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辨是非(2)

时间:2014-01-07 03:06来源: 作者:申振钰点击:次

1979年 5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篇反对：耳朵认字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教育家叶圣陶写的。题目是：《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报道》。他在文章中指出：耳朵能听字，稍有科学常识和唯物观点的人决不会相信，这种

197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篇反对：“耳朵认字”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教育家叶圣陶写的。题目是：《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报道》。他在文章中指出：“耳朵能听字，稍有科学常识和唯物观点的人决不会相信，这种荒诞的新闻本来值不得驳斥。可是这条新闻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文章的最后呼吁：“能从这件事取得教训，确信这样胡搞是不行的，至少要学一点科学知识，学一点唯物主义，才能切切实实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对四化有所贡献。”

1979年5月18日，《上海科技报》发表了《‘耳朵认字’是一种魔术》的文章。文章中指出：“最近一些地方传出消息，说‘发现’几个能用耳朵认字的儿童。我们认为这是毫无科学道理的。”

1979年5月，此期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祖甲和叶圣陶的文章后，只几天的功夫，就收到全国各地200多封来信。从来信和电话中，可以看出“耳朵认字”在当时，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人民日报》科教部和群工部，把这些反映进行整理，以《情况简报》和《群众来信摘编》的方式进行交流。其中的内容摘录如下：

“自从《四川日报》发表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的消息之后，全国陆续‘发现’一批能用耳、鼻、手指、脚趾、胳肢窝、胃、前额认字的奇异人物。据国家科委统计，从3月14日至5月5日全国12个省报来20名。其中省级科委报来2名，地市级科委上报的4名，县级科委上报3名，基层单位推荐3名，个人反映8名（据我们了解还不止20名，比如北京已“发现”4、5名，尚未统计在内——编者注）。这20名中，9~15岁的14名都是在校学生，20岁至30岁的5名，40岁的1名。其中最新奇的是有人可以把写字的纸团吞进胃里，然后再抓另一个纸团放在耳朵上听，同时把两个纸团上的字都认出来。”

“所谓用耳认字完全是违反科学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四川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新华社、《光明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的同志，分别对一些儿童进行测试，证明完全是弄虚作假。天津和石家庄有2名被测试的人，本人也承认这不过是魔术。”

“认为文章中批评某些领导同志很有必要，意见很中肯，希望报道耳朵认字消息的报纸，能接受教训，引以为戒。”

“《人民日报》的文章尖锐地批驳了耳朵认字的奇谈怪论，澄清了问题，看了非常痛快。”

还有的来信和电话，揭露“耳朵认字”的表演，不过是我国濒于失传听字的一种魔术小艺。

这类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人，在当时是少数。而大部分的来信和电话是指责甚至谩骂《人民日报》的。这些来信与电话，绝大部分是用他们观察“特异人”表演的“眼见”，驳斥《人民日报》的报道“不符合事实”，“用官方发言的方式堵人家的嘴”，“欺骗舆论，窒息科学”，“以权威人士压人”，“用假科学代替科学，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铸成一桩新‘冤案’”，“一副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架势来教训人”；还有的甚至谩骂《人民日报》“是国民党报纸”，“与林彪‘四人帮’的作法毫无二致”。

1979年5月25日，5月31日《四川日报》编辑部向四川省委宣传部作了两次检讨。

1979年6月2日，《人民日报》以《四川医学院的调查证明，四川一个小学生‘用耳认字’是假的》为题，发表川医的调查报告。

1979年6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关于“耳朵认字”的宣传，作了自我比评，并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打了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表示“川报发表耳朵能认字的消息是我同意的，这是草率的表现，应该由我负责任，报社和下面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这一段话说明，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耳朵认字”的省级领导，杨超同志是第一人。至此，本来可以停止下来的荒谬宣传，却又被海外的人给鼓动起来。使事情并未就此完结。

1979年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香港人士李学联写给大陆“特异功能”研究者的一封信，题目是“以耳认字，未必荒谬”，直接批评《人民日报》发表祖甲的文章，指责祖甲和某些部门领导人对西方的超感官知觉（ESP）和特异致动（PK）研究所知甚少。这是由海外来的第一个介绍西方“特异功能”研究的材料。并煞有介事地告械，“国人之领导，如此缺乏科学常识，怎能带领群众为四化奋斗呢？”在信的最后还希望中共官方“在对科学问题作出任何结论之前，态度更科学一点，对于不明白的事物，不妨持怀疑态度，不要过于武断。”

李学联的信很快被大陆“特异功能”研究者广为传播，于是“耳朵认字”的风波又掀高潮。在6月18日前，在舆论的批评和行政的干预后，唐雨得了一场病，“耳朵认字”的功能也有所消退。但李学联的信不仅批评了发表祖甲文章的《人民日报》以及持反对态度的科学家及政府官员，还把西方的超心理学（Parapsyekology——研究ESP和PK的一门学科）介绍到中国来。这就给大陆的研究者们注足了勇气和信心。于是从1979年7月起，又掀起了一个宣传“耳朵认字”之类特异功能的热潮。但就在这时，种种批评“耳朵认字”的宣传，也在不断冲破种种阻力，发表出来。如：

1979年7月7月，《人民日报》《当心以‘科学’的名义……》石工；《不科学的科学报道》，《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只不过是‘魔术’》，《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2期；《耳目不能易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耳朵能听字吗？》《广州日报》1979

年10月29日。

1979年7月，上海《自然杂志》派人到北京测试特异儿童王强、王斌两姐妹，在罗冬苏等人的陪同下，对王强、王斌作了3次测试，每人辨认12个试样。王强完全成功3次，部分成功7次，未成功2次；王斌完全成功5次，部分成功6次，未成功1次。就是这个成功率很低的测试实验，仍然以确信存在人体生理机能的奇迹，于1979年9月份，在该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由记者采写的《非视觉器官图象识别》观测报告。

1979年7月10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了“气功科学研究汇报会”。参加汇报会的有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和卫生部、国家体委的有关人员，北京、上海、广东、广西、湖南、青岛等地的气功师、硬气功师、专家教授、科研人员共50余人。会上方毅、耿飚、陈慕华副总理，谭震林副委员长以及各方面领导魏文伯、秦基伟、钱信忠、王猛等听取了汇报，观看了气功师发放“外气”的物理效应和“硬气功”表演，谭震林、方毅在会上还作了讲话。改革开放以后，有这么多的中央领导参加一个“专业性”的会议，这无疑对后来的“气功大潮”是会发生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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