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辨是非(9)

时间:2014-01-07 03:06来源: 作者:申振钰点击:次

1981年 8月10日，在全国科普报刊、广播、电视学术年会上，作了《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的讲话。其摘要发表在1981年9月10日的《科学报》和《科学大观园》1981年第3期上。 1981 年 8月以后，为了反击人体特异功

1981年8月10日，在“全国科普报刊、广播、电视学术年会”上，作了《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的讲话。其摘要发表在1981年9月10日的《科学报》和《科学大观园》1981年第3期上。

1981年8月以后，为了反击“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热潮，除了《人民日报》旗帜鲜明地发表一篇篇署名文章和用“内部简报”的交流方式，批评“耳朵认字”之类的“人体特异功能”外，上海的《文汇报》和北京的《中国青年报》，成为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佼佼者。《文汇报》开辟了《向科学进军》副刊，《中国青年报》开辟了《科普小议》和《长知识专栏》，刊登了大量的批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文章。此处列举从1981年8月至1982年初，两报所刊登的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若干篇文章。

1981年8月29日，《特异功能和特殊技巧》，《中国青年报》——薛延。

1981年9月21日，《不准给鬼魂穿上科学的外衣》，《文汇报》——钱维华。

1981年10月31日，《‘人体’特异功能纵横谈》，《中国青年报》——袁一志。

1981年11月10日，《这是在宣传什么？》《文汇报》——孙文质。

1981年11月24日，《破除迷信，警惕伪科学》，《中国青年报》——赵之。

1981年11月30日，《从占卦棒到‘人体感应探泉’》，《文汇报》——程伟礼。

1981年12月5日，《汉武帝与特异功能》，《中国青年报》——明道。

1981年12月5日，《宗教宣传怎么到科普杂志上来了？》，《中国青年报》。

1981年12月7日，《尤里·盖勒出了风头之后》，《文汇报》——张利华。

1981年12月19日，《在玻璃瓶子面前——‘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目击记》，《中国青年报》——邓伟志。

1981年12月19日，《要唯物地研究人体科学》，《文汇报》——邓伟志。

1982年1月30日，《鬼魂附体的‘科学’》，《中国青年报》——滨生。

1981年9月9日至21日，“中华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暨首届学术交流会”在河北保定召开。这个中华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就是1979年3月在北京成立的“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更名后的气功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气功师、气功科研工作者和有关单位代表120余人参加会议。吕炳奎出任理事长，冯理达、陆祖荫、林中鹏、高鹤亭、欧德士任常务理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气功研究会章程》，大会宣读44篇论文。

1981年9月15日，国家科委副主任给中国科协领导写了一封信。敦促中国科协，应该严肃地研究一下“耳朵认字”问题，并提出为了彻底揭露“耳朵认字”只不过是魔术，不妨由中国科协出面，邀请有关专家参加，拟定一个严格的科学实验方案，保证实验的科学性。

1981年9月，在长沙召开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大会。ΔΔΔ在会上作了《对待人工智能和人体特异功能用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的讲演。他指出，“‘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是一门伪科学，不但不应该支持，而且要坚持反对。”

1981年10月4日、10月28日，ΔΔΔ针对云南省科协领导下的《奥秘》画报，1981年第4期上，对迷信进行公开宣传，两次写信给中国科协领导，指出“鬼魂”宣传不是孤立的，它是两年多“耳朵认字”这类“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产物。

1981年10月5日，针对ΔΔΔ连续发表批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文章。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写信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批评ΔΔΔ，“把‘人体特异功能’扣上迷信、骗术、反科学的帽子是主观的、不科学的，是机械唯物论的表现”。在信的最后还指出，“现在苏美正在制造假象，尽量使人不相信，目的是保密。而国内主观唯心论者，正在反对。ΔΔΔ这样武断，要闹笑话了，要上当了。”

1981年10月9日至10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召开了“尊重科学，弄清真相”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座谈会。会上，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发起建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这个联络组，由ΔΔΔ倡导，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罗伟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钟林三位同志负责。开始只有邓伟志等一、二个同志在ΔΔΔ办公室负责搜集情况，编辑资料。后来把办公机构设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其任务就是调查研究、组织测试、出版刊物。办公室的工作就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部申振钰负责。“联络组”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四川医学院对于“特异功能”儿童测试所作的10多个小时跟踪录相带，编辑成了50分钟的简略版送中央领导了解“耳朵认字”真象。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说，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两个组织，并分别有两位头面人物，即当时被人们称为的“大科学家”和“大学问家”的支持，并有两个内容完全不同的内部刊物。即当时人们常说的“两个组织、两个刊物、两面旗帜”。

1981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写信给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澄清社会上对该研究所所长潘菽教授，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看法的歪曲报道，指出，潘菽不相信“耳朵认字”。1982年3月14日，潘菽写信给ΔΔΔ同志，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的大肆宣传已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搞得到处都是乌烟瘴气。你出来加以批判抵制，我完全拥护”。

1981年10月，由美藉华人马淑英牵线，由美国超心理学家克里普纳·吐兹、普索夫和塞斯布鲁克学院学生组成的旅行团，来中国考察“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他们分别在北京、上海、西安观看了十几名特异功能儿童表演。其结果，是相当令人失望的。除发现一些孩子作假，他们得到的印象：就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当粗糙的。对这一次国外的考察，国内新闻媒体没有作什么报道。

1981年10月至12月，兰州大学单嘉量、韩波等人对兰州市5所小学，完成了2832名少年儿童的32840个样本数的测试，否定了北京大学陈守良等提出的“特殊感应机能”普遍性的结论。

1981年11月4日，ΔΔΔ给冯德培、过兴先、潘菽同志写信，希望中国科学院有更多的同志参加揭露“耳朵认字”的工作。

1981年11月4日，ΔΔΔ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暨首届学术年会”上，作了《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的演讲。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灵学是一门伪科学，是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严肃批评过的，它同自然辩证法是不能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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