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出现“宗教道德高于世俗社会道德”、“信教者道德水平高于不信教者”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能成立的说法，既有文化原因，也有政治历史原因。文化原因，在于宗教往往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遵从而又不易恪守的道德规范浓缩成戒条，以因果律的模式，与“神”对“人”的未来利益许诺或“人”通过自我完善趋于成“神”（这也是一种虚拟利益）的远景假设联系在一起，作为促使人们追求道德理想状态、实现美好愿望的可持续动机，客观上可以视为人类为调节相互关系、协调社会生活而在宗教范畴形成的一种“契约性”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能起作用的前提，就是虚幻的“性价比”超过世俗道德收益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应许。而其政治历史原因，在于这种激励机制又被历代社会管理者或变革者分别扩大应用为社会制约机制或群体凝聚机制之一，在与权力秩序的密切互动中，不断得到适宜维护现存制度或反过来抗议现存制度的工具化改造和操弄。对于这后一种情况，恩格斯说过：“事实上，也只有靠对彼岸世界获得报偿的希望，斯多亚-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 ⑥ 久而久之，宗教道德成为似乎可以脱离其社会来源的“永恒真理”，因宗教而神圣，因神圣而崇高，地位再也“不同凡响”；一些信教者船随水涨，也就觉得拥有了“不共世间”的“道德优势”，有些道德意志不够自信的非宗教信仰者则不免自惭形秽，人云亦云，那一类说法于是不胫而走，推动了某种思维惯性的生成。
      确实，无神论不需要像康德那样把人有道德感当作上帝存在的证明，也不承认宗教道德是“神意”的表达，因为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道德不同于宗教者，在其出乎自觉自律；而凡皈依宗教的，则可说是一种对外力之假借，此外力却实在就是自己。宗教信仰中所有对象之伟大、崇高、永恒、真实、美善、纯洁，原是人自己本具之德而自己却相信不及。” ⑦ 但本文开头那位“多默”先生的错误除了将唯物主义与享乐主义、将本体论与人生观混为一谈之外，另外的一点是他不懂得：在科学、教育大大普及的今天，不是任何一个声言“不信神”的人都可以被称作合格的“无神论者”；何况他还刻意忘记了一个事实：古往今来的许多罪行是出自“合格的”有神论者之手，“信神”并没有使他们获得犯罪免疫力。化用一句历史上有名的呼喊，叫作：“神兮，神兮，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无神论是一种哲学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宇宙观的基础，作为人类理性高度发展的智力成果，反映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精神解放历程。无神论有自己宏大的思想体系，也有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下表现出的不同理论特色，但每个时代无神论者的代表，都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和思想先驱；无神论的哲学性质的思想体系、理论特色，发展到当今这个时代，决定了只有同时接受科学精神培养、接受人文主义理念熏陶（在我国，接受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熏陶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当之无愧的无神论者。这样的无神论者，一定是有理想、有文化、讲道德、守法纪的高素质公民，而不是思想贫乏、内心空虚的精神侏儒。恩格斯曾经指出，没有宗教，无神论也不会存在。⑧ 我们则要说，做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与做一个坚定的有神论者一样，都离不开坚强信念的支撑，这些信念同样会给人提供强劲的道德意志和实践力量。前苏联宗教心理学家乌格里诺维奇认为，无神论的宣传者应当指出“明智的人不该迷恋于个体不死的神话，人的真正的不朽在于他死后将在人间留下什么样的足迹” ⑨。梁漱溟先生又说：“到共产社会比过去任何社会阶段都更要依重道德，却不需用宗教。”⑩ 当然，对坚强信念和充足价值理性的要求，也构成了现实当中坚定的无神论者还居于少数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一个人的信念即使还没有升华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即使就保持在热情通达、乐观向上、一心一意做好人的生活态度的层面，照样能为他创造有意义的圆满人生。在我们身边，这种好人并不鲜见，他们的生活态度绝非端赖有神信仰所赐。同理揆之，对于一个通过学习和思辨而选择了无神论世界观，从而体现出拥有积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谁能够想象他会没有道德自律能力呢？
      认为“无神论教育会使人丧失敬畏感，变得无法无天”的看法，并不是社会上对无神论宣传教育存在的模糊或负面看法的全部，但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不在于全部看法到底还有哪些，而是这些看法不仅来自有神论阵营，也来自我们队伍内部。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必要性与发挥宗教积极作用的必要性相比，前者费神费力，一时见不到明显成效，后者往往能找到现成抓手，便于造出动静，符合“政绩”需求，也容易满足主事者个人的心理预期。我们不能说从抽象化、理想化的“宗教”图景出发，夸大宗教在中国现实社会的正面功能已经成为一种积重难返的普遍倾向，也不能说宗教情绪、有神论观念在干部队伍中已经拥有铺天盖地的广泛影响，但在对待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态度上，可以反映出一部分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内心对于宗教问题更深层的潜藏话语，即：当前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社会矛盾冲突尖锐高发，社会管理成本节节攀升，巩固执政地位难度加大，多事之秋，宗教对于一般人群的麻醉、镇痛功效正好可以为我所用，以利降低现实诉求、转移利益期待、调整心态失衡、缓解社会紧张，而如果仍然提倡无神论宣传教育，担心会抵消宗教的上述作用，甚至会强化一些人的“社会批判”态度，得不偿失。持此种观点的人可能口头上不赞成现在仍提“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实际上却希望宗教继续充当鸦片；不赞成是因为不愿意引出对宗教的负面评价妨碍了“鸦片”功能的发挥。这样的认识，如果体现在具体政策、体制的设计、实行上，比有神论方面直接抵制无神论宣传教育更不利于我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