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二、怀疑要有根据，宽容亦存底线，解惑还需科研
      “科学追究根据，纯粹的科学追究事物内在固有的根据。”⑩ 科学与反科学都提倡怀疑，区别在于前者怀疑是为了解疑，通过解决疑点从而找到更加可信的理论，而怀疑的根据就是解疑的起点；后者怀疑是为否定找借口，根本就不想解疑，也就不考虑根据了。其实不仅“科学共同体有义务回答公众的质疑”，不仅我们“可以宽容别人对科学的不相信”{11}，而且自己也要对现有的科学理论保持一定的戒心。但是我们不能宽容毫无根据的不相信!好比某处丢了东西，如果我去过，因此怀疑、审查我，我可以接受，因为通过审查可以澄清真相。但如果明知我没去过却仍然怀疑我，说是我的魂附在别人身上偷的，难道我也要接受吗?!那我还有重新让他相信的途径吗?
      田松说：“我现在不能证明转基因有问题，但是，你也不能证明它永远没有问题。所以，我的怀疑是合理的。”① 这就等于老板说他的会计：“我现在不能证明你有问题，但是你也不能证明你永远没有问题，所以我怀疑你是合理的。”那我也可以说：“我现在不能证明杂交水稻以及普通水稻有问题，但是你也不能证明它们永远没有问题（目前也确实发现人们的一些传统饮食中存在问题），所以我的怀疑是合理的。”诸如此类的话想要多少就可以说出多少。那我们还有什么是可以种、可以吃的呢? 这种怀疑还有解除的途径吗? 这岂不是想让谁背黑锅就能让谁背上，背上就摘不掉吗? 田松认为把科学现在不能解释的问题推到未来是一个谎言（见中篇第一节），那他把转基因有问题的根据推到永远又是什么“言”呢? 刘华杰说：“哪怕从科学上l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12} 这叫什么话? 那“非典”时期还有“百姓觉得”板蓝根能预防“非典”从而抢购它呢，{13} 是不是“它就是”能预防“非典”了?!蒋劲松说：“与科学必须在拥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才能确定风险的逻辑相反，受害者要逃避风险的逻辑是只要有可能就应该逃避。”{14} 如果不管证据只讲可能，那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灾难，任何人都可能伤害别人，还有哪里可以逃? 还有何人无须避?!
      蒋劲松、江晓原、刘兵、刘华杰、田松、吴国盛等人在呼吁“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时说：“对于这样一项涉及公众重大利益和生态风险的问题，当事者应该向公众澄清自己与该项目是否具有利益相关性。”{15} 有一定道理。然而如何实现? 靠“当事者”自己“澄消”吗?“澄清”了公众又能信吗? 所以如何确认“当事者”与某项目利益的相关性? 如何判定这种相关性对其观点的影响程度? 这些问题还是要靠科学研究来解决。再说当事的另一方，只是项目支持者会有利益关系，反对者就不会是因为有相关利益而反对吗? 看来双方与项目有无利益关系都“应该向公众澄清”。再把问题扩展一下，只是推广科技的政策会与“当事者”“有利益相关性”吗? 哪项政策不涉及相关利益呢?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科技特有的问题，制定任何政策都要考虑不同利益的冲突。再把问题翻过来，有相关利益就不能参与政策制定吗? 不用说广大民众的口粮需求、农民的增产增收需求政策应该支持，就是企业想增加利润的需求不也该支持吗? 政府制定政策不就是为民众谋利益的吗? 所以要反对的不应该是政策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为某些人群谋利，而是以貌似公正的说法在为某些人谋利的同时损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再把问题翻回去，没有利益的主张制定政策时就不用考虑了吗? 纯粹的个人偏好如果不妨碍别人政策干吗要去损害呢? 所以我们不必太计较各种主张背后有谁会获得多少利益，只要确实是主张者的真实意愿即可。关键在于如何使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面的主张，尽量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如果无法避免对某些人群的损害，就要给与相应的补偿。这一切仍然只能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最后归纳一下，对于所有政策的制定来说：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相关利益可以是我们怀疑的线索，但不应该是我们反对或支持的理由；各种主张的冲突并不一定缘于科学，但平衡这些冲突却只有依靠科学。再回到“转基因主粮”这件事。对那些无论如何也不放心转基因的人来说，倒是有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减少人口，使粮食需求压力化为乌有，也就用不着转基因了。可是如何人道地减少人口又避免副作用（如人口老龄化）? 还得进行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