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二、清政府对待校园传教的政策
      在侵略军队和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基督教来华传教士与日俱增。从马礼逊于1807年窜入广州起到1840年，只有20人，到了1853年已增加到618人，1889年达到1296人。190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办百年纪念大会时，已高达3833人。⑥
      传教士来华的直接目的就是宣传宗教，发展教众。教育被西方基督教会看作传播教义、扩大影响的重要媒介，是“教堂、学校、医院”这一福音布道三位一体的重要组织部分⑦。 早在1877年在华传教士第一次传教大会上，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就作了题为《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长篇演讲，提出“青年教育”是争取更多人皈依基督教的“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手段”⑧。 在某种程度上，高等教育更是主导着精英的思想，影响一国之发展。狄考文强调：“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都是有势力的人们。……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枝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就中国来说，比其他的异端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者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它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全面洞开，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全境自由传教的特权。清政府签订条约是万不得已之举，对传教士采用“明为保护，暗为防范”的方法，以达到“不禁之禁”的目的。面对来势汹汹的基督教，清政府在公立学校的教育宗旨上坚持以儒学为圣教，明令禁止校园传教。
      （一）以汉文为根底，以儒学为圣教
      在教学方针上清政府坚持“中体西用”，十分注重学生汉文根底的培养。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同文馆章程对学生学习汉文做出规定：“各学生除午节、秋节、年节放学时免其画到外，其每月洋教习息伏期内，及每月外国礼拜洋教习不到馆日，除准两日假期外，各学生均令住馆学习汉文，照常画到，违者按日罚膏火，无膏火学生照迟到馆办法。”⑩ 校历中有“夏季自初伏起，除汉文功课外，其余功课，皆停止一月”{11} 的条款。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自强学堂章程中也规定“学生必须以华文为根底，以圣道为准绳。儒书既通，则指授西文，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此次挑取学生，非华文精通义理明白，根基已立者，断不能收录”。{12} 上述规定都说明清政府十分重视学生汉文能力的培养，将汉文的学习作为了学生学习的最主要科目之一。
      除了注重汉文的能力的培养外，清政府还十分重视学生思想的教育，要求学生尊孔重教。1902年8月15日“壬寅学制”颁布。《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十九节规定：“凡开学散学及每月朔，由总理、教习率学生诣至圣先师位前行礼；礼毕，学生向总理、教习各三揖退班”第二十节：“每岁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皇后千秋节，至圣先师诞日，仲春仲秋上丁释奠日，皆由总理、教习率学生至礼堂行礼如礼。”清政府认为“欧美日本所以立国，国各不同，中国政教风俗亦自有所以立国之本”，因此，“所有学堂人等，自教习、总办、提调、学生诸人，有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显相违背者，查有实据，轻则斥退，重则究办。”{13} 同样，《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堂规也要求学生“一律遵奉《圣谕广训》，照学政岁科试下学讲书宣读御制训饬士子文例，每月朔，由总教习、副总教习传集学生，在礼堂敬谨宣读《圣谕广训》一条”。{14}
      对此，张之洞这样解释：“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 {15} 1904年，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对办学宗旨的阐述更为明确：“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材，慎防流弊之意”。{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