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策出台原因
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传教士经常感到力不从心，美国传教士杜卡西抱怨说，在美国用三四周的时间就可以使该城镇全部皈依基督，“可是在中国，改变一个城市的信仰需要三四个世纪”{32}。多年在长江流域布道的传教士杨格非甚至宣称：“中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的和了解到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漠、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33} 在中国，即使是注重向西方学习的维新人士也漠视基督教，郑观应即认为：“彼佛老浮游之论，天主天方荒唐牵强之辞，何足与我中土之圣道王言互相比拟?”{34}
那么，晚清政府为何要限制基督教在公立学校传播，基督教又为何没能在公立学校迅速传播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教育主权问题。教育属于文化范畴，根据国家主权的三种属性：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教育主权的属性当来自国家主权的文化属性。教育主权是文化主权重要的组成部分。{35} 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关系一国之安危。庚子之乱后，清政府实行新政，诏谕《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谕于各省、府、直隶及各州、县分别将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指出“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的同时也强调学堂“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监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作人之至意”{36}。之后，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中详细论述了变法的具体举措，但依旧强调“中华所以立教，我朝所以立国者，不过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学术”“改章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37}。究其原因，还是主权问题。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就强调：“若学堂不读经书，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38} 因此，清政府在人才培养上坚持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学子要进入仕途必须学习儒学，摒弃基督教。
然而，弱国无外交，清政府在教育主权维护上是被动、防御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对待西方基督教“要在修政不在争教”，认为“中外大通以来，西教堂布满中国，传教既为条约所准行，而焚毁教堂又为明旨所申禁。此因山东盗杀教士一案，德借口遂据胶州，各国趋机要术，而中国事变日亟。有志之士但当砥砺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求。国势日强，儒教日彰，则彼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 如仍颓废自甘，于孔孟之学术、政术不能实践力行，学识不足以济世用，才略不足以张国威，而徒诟厉以求胜，则何益矣? 岂惟无益，学士倡之，莠民乘之，会匪游民借端攘夺，无故肇衅，上贻君父之忧，下召凭陵之祸，岂志士仁人所忍为者哉?”{39} 这就解释了清末公立学校基督教传播禁而不止的原因。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最强劲的对手是近代民族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主权之争，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宗旨之争。中国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中国教育政策的世俗主义性质使其对任何宗教教育均持排斥和限制的态度。{40} 孔子对鬼神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1910年蒋维乔在《教育杂志》上发表《论教育与宗教不可混而为一》一文，指出“国人杂奉多神教，其始本不甚与教育相混，而沦浃亦非至深。孔子之为教也，纯以修齐治平为本，实明人与人之关系，与宗教家言，绝不相类，亦无所祈祷之仪式”■，国人祭祀鬼神，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为了祈福、寻求心理慰藉，完成伦理责任，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讲众生平等、其性质是泯灭人伦，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是完全不一样的说教，因此为传统士大夫所不容。
第三，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影响。自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官员以“求强”、“求富”为招牌推行洋务运动以来，在30多年时间里，中国开始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工厂和矿山，也出现了一批传播西方科学的译书馆和学堂，西方近代科学借此机会开始进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 中国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接受科学技术的目的也存在差异。前者用它来“制夷”“自强”，后者将它当做宣讲福音的手段。传教士爱菲尔就说：“如果哲学和科学知识背离了基督教，那就会使人们自大和自信。……只有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才能使人们的内心谦卑，使人们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的低头。”■ 中国士大夫对待西方科技的务实态度也为科学理性精神的渗透提供了条件。此外，受到科学启蒙的知识分子更是用科学来审视基督教。洋务时期，徐建寅从物理学的角度指出上帝创世不可信，邵作舟也觉察到神学与科学的矛盾，杨象济更是以近代天文学、力学、声学、光学的理论，层次否定了基督教教义中魔鬼、天使等说，指出“格致之学多证实”“教会之言多凭虚”■ 正因为此，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对基督教的前途表示悲观：“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近日耶稣教势力之在欧洲，其视数百年前，不过十之一二耳。”“若是乎耶稣教之前途可以知矣。”■
注释：
① 洛维特：《伦敦布道会的历史》2卷，第1394-1395页。
② 代表性的论文有王立新：《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上的政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杨大春：《1861—1899年清政府对基督教的管理政策》，《镇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何华伟、钟海涛：《晚清教会学校的特点》。《首都师范大学学部》，2004年第S3期；陈建华：《清末基督教会教育研究》，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7）——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2009年。
③ 清末公立学校有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等多个等级，不同时期亦有变化。本文主要指高等学堂和大学堂。
④ 王立新：《荚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2页。
⑤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⑥ 李清悚、顾岳中：《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页。
⑦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⑧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⑨《在华新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笫458-493页。
⑩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页。
{11}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12}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08页。
{13}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53页。
{14}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68页。
{15}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16}《张之洞全集》第三册，武汉出版社，2009年，第1591页。
{17}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91页。
{18}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67页。
{19} 璩鑫奎、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20}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21} 李刚己：《教务纪略》卷四十，第12页。
{22}《皇朝经文新编》（学校上）第六册，第40-42页。
{23}《学部官报》第九十七期本部章奏．第4-6页。
{24}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
{25}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6-167页。
{26}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88页。
{27}《教育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四号。
{28} Records of Triennial Meeting of EAC 1902，p41．
{29} 葛懋春等编：《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98页.
{30}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01页.
{31}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ny，p215，p218．
{32} Paul A． Varg，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lomats:Americal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90-1952. Princeron Univeersity Press，1958，p22．
{33}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89页。
{34}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491页。
{35} 梁嘉顺：《国家主权与教育主权》，《学术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
{36} 璩鑫奎、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页。
{37} 张之洞、刘坤一：《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5页。
{38}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39} 李刚己：《教务纪略》卷四下，第415页。
{40} 胡卫清：《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评价新论》，《兵团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 语出《论语·述而》、《论语·雍也》、《论语·先进》
■ 李楚材主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543页。
■ 李建军：《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6期。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第471页。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十二，第9页。
■ 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97-98页。
作者简介：盛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