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有两种似是而非的“无神论”：一是所谓“佛教无神论（Buddhism atheism）”，它区别于“唯物无神论（materialism atheism）”：“佛教是无神论，它否定神我与灵魂的存在；但它又不是唯物主义，它主张万法唯心。”（20）二是所谓“为了上帝的无神论（Atheismus um Gottes willen）”：“为了自己的无神论认识不到上帝，因为他将自己视为上帝。但为了上帝的无神论则摧毁了一切人们在幻想中将之等同于上帝的图像、传统和宗教感，这全然是为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上帝的不可言说的活力。这种无神论乃是一种否定神学。”（21）两论共同的特点是把无神论当成一种“信仰”进而把它同唯物主义切割，而论者分别是佛教和基督教的信徒。由此可见，不讲唯物主义，无神论作为世界观就没有了根基。

 

　　“……无信仰的无神论者，他们不信宗教，但也没有其他信仰和理想。这里面还可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只顾眼前的生活，得过且过，按照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他们活在‘自然境界’里；另一种人有追求，但只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不顾及他人和社会，他们生活在‘功利境界’里。没有任何崇高信仰的人，便往往会只信钱，成为金钱拜物教徒。无神论者如果同时又是无信仰者是可悲的，他缺少人生的精神方向，心灵没有安顿处；这样的无神论者多了，对社会没有好处，因为没有信仰便难以有道德自律，社会道德容易受到破坏，这种无神论者也不会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22）

 

　　关于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这里不谈，因为这是他老人家独创的新理学的一个命题，笔者只把该学说当做一家之言；他把一般人的精神境界作如此分类，无非为显示自己的高贵，则不敢苟同。把话说回来，上引文字把神之有无的世界观问题同道德之高低的价值观问题混在一起，示宗教之美而揭无神论之丑，予褒予贬，各得其所。这固然宣泄了作者的情感和嗜好，却严重违背客观事实。

 

　　历史上的西方，曾经是政教合一的世界，“信仰”统治着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但那个世界即某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却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参与这淘汰运动的，就有号称“战斗的无神论”（23）在内，即使在今天，它也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进步思潮”；而在被淘汰的行列里，则充斥着既享有宗教特权又攫有大量世俗钱财的弘扬“信仰”者和维护“信仰”者。14世纪意大利的卜伽丘（1313-1375）写过一部著名的《十日谈》，那里就记载着当时宣教者们道貌岸然的“自律”故事。这种情形在今天也许更糟。据中国新闻网消息，2007年9月7日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天主教会同意向144起神父性侵害事件受害人支付1.98亿美元的赔偿。在这之前的同年7月，则有洛杉矶天主教会同意向1940年代以来的508名神职人员性侵害事件的受害者支付6.6亿美元，而从1955年到2004年的50年间，美国就有4000多名神父被控性侵犯。（24）这是道德方面的例子。政治上又如何呢？众所周知，执掌天主教至高权柄的罗马教皇是德意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支持者，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支持者；不久前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相关宗教同样成了战争动员的手段--非常遗憾，我无意详列宗教领域中的种种道德败坏、政治反动现象，因为从科学无神论的角度看，神的存在与否属于认识论范畴，信神与否是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问题，与当事人的道德水平或政治倾向没有关系。客观事实是，在信教的人群中大有道德高尚者在，他们起着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像世界三大宗教的创始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其人格都受到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同样的尊重。我之所以谈这些，只想说明，斥无神论者为道德低下、政治反动是不公平的。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他是不是信仰神鬼，与他的体现为特定道德取向和政治立场的价值观没有直接关联；因为这是分属两个领域的性质不同的问题。

 

　　至于把“信钱”与“信教”对立起来，似乎信教者的道德要高于信钱者的道德，就很离谱了。马克思说：“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他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25）为了向信徒们敛钱，教会往往不择手段，甚至产生过“赎罪卷”那样的通向天堂的廉价门票。到了现代，“福音传道本身，基督教传教士的职位，都变成了商品”（26），许多宗教教派和宗教徒也成了“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的信徒。至于在市场化下的今日中国，看看庞大的吃教队伍，再看看富贵的寺院和出家人，大体就知道了。其实，“信钱”和“信教”都属信仰范畴，“金钱拜物教”不过是“拜神教”的衍生物；既褒之为“信钱”的“拜物教”加以惋惜，又贬之为“无信仰者”加以讥讽，是陷入了逻辑的混乱。

 

　　经常批科学无神论为“极左”，动辄判给它“文革遗绪”恶谥的学者们，似乎有一种惯性思维方式：不举起政治帽子往下压，就难以服人。这次给扣上的帽子名曰“不会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谢天谢地，因为这比“文革”时代“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温和”得多去了。按照有了信仰才有“人生的精神方向”，才会有“道德自律”，才会使“社会道德”不受破坏的说教，那信仰真的成了百病包治的万应灵药了。但恰恰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信仰”才有那样至高的权位--早请示，晚汇报，“流不完的泪，请不完的罪”，“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忘记了么？

 

　　非要把社会主义从科学的轨道上拉出去塞入“信仰”的行列不可，非要把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变成唯心主义的信仰的世界观不可，对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笔者只能持怀疑态度。

 

　　这里引一段话，赠给那些号称共产党员又拒绝承认自己信教，以及一方面追逐着金钱，一方面又教导“没有任何崇高信仰的人”不要“信钱”的学者：

 

　　“在18世纪法国贵族说：伏尔泰，给我们；弥撒和十一税，给人民。在十九世纪英国的贵族说：信奉上帝的话，由我们来说；执行上帝意志的事，让人民去做。”（27）

 

　　您觉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