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党章中的明确规定，也是广大党员的共识。党章规定的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宗旨与党的世界观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近些年来，这种联系在有些党员包括党的干部那里变得模糊了。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些党员、干部可以一边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为人民服务，一边烧香拜佛，求神问卜，津津乐道于宗教信仰，热衷于宗教活动，似乎世界观上“信”什么是个人的事情，只要政治上拥护党的路线、努力为党工作就可以了。应该看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有神论，是坚持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共产党员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
“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了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不可忘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其不可缺少的世界观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被赋予了中国特色。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之所以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建立在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曾经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用幻想代替现实，企图靠个人天才的头脑设计出“最美好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而“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同上书，第30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是因为他们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现了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从而使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基础之上，找到了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的唯物而又辩证的根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哲学，是其中最具独创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极其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结、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否定了其中任何组成部分，都不成其为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也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09年，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他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列宁选集》第2卷，第247页）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阐述，始终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名著中，恩格斯首先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2页），继而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基本观点，然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为基础，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其基本原则。而在这部著作的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98页）为此，恩格斯用大段篇幅引用马克思与他合著的《神圣家族》中的文字，论述了“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培根及其继承者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并且阐述了欧洲近代以来唯物主义与宗教唯心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交织在一起的相互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些都表明，不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也不能真正理解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唯心主义
一个立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必须把党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能信奉唯心主义，信奉有神论，信奉宗教。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认为同人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列宁选集》第2卷，第255页）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能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一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一个共产党员，从他面向党旗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起，他就已经向党表明，自己拥护党的纲领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从而表明他在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的范围内选择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世界观。因此，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共产党员则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不能信仰有神论、信仰宗教。共产党员坚持无神论，这是他作为一个公民享有的宪法所规定的“不信仰宗教”的权利，正如其他有些公民选择了宪法规定的“信仰宗教”的权利一样，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共产党员放弃辩证唯物主义而信仰宗教，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背离。
人们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同他们的世界观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不是相互等同的，又不是彼此隔离的。由于存在着区别，所以对于人民群众，必须把宗教信仰与政治态度区分开来，不可相提并论。要尊重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对广大信教群众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努力使广大信教群众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等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增强党在信教群众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观同世界观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不仅必须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必须在世界观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无神论，同宗教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在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7月10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554页）
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在世界观上模糊了甚至背离了唯物主义的立场，模糊了唯物主义与宗教唯心主义的界限，他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追求就失去了科学的世界观基础，就不可能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面对前进道路上必然出现的种种考验和形形色色的诱惑，他就难免动摇社会主义的方向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丧失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的革命精神，乃至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或沦为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人们很难相信，那些不惜重金争先恐后到寺庙里烧“第一炷香”，跪倒在佛像前顶礼膜拜的共产党员能够像他们自己宣誓的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某些政府机关请来风水先生指点迷津、改建门庭，某些腐败分子求签算卦、烧香拜佛，面对党纪国法的追究祈求“大师”指路、神灵保护的荒唐故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信仰问题，决不是“私人的事情”，不是无关宏旨的小事，必须引起重视，必须严肃对待。
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才能正确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宗教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共产党员只有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全面、科学地认识宗教问题，全面理解和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避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偏离。
唯物主义无神论同宗教唯心主义在世界观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毫不留情地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250页）从实质上说，共产党员“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列宁选集》第4卷，第648页）但是，同旧的唯物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因而它又要求“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250页）放弃同宗教唯心主义的斗争，或不善于开展斗争，都是不正确的。
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决不意味着可以“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列宁选集》第2卷，第249页），决不意味着可以把对宗教的斗争提到首要的地位。列宁指出，那种把传播无神论当作主要任务，声称“打倒宗教”的观点，“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不够深刻，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根源”。（《列宁选集》第2卷，第250至251页）它把宗教的根源归结为人民的愚昧无知，不懂得宗教的主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社会的根源，而这样的根源是不可能仅仅依靠宣传、教育的途径来消除的，只有通过实践实现对社会本身的改造才能逐步地消除它。因此，无神论的宣传应当服从于党的基本任务，而不能影响或妨碍党的基本任务的完成，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应该冒险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不应该把宗教问题提到首要地位，而应该把反对宗教的斗争同消灭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的社会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同时通过耐心地组织和教育群众，使宗教渐渐消亡。但是，这决不是放弃对宗教的斗争，更不是要提倡宗教。以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宗教，向宗教宣战，或忘记了同宗教作斗争“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列宁选集》第2卷，第250页），同样都是不正确的。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宗教在部分群众生活中的影响有所增强，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渗透不断加剧，宗教问题的复杂性突出出来。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看待宗教，全面认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深刻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心理根源，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全面认识宗教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因素相交织的复杂状况，全面认识宗教对一部分群众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现象。”（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7月10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554页）基于这种科学的认识，党中央制定了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求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于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政策，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才能真正理解。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如果自己在世界观问题、宗教信仰问题上发生了动摇，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贯彻党中央宗教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思想文化的视角看待宗教，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同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统一起来。宗教作为一种有深厚历史渊源并且至今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有它的一席之地，我们应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实现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保护、维修文化设施，也包括对传统宗教文化的传承和宗教设施的保护。但是，部分地区出现的宗教活动混乱、不正常发展、乱建寺观教堂、滥塑露天宗教造像等现象，是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相背离的，必须认真解决。在一些地方，宗教设施的建设和宗教文化的宣传同市场经济产生的强大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市场化、产业化的迅猛发展的势头，不能不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产生消极的影响，侵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积极主动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去引领社会思潮，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胡锦涛同志严肃地指出：“我们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并不是要提倡信教，也不是要人为扩大宗教影响，更不是说宗教活动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7月10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555页）某些党员干部热衷于乱建寺观教堂，热衷于宗教文化的传播，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了提倡信教、人为扩大宗教影响、推动宗教不正常发展的作用，不能说同他们自己世界观上的动摇和迷失没有关系。
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坚定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反对宗教唯心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应该当作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明确地提出来，引起全党的重视。
作者简介：田心铭，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高校理论战线》杂志总编辑，教授
本文责编：习五一
2010年第1期
北京某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中央电视台记者曾专程拜访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的百岁老人陈翰笙，请他说一句对该大学祝贺或希望的话。他沉默良久，郑重地说：“希望大学办得跟从前一样好!”从前的大学怎样好? 竟令陈先生历百年而不能释怀。答案似乎只有一条：科学理性。正如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演说中所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机构，乃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尤当以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而不当以升官发财之阶梯，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这里对于大学的界定，其实正当属于科学理性之范畴。
一、科学理性与现代大学的发展
什么是科学理性? 按照刘大椿的说法，科学理性是合客观性加上合逻辑性。合客观性区别于宗教，要求思想以实践为基础；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等非理性，要求思想遵循正确的思维方法。①现代大学之所以能在中世纪从修道会中脱胎而生并传承、发展至今天，科学理性作为其内在气质的核心，从一道曙光到灿烂骄阳，一直贯穿于其中。
公元五世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古代的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也几乎荡然无存。这时，罗马基督教会就成了古代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教会学校已经无法满足世俗社会的需要，于是逐渐出现了城市的大学。受当时城市发展中手工业行会和商会的影响，最初的大学机构也就是学生行会和教师行会，其作为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实行完全的自治。正是这样的体制，为学者们从事学术活动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证。例如，13世纪的牛津大学就是当时欧洲的科学中心，西方近代科学便从那里开始萌芽。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太斯特和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将柏拉图对数学的强调和亚里士多德对实验观察的强调结合起来，奠定了近代科学兴起的基础，他们自己也成为近代科学的先驱。此外，但丁、薄伽丘、哥白尼、伽利略、弗朗西斯·培根、牛顿等人的思想，也都是在大学的土壤上产生的。这些思想上的巨匠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主流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但探究自然之谜的科学理性已经将他们头脑中的神灵观念推进到了自然神论或泛神论，他们更专注于从自己的经验中而不是“天启”的律令中寻求真理，宗教的作用越来越退居到形而上的领域或思想道德领域。
尽管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但直到18世纪末以前，大学仍主要将其合法性建立在人文主义抱负之上，推行“博雅教育”，培养“有教养的绅士”。真正将大学改造成创新和传承知识的主要机构，确立其在科技革命和国家发展中不可取代地位的当属德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父——洪堡。在洪堡看来，大学必须以科学的方式对所从事的学科进行研究，必须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必须实行教育与研究相结合。同时，他还强调大学的独立和自由精神，认为大学是精神的殿堂、追求知识的象牙塔，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该为了知识本身的价值而追求知识，而决不能将知识的追求同庸俗的政治或商业目标联系在一起。正是提出并贯穿了这样的科学理性观念，才使得“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德国大学事实上是全世界学生能获得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唯一的大学”。②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国家纷纷效法德国模式，改造各自的大学。在这方面，成效最显著的是美国。美国既从英国继承了“博雅教育”的传统，又模仿德国确立了研究院制度，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其中，教学是传授知识和理性，其目标不仅在于专业训练，也在于培养有文化、有教养、有价值的公民；科研是大学纯粹的理性冲动，是在不计较功利得失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探索知识和学问；社会服务是大学应用自身所特有的高深知识和学术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过程。这三大功能不仅为美国大学所奉行，而且为当今世界多数大学所接受，成为普遍的办学目标和方向。
可见，大学自诞生以来就是人类传承和创新知识的主要场所，而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必须以科学理性为先导，科学理性是大学发展的至高原则。借用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提供的材料，到1520年欧洲业已形成的机构以其公认形式维持到20世纪的还有85个，其中有70个是大学，那些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组织几乎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再次证明，大学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照亮人类文明的进程，就在于大学所具有的科学理性的内在规定。
二、我国大学教育中科学理性的缺失
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创办肇始于洋务运动后的西学渐入。从那时开始，“西强我弱”的格局一直没有改变，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中国大学肩负的历史使命。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经济建设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表现在大学教育中，不少理工科专业的报考人数猛增，而文科专业相对冷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不胫而走，“重理轻文”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是人们重视科学技术的结果，但并不必然带来科学理性的张扬。因为科学技术和科学理性属于不同层面的两个概念，科学技术代表着人们认识和应用客观规律的实际能力，可以直接应用于现实的生产过程，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功利和实用价值，而科学理性代表着人们对于纯粹真理的执着追求，它没有直接的功利指向，不为短期的功利目标所束缚。因此，如果从理性层面分析，这一时期大学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理性，而是具有工具性的技术理性。
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大学教师更注重向学生传授实用的技术知识，而大学生最感兴趣、最愿意学习的也是这一类知识。至于反映科学理性的一般科学观念、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科学原则、能够影响世界观形成的科学精神，则往往为教师和学生所共同忽视。如此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要么仅能换来昙花一现的惊喜，要么仍是亦步亦趋、步人之后，难以有石破天惊的利锋；如此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虽然也可能成为专门的实用型人才，但个人的发展愈益呈现出片面化、单向度、非理性的特点。比如，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弄虚作假、抢“吉祥数字”、选“黄道吉日”、巫术治病以及求神算命等与科学理性背道而驰的愚昧落后现象，大学生也有趋之若鹜、参与其中的。在境内外各种宗教力量的影响和渗透下，大学生中不仅出现了大批“望教者”、“宗教文化追随者”，而且已有个别人皈依了宗教，成为了信徒。所有这些，无不见证着我国大学教育中在技术理性膨胀背后的科学理性缺失。
因科学理性缺失引致的严重问题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反思。于是，“人文危机”的警世言论大量出现，呼吁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声音不绝于耳。1998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但遗憾的是，在逐渐重视并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同时，科学理性教育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张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尽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前一时期大学教育中的某些问题，但仅靠这些就想纠正技术理性之偏颇、弥补科学理性之缺失，实在是指向不准、力所难及。在此情况下，必须将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理性教育相融合，使大学生能够在正确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凭着对科学美的直觉和信念，理智探求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否则，既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技术理性的进一步肆虐，也很难造就出真正的科学大师级人物来；而所谓的人文素质也就可能蜕变为非理性的冲动，人文知识也就可能成为无逻辑的观念堆积或无尺度、不客观的大杂烩。③
三、开展大学科学理性教育的思考
面对我国大学教育中科学理性的缺失，在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同时，全方位地开展科学理性教育，已经是必须作出的紧要选择了。鉴于科学理性教育不仅是使受教育者获得工作、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开展至少应涵盖以下内容：
第一，确立科学理性信念。所谓科学理性信念，就是相信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且这种规律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古希腊人正是持有这种对自然的理性态度，才有了对数学和逻辑的高度重视，才给近代科学的诞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古代中国人不是很讲究在严密、精准的意义上认识自然，而是倡导“天人合一”，凭直觉来认识自然，这直接使得古代中国只是在技术发明上走在了世界前列，而在科学思想和精神上则远远落后于西方，进而演绎出了近代科学起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的“李约瑟之谜”。以此类推，在大学开展科学理性教育，首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学生确立科学理性信念。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他们去积极地探索自然，追究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摆脱各种伪科学和愚昧落后现象的纠缠，始终做一个坚定的科学无神论者。
第二，掌握科学理性知识。科学理性知识是人类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总结，是人类心智征服物质世界、发现科学真理的记录，其中不仅包含着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成果，也凝结着能力、情感、意志、品德等人类主观精神。在大学科学理性教育中，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教育，对理工科学生加强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前沿、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方面的教育，不仅可以拓展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其融会贯通、综合分析的能力，而且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促进其自身的全面发展。比如，在科学技术史教育中，通过介绍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就可以使学生了解杰出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把握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在科学技术前沿教育中，通过介绍最近时期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新成果、新创造，就可以使学生了解相关学科的研究动态，提高学生的科学进取精神。
第三，培养科学理性思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只有在科学理性的指引下，经过思维加工，才能上升为科学知识并进而应用于实践。鉴于“科学理性由逻辑、数学和实验三大要素组成，它们分别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精确性和可靠性保证提供了基础”，④ 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贯彻科学理性思维，就必须掌握逻辑的方法、数学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这三大方法也就成了大学科学理性教育的应然内容。一般来说，逻辑的方法在于对观察、实践中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分析、抽象、概括、类比、演绎等，得出初步的结论，形成理论上的假说，留待进一步的检验和论证。数学的方法在于运用数字、符号、公式、图像、概念、命题和论证等各种手段，精确而简练地表达世界万物间的数量关系，确保逻辑推理和实验证明的严谨、缜密。实验的方法在于设置精确可控的条件，将观察、实践中得到的假说同相应的事物发展范例进行对照，在经验范围内确证假说的可靠性，以可检验的事实来构建科学的知识。大学生如果没有掌握这三大方法，就不可能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和创新。
第四，激发科学理性追求。科学理性追求主要是指对创新的追求。创新是科学知识的不竭源泉，也是一切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灵魂所在。大学生是否具有创新的意识和追求，是衡量其科学品质的重要标志。与技术层面上的发明和革新不同，基于科学理性的创新追求，需要具有更为宏大的气魄和更为深远的眼光，需要努力去做出能够影响整个科学领域、改变既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发现。但在现实中，要取得这样的重大发现，绝非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人如果缺少对科学、对学问的痴迷和忠信，满脑子的心机与俗虑，对自己善于精打细算、对科学怀有私心杂念，那么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很难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的，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会低头、退缩，直至放弃科学理性追求，投奔现实功利回报。所以，只有通过科学理性教育，使大学生把追求科学的过程当成至高无上的人生幸福，当成科学人“从业”的内在精神要求，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科学事业永葆活力，使我们的经济社会不断进步。
注释：
① 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② 李强：《大学理念再思考》，《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2期。
③ 吕耀怀、刘剑康：《全面展开大学的科学理性教育》，《现代大学教育》2004年第3期。
④ 董光壁：《科学理性的局限与反科学、伪科学和科学终结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2期。
作者简介：左鹏，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本文责编：申振钰
（《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