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三、政策出台效果
      从基督教在公立学校传播的情形看，清政府限制公立学校传教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在《同文馆记》中对基督教在同文馆的遭遇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丁韪良原先在总理衙门翻译一本关于国际公法的著作，因为同文馆传教士傅兰雅的辞职，被派往暂代英文班教习。可是他就职几个月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大出息，于是请求辞职”。总理衙门对此并不许可，还派了两位大臣前去挽留。以下是丁韪良和两位清朝大臣的对话以及丁韪良的心理活动：
      “老实说，”我（指丁韪良）答道：“是个学生，仅仅学点英文，这宗事业在我看来太没出息了。我的光阴等于白费了。”“假如是这个缘故，”他们（指清廷大臣）说：“那你便想错了。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十个，而且即是这十个学生的前程也未可限量。我们一天天的老了；他们十人之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的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外国语言，难道你的学生便不会被召去教他吗?”这倒是一句大可注意的预言。那时我本决定求去，并且已和古德立（Mr．Goodrich）说过，请他替我；但是我是一个以积极为善为人生第一目标的人，听了这番乐观的议论，便又留任了。古德立对于这个位置也不愿意担任，他觉得教了书便不能传教。我之所以留任，是认为同文馆将来的影响要比北京道旁教堂的力量大。{24}
      事实上，丁韪良任教后仍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宣传基督教。比如，教室里有布告订有规则数条，禁止教授《圣经》，在丁韪良任校长之后，馆中提调便把它去了，教否一任其自由。以同义馆的性质而论，正式讲授宗教本是不允许的，但丁韪良却“常常和学生谈到宗教问题，并且要求别的教授，如教本中遇到有关宗教的课文时，尽可不必删去”。
      洋教习向学生传教的现象不仅存在京师同文馆，其他省立学堂也有此类现象。如陆殿舆在《四川高等学堂纪略》中回忆其英语老师哈弗曼先生利用职务之便向学生传教：“我们为了课外练习英语谈话或请他改作文，常常接近他。他便利用这种机会宣传基督教。他叫我们买英文圣经，间周开一次查经会。但我们在于练习谈话，并不相信神话。”{25}
      然而，传教士的良苦用心收效甚微。以同文馆学生为例，他们对于基督教的反应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怕受社会上的攻击，怕做官受到影响，不敢改信基督教的；第二类，是在理智上同情基督教，常常在文字中表示出来，或是相信基督教终有一天会取代佛教、道教，但不相信基督教可以代替孔教，因为“他们都是孔教的信徒。他们常常笑一般人迷信，可是他们深深崇拜他们的至圣，认为他是一位天谴的先知。来中国一旦信了耶教，孔教是会减色的，但是不会消灭”。{26} 这类学生占了大多数；第三类，是对基督教将信将疑，一旦耶稣不能帮其解决世俗问题便断然否定耶教。对此，丁韪良曾形象地讲述一个事例：有一天一个学生到我（指丁韪良）房里，求我代延一位西医为他母亲看病。他双膝跪下，叩头宣誓，说如果上帝救了他母亲的命，他便“信教”。后来他母亲死了，他也没有“信教”了。他在出国赴使馆翻译的前夕特来辞行，我的太太警告他，说巴黎多罪恶，多诱惑，劝他当心。他答道：“难道我没有读过关于约瑟的故事吗?”“难道你还以为我会被那种诱惑所屈服吗?”{27}中国公立学校学生普遍不信基督教可见一斑。
      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宣传基督教，清政府的禁令自然引起他们的不满。1902年12月，即《壬寅学制》颁布后的4个月，“中华基督教会”举行了第四届年会，会上传教士集中讨论了“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福开森对此忧心忡忡：“危险在于以下的潜在可能性，以这种无法容忍的宗旨设立的学校，在传授西学时松松垮垮，缺乏纪律约束，以至于对学生心灵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学生的心灵将受水平较高的中国经典教育的影响”。{28} 福开森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官僚、士绅和知识界对基督教有着很大敌意，梁启超这样表示：“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29}《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论述西方在华传教事业时也明确指出：“很多中国受教育者对基督教反映冷淡。”{30}
      当然，与近代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势头相比，清朝公立学校的发展显得滞后且缓慢。1902年以前，基督教教士在中国设立了几百所各级各类的教会学校，而中国人自设的新学堂仅75所，学生数在5000上下，参加教育工作的传教士的人数很多，仅加入“中华教育会”这个组织的，就达249人。{31} 在官员腐败、列强威逼利诱、基督教传教咄咄逼人的背景下，晚清政府自然不能完全遏制基督教对国家教育的渗透，同文馆中不少学生同情基督教就是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