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拙文《略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两个语境》中提到曾经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担任讲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研究员和另一位教授，并把他们的讲解和“对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归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应然”语境。他们是活跃在当代宗教学研究领域里的大牌专家，有大量的著述问世。在这个层次可以同他们媲美的“专家”还有很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身份担当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刘澎先生是其中之一。鉴于卓、刘两位先生所具有的影响力，如何评价其相关论说，是当代宗教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作为中共党员，他们理应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理论研究或学术研究的指导。就此而言，党的纪律不允许他们对“实然”语境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持否定态度，同时要求他们在“应然”语境中的相关论述努力贴近中央有关文件、宪法和相关法律，以及党政最高领导人正式表态所包含的观点和立场。笔者看到，他们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以专家身份为基层宗教工作者讲课的时候是完全拥护“实然”语境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卓新平研究员当年在全党全国齐诛共讨邪教“法轮功”的时候就是一名勇往直前冲锋陷阵的猛将，堪称表率。笔者曾经引用过并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中国理解，远非纯粹的学术话语，而是有着特定的‘路径依赖’、明确的政治指向和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而其“首要的研究对象是执政党的理论和政策” ，在这一点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或许由于他们长期浸润于书斋而与中国宗教和广大宗教工作者工作的实际多少有些脱节，或许由于他们专注于宗教学术耕耘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着眼不够充分，综观这两位先生各自的研究成果，笔者觉得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说似乎已经偏离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轨道。在此不揣冒昧，对之略加摘录并做点评，以就正于两位先生和各位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方家。
一、卓新平研究员
“人们谈论得相对集中的各不同层面信仰大致为政治信仰、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宗教信仰、哲学信仰和科学信仰。它们彼此有关联却不能完全等同。所以，这些不同层面的信仰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并行不悖，一个人在拥有其政治信仰的同时，也可以有其文化信仰、民族信仰、甚至宗教信仰，并可努力使其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相协调、达一致。”
“中国社会习惯把宗教看作是一个敏感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以前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探讨宗教和社会的关系。……在中国社会发展出现重大转型的时期，我们应该更多的从传统文化、国民心态、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这些层面来研究宗教，而不能仅把它作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宗教‘脱敏’的改革应从多个方面着手。首先是我国的政教关系要变革。……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其落脚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是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不是推翻一个旧社会。宗教和社会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宗教对政治关系可以起到积极、吻合的作用，而不是以前所说的消极、对立的作用。
“其次是要重新认识宗教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宗教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社会基层的一个正常因素，在社会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比如社区服务、群体整合、心理调适、社会慈善等等。但是由于过去人们对宗教的认知偏差，所以这个作用就没有发挥，被忽视了。
“再次是要重新认识宗教的文化功能。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宗教文化占有很大比重。……中国对外开放以来，我们听到了在国际舞台上存在着的利用宗教问题来否定、批评中国文化发展的声音，一些敌对势力甚至利用宗教问题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面对这些声音，我们不能消极地防范、反驳，而是应该利用丰富、优秀的宗教文化资源，让中国宗教文化走出去，用正面的形象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和谐繁荣的景观，让谣言不攻自破。”
“我们有必要构设、调整好我们关涉宗教的社会举措、政治策略和文化战略，力争形成如下发展态势：即当宗教作为政治力量时，应该成为现实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当宗教作为社会系统时，应该成为当今和谐社会的有机构建；当宗教作为文化传承时，应该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当宗教作为灵性信仰时，应该成为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