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然而，我们还是要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也不可能像历史上的统治者那样调动宗教对下层民众的麻醉作用去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对历代剥削阶级政权推行的宗教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使用与“信仰主义”同义的“僧侣主义”一词，“僧侣主义”的另一个含义乃是“蒙昧主义”，而蒙昧主义的政治功效就是培养“愚夫愚妇”愚忠愚顺的“愚民政策”。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业，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是在做开启民智、凝聚民心、引导人民认识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为之自觉奋斗这一件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标志着国家主权的空前挺立，更标志着国人精神解放的一次飞跃。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来说，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11} 跨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并没有改变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性质，即使在进入改革深水区后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困难形势，即使必须面对“四种考验”、“四个危险”的挑战，我们也只有继续毫不动摇地相信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抑制消极腐败，改善党的领导，克服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而绝不会抛弃党对人民的责任，违背科教兴国的方针，甚至走到历史上国内外剥削阶级政权利用有神论传统制造“愚民政策”的老路上去。
      江泽民同志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表示：“我们不提利用宗教。”“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可以肯定，但不能夸大。” {12} 他的话是有针对性的，不是无的放矢。如果听凭当前有些地方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的势头扩张蔓延，不管那里的有关党政领导自身是否已对有神论屈节诚服，都无法为思想上背弃党的先进性质和光荣历史、道义上背弃广大人民群众的事实做出辩解，也无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切实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任务面前交出圆满的答卷。况且，宗教的力量历来是一把双刃剑，从古到今，统治者可以利用有神论麻痹、驯服臣民，反抗者也可以利用有神论感染、聚集群众，掀起推翻统治者的浪潮；越是社会矛盾集中的时期，宗教需求越会旺盛，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越可能交错增长，部分有特定愿望的“信仰”者通过宗教行为方式解构现存秩序的诉求越会抬头。所以，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扩大宗教阵营及其社会影响的后果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对执政的共产党而言更是如此。美国膜拜团体研究专家迈克尔·郎刚在2007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轮功”》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未来政权的稳固更多地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人民经济上的需求而不是宗教需求。”撇开他文中的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偏见和不准确的用词，这一判断的广义参考价值也许可供我们撷取。{13}
      与可能的政治风险相比，与近期提出的“将宗教问题作为社会常态淡化处理”的主张相应，无神论对有神论的理性批评如果也能够成为社会常态的一部分，使公共话语氛围中长久而适度地保有一种对有神论的异议声音，对于引导信教群众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信仰水平、减少宗教信仰向狂热升温的思想土壤，其实是大有好处的，对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也是有利的（可以想一想，如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以“人体特异功能”为代表的新有神论思潮加大力度进行公开揭露批判，是不是有可能大大降低后来对“法轮功”之类“有害气功组织”的治理成本）。包括对中国宗教的正常发展负有义不容辞责任的爱国宗教界有识之士，都应该用辩证的、全面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从事有关宗教工作的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更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