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四、“类基督教”邪教的共同特征
      基督教的异端或邪教现象，古已有之。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当前中国的“类基督教”组织、说教及其非法活动，主要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首先，“类基督教”或“傍基督教起家”的邪教组织，从其类型上看，往往有着“唯信仰论”或“信仰至上论”的观念特征。
      通过强调对“神”的至上信仰，在重新建立教会组织上具有较强而自觉的追随性，传教工作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如韩国的 “统一教会”（全称“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 是文鲜明于1954在韩国创设一个典型的“类基督教”组织。1950年代后期，文鲜明移居美国。在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有着重要影响，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其活动。“全能神”与“统一教”最外在的共同之处，都是“傍基督教”而起家，成为“类基督教”的邪教组织。
      其次，从教义思想上看，“类基督教”邪教组织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原理主义”、“信仰主义”，即强调对原理、信仰的根本认同，强调对教主的绝对顺从，把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观念与对教主的绝对迷从高度结合。
      “类基督教”组织大都有其“神学经典”。如“统一教”的，“全能神”的《话在肉身显现》、《东方发出的闪电》、《神在宝座的发声》等等。这些依傍传统基督教而出现的组织，大都具有源出于“福音主义”的强炽的传教使命感，无不致力于扩展其组织的影响，大有取代传统基督教组织之势。“类基督教”邪教组织之所以“类基督教”，很基本的一点就是强调“上帝的启示”或“神的启示”，属于一种“启示宗教”或“天启宗教”类型，而不是中国传统宗教的“教化宗教”类型。这些“类基督教”的邪教组织，既极其偏颇地强调人的罪恶性，同时又高抬“神”的完美性与超能力，通过贬抑人性的罪恶来主张神的超越性，因此，大都表现出反人类、反文明的基本倾向。
      再次，“类基督教”的邪教组织，在组织方式与政治理念上，往往表现出与共产主义思想的组织对抗性与政治对立性。因此，大都具有反动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共同特征。韩国的“统一教会”，其“创教”初衷即为“胜共联合”，以所谓“基督教化信仰”对抗共产主义。痛恨共产主义学说，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死敌，这可以是“类基督教”邪教组织的一大共同政治基础。“全能神”邪教则公开以中国共产党为直接敌手，叫嚣灭绝“大红龙的统治”等等，同样是其中的典型反映。
      第四，“类基督教”邪教组织，往往宣扬、强化对“教主”的绝对忠诚、信从与追随，对于异己者则严加惩治，实施严酷洗脑的精神控制。
      在行为方式上，既然淫棍也是对神的忠诚的表达，那么邪淫则可以是对神的信奉的表示。大凡“类基督教”的邪教组织及其非法活动，总是通过败坏宗教风气，进而败坏社会风气，对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有着直接、甚至致使的冲击性影响。
      如韩国的统一教向来就有“淫教”的恶名，一直为许多非政府组织所谴责，甚至成为一些国家法庭的常客，骂名不断。“类基督教”邪教组织“道德上的败坏”，也是其严重社会危害的表现。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组织往往不择手段地拉人入教。“全能神”也不例外。它借用各种关系，以各种方式进入各派教会内部，进行摸底。其成员每当进入别人的家里，总是先表现出超常的爱心，博得别人的称赞和信任，然后就拉人下水。被引诱者一旦加入“全能神”犹如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如果有人比较警觉，想了解他们的身份，他们要么隐藏，要么报个假名及假地址来迷惑人。用说谎话来欺骗人，可见他们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还谈什么人格、道德和尊严。这些组织不仅利用金钱、物质诱惑人，致使一些人坠入异端，更卑鄙的是用色情手段引诱人入教。倘若是男性，就以女色勾引；倘若是女性，就以男人强逼，迫人入教。所有这些种种行径，无不可以看出他们在道德上极其败坏。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根据不同的宗派，采取相应的手段引人入教。加入“全能神”的人要绝对地顺服并效忠于“女基督”，要求人全身奉献，不要家庭，不要婚姻、儿女，钱财全部奉献，青年人都要弃家外出传扬他们所谓的“女基督”。若不顺服，就受到威逼，恐吓，甚至遭受毒打。这些被“闪电”所引诱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第五，“类基督教”邪教组织往往具有推崇“全能神”及其组织活动的地下性，使其无时不刻不面临着政府组织的挤压，同时又有着自身的“宗教经验”，这种外在环境与内在经验的冲突，使暴烈的改变，怀有一种强烈的改造感，而这种现实的改变逆境，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运用更具有实践特征的仪式方式。为了配合仪式上的改造，它们必然要夸大其组织与合法教会机构之间的差异性和对立性，鼓吹“无教会论”或“反教会论”，为其活动、思想观念提供辩护。
      “呼喊派”、“全能神”等“类基督教”的邪教组织及其活动，其实就是通过对教会的强力颠覆而达到对政府体制的颠覆。“无教会主义”在日本等东亚国家，经历了较长的演进过程，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思想理论。随着传统基督教内部不同利益关系的不同变化，具有一定的比较意义。
      从基督教演进的历史上看，“教会无用论”、“传统教会不合时宜论”乃至于“非教会论”、“反教会论”等等思想观念，都是对传统基督教（特别是新教）组织的一个重要挑战，只不过新教意义上的“教会无用论”所面对的是中世纪传统的天主教会。而现代意义上的“无教会论”所针对的却是“新教会”本身。在基督教新教看来，个人性的灵魂得救，可以不通过或借助于天主教会组织，这种“后基督教会”(指马丁路德以来的基督教新教)思潮，对于基督教类型的“宗教更新运动”有着较大的影响。
      包括三自教会在内的中国基督教组织正在受到挑战，这种情况的存在，基督教会组织本身固然需要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神学思想建设。既然“全能神”邪教组织及其成员对于教会组织极怀反感，又如何才能借用基督教的方式而驱除信仰的迷雾，这正是合法教会在防范、处理“全能神”邪教成员活动和现实帮教工作中的一个二难问题。
      由于“全能神”采用全面改造的极端行为，借鉴了包括“呼喊派”在内许多“类基督教”异端教派的传教方式，目标明确，针对性强，注重实践效果、因此，对当前中国基督教的格局及其活动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进而对当地教会甚至社会秩序发生一定的影响。
      第六，“类基督教”邪教组织作为“基督教改信”的典型组织，既有其传统基督教改信类型的某些特征，更有着中国基督教改信组织的特点所在。
      从传统基督教（此指“新教”）的教义思想来看，长期激烈而紧张的冲突环境，使从“全能神”邪教组织“脱呼喊派”的演变轨迹来看，也可以探寻其中的一些印迹。
      宗教社会学认为，“全能神”出于自身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现实环境，顽固认为其绝对利益的被彻底剥夺，从而引发甚至加剧了“类基督教”组织与教会的对抗，而政府的定性打压则促使其与政府的对立。这是“类基督教”的邪教组织及其活动的内在结构性动因。
      对于教会组织的结构分析，“类基督教”邪教组织与官方教会的对抗性结构，及其与社会政府的公开对立，决定这些组织的结构性具有动力源。这种理论上的描述，也许有空洞之嫌，但结合“全能神”邪教组织及其相关活动，就会看到上述理论描述的合理性。
      我们应该看到，“类基督教”邪教组织，往往较能适应传教环境的变化，有着较强的组织调适机制，“全能神”组织中许多针对性的“工作策略”，正是这种组织调适性的方式体现。“类基督教”组织像传统的基督教组织一样，具有一定的等级性。等级越高者通过对“神话”的理解力的不同，成为更能掌握“神话”者。因此，这些人就相应地具有更多的“解释权”。这种“话语解释权”在实践中可以转化为更强大的“行政权力”或“控制力量”。这种实践中的“强权”甚至会影响到末世审判的最终结果。这些掌握“神话解释权”的神棍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下层成员则深受其精神与行政的双重控制。于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全能神”组织活动中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违法活动方式，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何这些相对“强权者”能够如此为所欲为。
　　通过持续而强制性的洗脑后，普通成员完全被剥夺了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一切生命权力，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加之这些成员往往文化层次较低，迷信心理较重，缺乏自主思考的能力。
      此外，有些成员则充满了政治投机心理，强化对政府体制的不满情绪，成为与政府对抗的力量，同样需要借“全能神”的组织力量，以达到其最不可告人的政治颠覆目的。
      至于受到“灵性主义”观念影响，以获救为终极的宗教追寻，可以满足其传统神学说教的挑战心理。如“全能神”邪教在《宝座的发声》中称，对于基督教的“实际信仰”来说，其根本就在于“神的发声”的现实性。声称：“神如果只在天上说话发声，不实际地来在地上，人还是不能认识神，只能有空洞的理论来传说神的作为，并不能有神的话作实际。神来在地上主要是为神得着的人立一个标杆、作一个模型，这样，人才能实际地认识神、摸着神、看见神，才能真正被神得着。”这段话表明了“全能神”的三层含义。首先是“神”不在天上发声，而是在地上（亦即是在人间）发声，这层含义可称之为“全能神的属世性或人间性”，即“全能神”在人间“经营”。第二层含义，可称之为“全能神的可认识性”，从而为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创造了可能。第三层含义，可称之为“全能神”的属世性，强烈暗示神就在人的中间，把基督的中保形象直接置身于人们中间，有着鲜明的亲临性。
      在上述“全能神”的多重涵义中，其强调重点正是在于神与人的实际关联。这种关联，主要表现为人的作工与神的工作的密切关系。
      “全能神”的诸多涵义，往往被理解为“神的实际存在”。这里所说的“神的实际存在”，当然是神第二次成为肉身的“女基督”形象。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神的实际存在”还有一种更为关键的涵义，却是指“神通过话语而实际存在”。事实上，对于讹传中的“女基督”，几乎没有亲眼见过或接触过，都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然而，那些白纸黑字、大量印发的“神的话语”，却可以成为人们与“神”交通的直接媒介。因此，“全能神”必将更多地强调“神的话语”来灌输“全能神”的能力，加强“文字传教”，大肆宣扬“国度时代就是（神）的话语时代”，也就理所当然之事了。
      “国度时代即话语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通过霸占“（神）的话语”的解释权，从而提高并巩固带领者的权威性，更为其谋取邪恶利益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全能神”内部总是如此龌龊不堪了，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邪教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