860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总理洋务的中央机关。1862年，在恭亲王奕诉等人的建议下，清政府在总理衙门下设京师同文馆，以培养通晓外语的洋务人才，译印西方近代科技、世界历史和外国法典等书籍。由于京师同文馆采用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班级授课制，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开端。1863年，上海广方言馆设立；1864年，广州同文馆设立；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
      在近代中国早期，中国的西学人才奇缺，为了学习洋务、翻译西学，洋务学堂不得不聘请了掌握西学众多传教士担任教习。以下是曾受聘于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信教传教士名单。
      这些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差会。比如，傅兰雅、包尔腾来自英国圣公会，德贞来自英国伦敦会，秀耀春来自英国大英浸礼会、俾士来自英国循道会，丁韪良、满乐道、李佳白和哈巴安德来自美国长老会，玛高温和金楷理来自美国浸礼会，林乐知来自美国监理会，卫理来自美国基督会，司默灵来自荷兰遣使会。另外，小少传教士为所属国政府的外交官。如卫理先后担任美使馆参赞、美驻天津总领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等职，李佳白曾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翻译。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昭》，正式宣布变法。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景澄、英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总教习和西学总教习。不久，戊戌政变爆发，随后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趁机联军侵华，大学堂难以维持，于1900年8月3日被下令停办。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建，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被并入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既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1903年，张百熙辞退丁韪良等西文教习，另聘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高桥作卫为教习，在教学上优先向日本学习，在教务上也更为偏重日本教员。同年，天津中西学堂改名为北洋大学堂。
      总的来说，19世纪中国新式教育仍处在逆境中。据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争，中国人开设的新学堂不过25处，维新浪潮在1895-1899五年间也仅仅推出150所学堂。义和团运动的惨败震惊了世界，也警醒了国人，举国上下各阶层人士怀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在兴学问题上形成某种共识。特别是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后，新式学堂取得长足发展，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638884人，1912年更达到2933387人。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