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于光远在《百科知识》第1期上，发表了《唯灵论·心灵研究·超心理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文章。于光远建议，把这些条目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卷中。
1982年初，于光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发表了“PSi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指出：“Psi（超心理现象）根本不是事实。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是一门伪科学。我国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就是PSi的变种。超心理学不是科学，在我国科学工作中不应有其地位。”
1982年初，于光远的“消除哲学教学中的不良影响”，发表在《教学与研究》第二期上。就发生在1980年和1981年，“人体特异功能”进入辩证唯物主义阵地的情况，进行批评。这一批评状况，以“1981年我国哲学战线上的一件重要事情”为题，作了总结，被收入到《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
1982年1月5日至11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物理专业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昆明、哈尔滨、西安、合肥、南宁、长春、太原、南京、贵阳、泉州、重庆、通辽和长沙等地的26所大专院校、16个研究所和单位的科研人员共80余人出席了讨论会。会议共收到论文30余篇，在大会上交流了17篇。
■■■、赵忠尧、梁晋文、陆思佳、杨龙生、彭天根等教授应邀先后出席了会议，并发了言。张震寰、聂春荣、吕炳奎、刘昌、高占杰等领导同志，也多次到会。
1982年2月6日、2月15日，张震寰写信给李昌、于光远，对于他们发表不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和讲话，提出批评。
1982年2月10日，《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报道，著名科学家周培源1981年9月15日在上海一次座谈会上谈关于人体特异功能。他说，“我看过一次特异功能表演，有的地方就把我看表演的事加以宣传，说我信。《人民日报》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要解释一下。那次是云南来的4个孩子表演。其中一个口中念念有词，杯子中有了一朵花。这朵花不是北京的，而且修得很整齐。一朵花怎么可能到水杯中来呢？同我一起看的还有裴老（裴丽生同志）、述周（刘述周同志），他们也同我一样，都不相信。还有什么意念作功，我也怀疑。有人说那些东西可治癌，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意念是主观的，规律是客观的。如果说我想要什么东西，就会到我口袋里来，公安人员还怎么做工作？有人提出要成立全国性的特异功能学会。这个问题，我看要慎重。科协不能接收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人会。科协要对维护科学的尊严负责”。
1982年2月19日至20日、，据安阳市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报告安阳5名特异儿童进京表演“特异功能催化植物生长”，均获成功。报告称，催化果实：青果变熟果、枯黄果返青、熟果转枯黄、嫩绿转干红；催化树叶：由枯黄转绿、由嫩绿转黄。报告的最后称：根、茎、枝、叶、花、果等生物组织的颜色、形态、性能等生长情况，都能随特异人“意念功能”进行催化和逆转。
1982年2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洪潮生教授写信给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对于要召开“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我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是科学与迷信的区分问题，用不着什么调查研究。如果对‘耳朵认字’、‘人眼透视内脏’、‘意念移物’等荒诞迷信的东西，还要组织测试，是太可笑了”。“严重的是，本该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科学的一些中央宣传机构、报刊竟也对于迷信毫无抵抗力”、“我希望中央能严肃看待这种情况”。
1982年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办科学报告会。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主席团执行主席、李昌主持会议并讲了话。随后由于光远作了《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
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会，发表了《两年来“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简况》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语。明确的表示“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
1982年3月3日，张震寰亲自主持对张宝胜“耳朵认字”特异功能的测试。伍绍祖也去观看。当时张震寰希望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曾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的伍绍祖能对上层做些工作。伍绍祖没有辜负张震寰将军的期望。在看完表演后，给当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封信。信中表述了他对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的震惊，并颇有感触地写下了这样的话：“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里略坚持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根提出基因论，都遭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新说的人甚至丢了性命，如布鲁诺……。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以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往往是科学跃进的先声，一旦被发现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伍绍祖公开亮明了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可以把这个日子定为伍绍祖的出山日。伍绍祖是继杨超、张震寰之后，第三位对推动“特异功能”研究、传播起重要作用的政府要员。
1982年3月，由于《人民日报》于2月25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2月24日的报告会，并加了编者按，激怒了支持“特异功能”的某些领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指责科委对特异功能口诛笔伐，要求科委公开作自我批评。3月5日，张震寰又给《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提出，“你们已写了‘赵王鼓瑟’，我们要求也登‘秦王击缶’。这我们已屈‘尊’了”。
1982年3月13日至15日，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浙江、安徽、河北、甘肃、黑龙江、福建、山东等十个省、市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6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到会讲了话。心理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徐联仓、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洪潮生、北京医学院生化教研室教授王志钧、首都医院眼科主任胡铮、首都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邹鲁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李佩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感官生理专家江振裕、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上海科技出版社副社长姚允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叶至善、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章道义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提出严肃批评，而且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五项任务：（一）加强组织工作；（二）进行社会调查；（三）组织测试工作；（四）加强宣传工作；（五）开展灵学史的研究。会后，由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生理所、国家科委、中科院研究生院、兰州大学生物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组成两个测试组分赴南、北方，对著名“特异人”进行测试。
1982年3月24日，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写信给王任重。对于光远反对“耳朵认字”提出批评，信中说：“人体特异功能”应用很广、特别是对国防将产生很大影响。认为于光远同志的观点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对当前研究工作是有阻力的。
1982年3月25日，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写信给胡耀邦。批评作为科学工作领导者的于光远和李昌对“人体特异功能”横加指责，采取粗暴态度，不利于我国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2年3月25日，《科学报》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会”进行了报道，指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是违背科学的”。
1982年3月25日，《科学报》报道了著名科学家张香桐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批评。他以“闹剧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为题，发表了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批评。他说，“从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目的等几个方面来看，很像国外一些人所提倡的‘超感觉论’、‘旁门心理学’和‘灵学’。不要听他们说得那样神乎其神，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那些东西，在国外是吃不开的。科学家们认为，那不是科学是灵学。”
1982年4月5日，张震寰写信给中科院心理所所长潘菽，对于潘菽于1982年3月14日给于光远的信中所指出的“‘人体特异功能’的大肆宣传已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搞得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说法，提出批评。
198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张震寰3月份给胡耀邦的来信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
198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不要在报刊上宣传和批评人体特异功能通知”的中宣发文[1982]14号文件。《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行“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现通知你们，请各地区、各部门注意掌握。
中央宣传部
1982年4月20日
1982年4月28日，中国科协以（82）科协发字119号文件，转发了中宣部的《通知》。
1982年4月至6月，根据3月份召开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会”的决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派出虞积生带队的调查组赴河北、黑龙江、安徽对特异人员于瑞华、牟风芹、黄红武进行考察测试。考察结果表明，牟风芹的“耳朵认字”；于瑞华的“透视”功能是没有的。安徽的黄红武拒绝测试，没有结果。
1982年4月至7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在北京师范学院组织了几个省的联合测试。这次测试，虽然仍然是在信仰者中间进行的，但仍然发现“3名受试对象作假”，甚至“某些在严格情况下确证有特异功能的受试者，也发现有作假行为”。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在测试报告中，仍然这样做结论：“联合测试提供的例证表明：‘耳朵认字’，这种人体特异视觉功能，‘特异转运’、‘特异书写’、‘突破空间障碍’等人体特异致动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极不严肃的科学报告。
1982年5月1日，王任重在自己家中观看“特异人”小王、小周表演，并就中宣部4月20日的通知谈了自己的看法。王任重同志讲：“中宣部文件主要是制止争论。对于实验报告和论文，你们可以继续发表。内部通讯、交流更没有什么问题了。”
1982年5月5日，■■■同志给时任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郁文同志写信。对于中国科协4月28日转发中宣部的《通知》的内容，提出质疑。信中说：
“中国科协4月28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即发排的5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判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
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1982年5月，《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报道，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副主任马大猷批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一段文字。马教授说，“耳朵认字这类东西，一百多年前，就有人搞了，外国的恩格斯，中国的鲁迅都批评过。我看科学界和科学家都不要介入这个事情。一些领导科学方向的同志起作用，甚至大力宣传，也有些半信半疑的，因而助长了这股风。我想现在应该更关心一些对我国四化建设有直接影响的事业，把大家的精力引导到这上面来，是更为重要的。”
1982年5月13日，胡耀邦同志在看到了■■■给郁文的信之后，又作了一次批示：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条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和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去阅读和继续探讨。”
1982年5月14日、5月18日，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分别写信给胡乔木和胡耀邦，对于中宣部14号文件所述“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也不批评的提法，持不同意见。
1982年5月28日，于光远写信给胡耀邦，就■■■1982年5月5日给郁文信的内容，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提出了五点看法。（一）■■■同志说有假的、有骗人的。那就应该揭露；（二）■■■同志说，“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但没有说哪些人的哪些功能是“真的”；（三）“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直接违反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四）“人体特异功能”不能成为科研方向；（五）对“人体特异功能”建议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这样的科学领导机构和学术权威机构，负责作出科学的结论。
1982年6月8日，由申振钰带队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家科委、中科院研究生院、兰州大学生物系组成的调查组赴云南对“特异人”进行测试。云南大学以物理系综合实验室主任罗新为首的人体特异功能组，从1980年4月就开始诱发“特异致动”的人体特异功能，并于7月初获成功，于是就在媒体上频频报道。其实验报告“人体特异功能力学效应的初步测定”，发表于1981年5月的《自然杂志》上。称已在“特异人”孙莉萍、李晓燕、陈蕾、杨丽等人身上诱发出：凌空飞物、拨动钟表、折断树枝，使花蕾快速开放，并又能还原成花蕾。这些“奇迹”不仅通过媒体传播，而且到处表演。到北京给中国科协的领导表演后，就到处宣传周培源主席相信特异功能。调查组去云南，就是想调查云南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意念致动”的“成果”。但因受到种种阻力，经过近一个月（6月8日至7月1日）的交涉，终因未果返京。
198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问题”的第二次通知，以中宣发文[1982]24号文件的形式，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总政宣传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重申了今后在报刊上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的“三不方针”。
1982年6月26日，中国科协以[1982]科协发字170号文件，转发了中宣部的《通知》。
1982年7月，人体科学科研人员在京召开座谈会。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的部分常委参加了座谈会。■■■、张震寰、聂春荣参加了座谈会并讲了话。
1982年7月，《北京文学》发表了作家柯岩的长篇报告文学《癌症声死亡》，报道了郭林气功抗癌的奇迹。这个报告文学奠定了“气功作家”出现的基础。
1982年8月16日至21日，受国际超心理学会（Par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邀请，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陈信、梅磊两位教授参加了在英国剑桥召开的国际超心理学第25届年会暨国际心灵研究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中国》报告了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情况，指出把气功、中医理论和特异功能研究结合起来，使之逐步纳入现代科学研究的轨道，是中国特异功能研究的特点，并表示对这一前景充满信心。
1982年10月16日至20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四川、云南、内蒙古、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筹委会常委、委员（或代表）共28人，列席代表7人参加了会议。张震寰、■■■、赵忠尧、聂春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教授发表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97”的演讲。指出，“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的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这一段话，继续鼓舞着“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继续奋斗又近20年之久。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中，更进一步明确，要加强科研队伍的建设和“特异功能”的进一步开发。事实上，中宣部11982]24号文件的“不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后来被概括为不宣传、不批评也不争论）的三不方针，实际上丝毫没有禁住“不宣传也不介绍”的最重要的第一条方针。之后的近20年，“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势头，并没有丝毫的减弱。“特异功能”的研究，以一种新的形式一“气功外气”，仍然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所里进行着，所谓的实验报告不断地发表出来，甚至是以整本整本的著作出版发行。那些以“气功大师”的名义冒出来的“特异功能人”层出不穷。这类宣传神秘现象、特异功能、神魔鬼怪、看相算命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80年代中期至1999年，就有上千种。其中仅看相、算命、看风水的就有225种。相反，“不批评，也不争论”这两条，真的实施得{艮好。截至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前，几乎没有敢直接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问世，就是批评“伪气功”的声音也是很微弱的。
1982年10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通灵人”尤里·盖勒的真相》一书。第一次向全国报道了震惊欧美，被称为“科学界水门事件”的以色列魔术师打着“特异功能”招牌行骗于欧美大陆的事实真相。但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
1982年，《气功与科学》在广州创刊。
1983年3月11日，在北京、四川、上海、新疆、福建、浙江、陕西、广东、山西、安徽等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以“耳朵认字”发源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5周年。
1983年3月14日，■■■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作“关于科学道德”系列报告的首场报告。之后，每隔一周或两周便到507所做一次报告，截止至1987年10月5日，一共作了一百多场报告。其内容涉及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系统科学、气功、中医、特异功能、开发人体潜能、科学革命等诸多方面的领域。这些报告后来被整理成一本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谈》，由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这本书对人体科学的研究影响很大。
1983年3月30日，《文汇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香桐的文章“对大脑研究的哲学思考”，批评“特异功能”宣传的所谓第六感官、第七感官的谬论指出，“耳朵认字”不仅仅否认了感觉器官所具有的专门功能，否认大脑思维的一般规律，这是个自然科学的问题。张教授进一步指出，要科学地回答“耳朵认字”的挑战，不仅需要脑科学知识，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到这篇文章后说，“我看这位老科学家有点跟不上时代。”
1983年4月，在云南省昆明召开了“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来自2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lOO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宣部下发[1982]24号文件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宣传的又一次大型活动。
1983年5月，按着1982年10月16日召开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的决定，继续“认真办一个严肃的科学刊物，以发表实验报告、科学论文为主”。由上海《自然杂志》负责筹办，经过他们的努力，经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上海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人体科学是最高科学，是高技术中的高技术，是高技术的平方”。此时的《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停刊。
1983年6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了“量子物理与人体科学讨论会”。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科研工作者参加。■■■、赵忠尧、杨龙生等参加会议。
1983年9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四次委员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会议增补了陈信、陈守良和朱润龙为筹委会常委会委员。
1983年，《中华气功》在北京创刊。中科院院士钱伟长在同杂志编辑部人员谈话时指出：“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也没有包治百病的东西，也没有万能的东西。科学是各种事物在发展与进步中互相促进的。科学是没有顶峰的。宣传气功也一样，应该留有余地，不要有迷信。”
1983年，由马济人编著的《中国气功学》出版。这是第一部集气功概念到理论、气功发展史以及各种功法门派的一部较全面的具有工具性质的著作。该书从出版到1988年，共印行5次，总册数达30余万册。之后，以工具性书刊出版的气功书不下十部。这里列举部分书目：《中华气功学》、《中国气功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学》、《中国气功养生学》、《气功学》、《中国气功心理学》、《中国当代气功全书》等等。
1984年2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一个气功学术会议上作报告，题目是：《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他说：“搞这个事业很不容易。但我们相信，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就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如果搞得好，这场革命在21世纪就会到来。”他认为，不能把人体科学“单纯地看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活动”。这是模仿《共产党宣言》，把人体科学比喻成共产主义运动。并提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周围世界。要坚定，但是不要莽撞，这实际上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斗”。
1984年3月，在成都、重庆、北京、上海、太原、芜湖举行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5周年纪念大会。
1984年6月15日，陕西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筹）向省科协申请，创办《气功天地》作为陕西省气功研究会会刊。不料，这个会刊很快被号称为“关中汉子”的气功骗子郭周礼篡权，并在1985年将其改名《气功与体育》。这个杂志虽然在陕西创办，是个地方杂志。但在郭周礼的运作下，很快成为一个在全国气功界颇有影响的杂志。
1984年7月，《重庆工人报》发表了敖大伦写的《神医·神话·现实》的长篇报道，把在四川绵阳中医学校任教，因搞封建迷信活动被取消处方权，沦为江湖郎中的严新，用当时享誉中外的海灯法师弟子的包装装扮起来，于是一个神医、神话的现实被呈现出来。他的遥控治病被吹捧成：诊断正确率达95％，治疗显著率达65.8％，即刻见效率达42％。这篇文章可以被称为“严新大师”的出山代表作。之后，严新的名字，享誉海内外，严新的“奇迹”更是中外罕见。严新是中国神怪气功的第一个出山者，因此对他的吹捧和他的知名度，铸成了中华大地上最耀眼的光环。仅严新一人的“神迹”宣传，从他出山的1984年到1990年，仅6、7年的时间，他的专著就有10几种之多。如《瑰宝之光——严新与气功》，工人出版社出版；《中国超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超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奇入神功》，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严新气功现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当代科学新天地——严新气功介绍》，新华出版社出版；《严新气功导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严新在北京》，成都科技出版社出版；《严新功法故事》，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严新与严新气功画册》，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严新气功》，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严新传奇》，花城出版社出版；《气功和传功要领》，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神奇的气功与特异功能》，吉林出版社出版；《中国气功新星——严新》《半月谈》杂志。
“严新现象”树立了中国“神怪气功”的模式，奠定了中国“神怪气功”的基础。
1984年10月，受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的委托，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来自各地的80余位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参加会议。■■■、赵忠尧、聂春荣、杨龙生出席会议。■■■在发言中说，关于我们这项工作可以进行研究的精神，是来自胡耀邦同志。赵紫阳同志也在一次国务会议上说到这个问题。意思是，人体特异功能他看过是真的，所以要研究。最近王震同志也看了人体特异功能测试，他是很支持这项工作的。
1984年10月23日，陕西省气功研究会成立。这个研究会虽然是个地方的气功组织，但他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小视。第一，在全国气功研究会还未成立之时，陕西率先成立了“气功组织”，这对于推动全国性组织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第二，1982年出山，以从事“气功产业”作为诈骗活动的郭周礼当上了这个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在他的策划下，国际气功联合会在西安建立，使西安成为全国“伪气功”的一个活动中心。
1984年11月，上海《大众医学》发表了李胜先的文章“对巫医之我见”。这是李胜先把他从医的视角放在巫医及传播封建迷信坑人骗钱研究方向的起点。此后他用了15、6年的时间在民间暗访巫医以及伪气功以治病为名的害人夺命的案例。1988年5月，《人民日报》的《群众来信摘编》刊发了他的“关于巫医及其迷信活动的调查和建议”。2000年1月，李胜先将他十几年的工作和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了《暗访巫医》的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4年，《中国气功》（原名《北戴河气功》），在河北创刊。
1984年，中华气功进修学院在北京建立。吕炳奎担任院长。据三年后学院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三年来，该院聘请气功界80余位著名人士为兼职教授，编写出1800余万字的气功系列教材，培训学员5000余名。这些学员都是掀起“气功大潮”的骨干。
1985年7月，《读书》杂志发表于光远的文章：《为<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出版讲几句话》。他说：“《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过去不被自然辩证法研究者所重视，而今天成为一个反对伪科学宣传的重要武器，恩格斯写它的时候，决不会想到他写这篇论文，是对8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出现的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有力驳斥。”
1985年7月，《新体育》载贾金鼎文章：“‘外气’可以影响脑电图——赵学忠气功师‘外气’实验。”这篇文章，介绍了气功师赵学忠的特异功能，这是继1978年顾涵森发表“外气”实验报告后，第二个在刊物上以“实验报告”形式发表的宣扬存在“气功外气”的文章。可惜赵大师当时名气不那么大，因此这个“实验报告”也就没有多大影响。
1985年10月，在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召开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常委会议。这个从1982年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三年多来，一直未得到中国科协的批准。这次常委会议，决定寻找新的审批单位。会议提出研究会必须加强领导；改变原来的挂靠关系；搜集和畅通信息；加强国际交流；解决经费问题。根据这些精神，会议决定增补张震寰为会员，并代替贺崇寅出任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主任；由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替代《自然杂志》社，作为研究会的挂靠单位；在1986年适当的时间，召开全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人体科学研究会。
1985年12月25日，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1985年，《气功与体育》杂志，在西安创刊。■■■、张震寰与编辑合影刊登在创刊号上。
1985年，由时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的郭正谊主持，与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巫师的骗术》的科教电影，发行2000余套拷贝。这个片子揭露了打着“特异功能”的各种江湖骗术。这对于人们认识“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1986年2月23日，■■■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说，当前气功科学研究的一项任务是建立“唯象气功学”。“什么叫唯象科学？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国有10亿人口，如果每一百个当中就有一个练功，就是一千万，每百个练功的人就有一个去教，就需要10万气功师，把这10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就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实践表明，气功可以练出特异功能来。……到那时，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就无愧于自己的祖先，应该闻名于世了。”
1986年3月，《气功与科学》，发表了“现实和我们身边的神话”的文章，狂热地吹捧严新的带功报告。此时的严新不仅有治病的“奇招”，什么“气功通信诊断治病”、“用通电话诊断治病”、“与患者谈话诊治疾病”、“喝自来水治疗疾病”等等。更“奇”的是严新“发明”的带功报告治病，已是声名显赫。他的带功报告，少则几百上千，多则几万人听。门票从几十元炒到几百元。一个靠骗术发迹的“神医”、“神话”、“现代济公”就这样一步步地被编造出来。有人开玩笑地说，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外，在公开场合，群众对任何名人的狂热程度，没有超过严新的。
1986年4月5日，■■■在北京接受了香港记者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谈了如下的一些观点。“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三个东西是一致的，尽管现在还不被人所认识、被现代科学体系所纳入，但是经过认识和研究，真正变成科学理论，其本身就打破现代科学体系，再前进一步，最后将引起一场科学革命。”“我亲眼看到，一位有特异功能的人，把一瓶未开封的药抓在手里，从中漏出23粒，然后再打开瓶封，数一数瓶中100粒的药，正好剩下77粒，而药瓶是完整无缺的。我是学科学的，事实就是事实，我被说服了。”“对人体特异功能，有人试图解释它，我看不行，因为它远远超出科学的范围。”
1986年4月30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给大会发来书面讲话。■■■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团结一致，迎接新的科学革命》的演讲。其中讲道：“现在外国都在要提高技术，而我认为最高的技术应该说就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所要研究的气功科学技术”。张震寰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哲学上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究竟怎么变的？变的机制和过程又是如何？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
1986年5月26日至31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代表大会（第一届全国学术年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李德生、贝时璋、杨龙生、杨超等人应邀参加了会议。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任名誉理事长，张震寰任理事长，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陈信任常务副理事长，贺崇寅、徐兰许任副理事长，朱润龙任秘书长。■■■在会上作了《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的报告，并建议把人体科学研究会的学术团体改为“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创办《中国人体科学》杂志，公开发行。杨超作了《哲学在思考》的讲话。他说：“人体科学的发展必然引起马列主义的新发展。”这个人体科学研究会和1981年5月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筹委会几经报中国科协均未得到批准，于是改变为报国家科委。1987年5月3日，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了“中国人体科
学学会”。
张震寰理事长代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在开幕词中总结7年来（1979年“耳朵认字”到会议召开的1986年）工作时，肯定了六个方面的特异功能：（一）关于人体特殊感应机能的真实性问题，对诸如“耳朵认字”、“人体透视”等等，在经过严格条件下的科学实验，已经证实它是人体存在的一种潜能；（二）关于人体特殊感应机能的普遍性问题，经过从北京到西藏一些地区调查，也已经判明人体的这种潜能在儿童中间是相当普遍存在的；（三）关于人体潜在功能的诱发问题，在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已经看出，在青少年中间运用一定的方法，人体的一些潜能是可以诱发或培训出来的；（四）关于人体特异致动问题，经过严格条件的联合测试，也已经证明它的客观性。其中“穿壁现象”（抖药片）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采用高速连续摄影记录已经观察了它的全过程，真实性已得到肯定；（五）特异焊接或破损物体复原的研究，目前虽然工作不多，但经过一定的重复实验，对现象的肯定，还是可以作出判断的；（六）感知遗留信息问题，经过几次重复实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以验证。
这些石破天惊的结论，着实让人感到“鼓舞”，似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科学”革命和东方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已经到来。关于这些结论的“科学性”，国际化学界知名人士、香港中文大学化学博士甘钜曾风趣地对一记者说，如果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把这些成果公布于世，我国的千万个物理学科学工作者都要跳入黄河浸洗五十年，才能去此耻辱。
1986年6月，严新“大师”被请到北京，为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病。据新华社记者明真著《当代科学新天地》一书中描述：6月27日，严新到了邓稼先的病房，严新仅仅站了3分钟，没用任何药物，没有接触病人，病人的剧痛霎时止住。10分钟后，病人要求站起来。两天后，这位科学家能下床走路。这位科学家经严新力挽垂危，赢得了延长一个多月生命的时间。
事实上，邓稼先于1986年7月29日去逝，从严新进医院的6月27日到7月29日，也只有一个月零二天的时间。但是在追逐“猎奇”的记者笔下，什么样的“奇迹”都能编造出来，邓稼先如果病好了，自然是严新的“神功”所致；没治好，严新的“神功”也丝毫不损一根毫毛，严新为邓稼先“延长一个月生命”也能在记者的笔下生花，这就是一个个“奇迹”闯人世间的重要原因。
1986年7月至12月，严新走进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气功科研协作组合作，在清华大学作气功报告，并搞了一系列的“气功外气”的实验，发表了一系列实验报告。这些实验报告有（一）《外气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中华气功》，1987年第3期。作者：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二）《气功外气对某些物质的结构和性质影响的观测》，载《生物物理学报》，1987年第3卷第1期。作者：陆祖荫、赵南明、李升平、郑昌学、严新；（三）《气功外气对激光偏振面的影响》，载《东方气功》，1987年第2期。作者：陆祖荫、晏思贤、李升平、严新；（四）《气功外气能影响核酸结构——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载《光明日报》，1987年9月4日。作者：《光明日报》记者；（五）《2000千米超距作用下对具有生理效应溶液影响的激光拉曼观测》，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9月。作者：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六）《激光拉曼仪对“气水”结构的测试》，载《气功》，1987年第6期。作者：李升平、陆祖荫、严新。
1986年9月18日，超人张宝胜由张震寰陪同在广州市委礼堂表演特异功能。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广州市人大主任欧初观看了表演。在千万人的注视下，张宝胜从密封好的瓶子中抖出了6片药。张宝胜的超人奇迹，由此传遍大江南北。
1986年9月19日至21日，上海市气功研究所在上海召开首届中外气功研讨会。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巴西、联邦德国以及港澳地区的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把中国气功推向国外。
1986年10月，《北国风》杂志，刊载了徐恒进写的宣传气功大师赵学忠的报告文学《他神奇得令人难以置信》。继柯岩之后，又涌出一位“气功文学”作家。
1986年11月17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率团去日本访问。严新是代表团成员。回国后，有严新大师《东京斗法记》，如严新大师在日本斗败了老资格的气功大师古岗顺；用气功使酒力升温，醉倒了大酒豪古岗顺；治好了古岗顺的陈旧性肘关节韧带损伤病；发功使饮料、茶水、白开水发生莫名其妙的变化等等的传闻飞满京城。
1986年11月18日，《光明日报》记者庞佑中、陈光曼以“怀揣求医者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北上，中医师千里迢迢找病人，他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沿途为不少人治好病。”的报道又一次向全国传播严新“奇迹”。
《光明日报》的报道产生了两个效果。其一，作为对知识界和科技界颇有影响的报纸，为严新吹嘘，这无疑为严新增色不少；其二，作为大报报道“神功异能”的事，《光明日报》带了头。
1986年11月26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河北保定召开华北、东北、西北“三北”地区气功学术交流会。
1986年11月，于光远于1985年8月完成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几经周折，终于11月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是自1979年“耳朵认字”到1982年上半年暂时停止的这场争论中，以批评的观点反映当时历史真实的一部著作。书中不仅反映了这一段历史的事实，而且也系统地介绍了国外超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与中国特异功能的比较研究，并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了较深入的哲学理论批判，是我国反对伪科学的一本经典之作。
1986年，时任国防科委政委的伍绍祖联合了中宣部的滕藤和安全部的贾春旺共同向中央写信，阐述特异功能在科学上的意义，以及在国防和安全方面潜在可能应用的价值。毛遂自荐，由他们3人组成小组来负责特异功能研究以及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工作。此信得到了中央有关负责人的同意和批示，从此就有了3人小组。3人小组认为，特异功能在国防和安全上可能有其特别作用，因而确定以张宝胜为代表的特异功能研究要保密。在一定时期内，尤其是对张宝胜，这个规定是有效的。张宝胜在507所，要服从伍绍祖的领导。从此确定了张宝胜的特殊地位。1987年，这个小组又增加了国家科委副主任郭树言，3人小组变成4人小组。1988年底和1989年初，由于4人小组工作人员的调动，小组的工作实际上停顿了。1990年12月20日，重新组建人体科学研究工作的6人小组。其成员除了贾春旺和伍绍祖外，增加了卫生部的陈炳章，国家科委的李绪鄂，中宣部的李彦，解放军XX部的岳枫。由伍绍祖任组长。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6人小组的任务是指导和协调特异功能、气功活动方面的管理和科研工作。小组采用不定期开会的方式进行活动、共同研究，分头去办。人体科学的方针仍为：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组织一些人搞研究；打击借气功、特异功能之名进行诈骗和迷信活动。6人小组协调各部委派专职或兼职人员组成联合办公室挂在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由武术研究院院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后来6人小组成员又有发展变化，增加了公安部的白景富，财政部的刘积斌，武警总部的王文理，国家经贸委的杨昌基。根据罗干同志的指示，这个小组的名字就叫“人体科学工作组”，不冠以“国家”二字。
1986年，大约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在北京钢铁学院，还没毕业的张宏堡，借助给同学和老师表演雕虫小技的小戏法和治病，这时在学校就已经有了点名气，他已经用他精心琢磨编出的一套“中华养生益智功”一步功法，在学校正式开班传授功法。他开始表演的是轻功和缩骨法，让人把自己用绳子捆住，然后用“功”将绳子解脱（其实这不过是江湖把戏），看者目瞪口呆，于是就有人向他拜师学艺，开始时，只有7、80人，拜的人多了，他就向校方提出要求，成立气功研究会。而此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气功大师出山了。
1987年1月，《气功与科学》第1期，发表了暨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梁荣麟的文章：《对气功及气的不恰当描述》。梁荣麟从医学生理学和物理学的角度否定了五种对“外气”的描述。即1．气功是人体的一种潜能；2．气具有物质性；3．气是电磁波；4．气是低频调制红外线；5．人体是有生命的磁体。
1987年，1月24日、25日、26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分别报道了严新在清华大学所作的“外气”使物质分子结构发生变化的实验。这一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反复检验证明的所谓成果，中国极具影响的大报海内外版居然用“科学报道”的方式向国内外发布出去，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件丑闻。
198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李升平宣布，严新远距离发功，使生物实验室里的化学样品发生变化。
1987年2月2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接见了实验代表。胡乔木说：“气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这不是什么既不要反对也不要宣传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宣传，以便促进这项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个讲话彻底推翻了1979年、1982年胡耀邦的批示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通知，为气功宣传大开方便之门。
1987年2月，《气功与科学》载凌云文章“‘龙子’论和它的创立者”。文章介绍了“龙子”的发明者气功师屈成春的高论：认为，人体科学是研究比微观粒子还小，有质量（比光子小得多）、能量（比光子大得多）、正负，其运动速度最低也超过光速的“龙子”。“气”就是由龙子的集合与聚合物组成的。■■■曾批评说：“一些人创造虚无飘渺的所谓理论，什么气场啦，还有同志说的‘龙子’啦，其实，这些东西没有科学实验的验证事实，是凭空想的”；“有的同志是提出了这个‘场’，那个‘子’，无非是一个说不清楚代替另一个说不清楚。这个不能叫做科学。” ■■■这些话，说得多么的好啊！
1987年3月，《生物物理学报》发表了清华大学陆祖荫、赵南明等人一篇共52页的实验报告《气功外气对某些物质的结构和性质影响的观测》。这个报告曾送■■■教授审阅。■教授对该论文签署的审阅意见是：“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文字表达清晰，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1987年3月底至4月中旬，严新在辽宁省电子研究所、省委礼堂、省体育馆、辽宁中医学院作带功报告，听众数千人。在省体育馆那次达上万人。听众除了公众、科研人员，还有军界、政界要人。
1987年4月31日，“气功研究开发公司”在珠海经济特区成立。这是由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珠海市科委合作经营。致力于气功科学的研究开发和气功在治疗保健方面的普及和应用，促进中国气功事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给以后的“气功大师”从事“气功产业”树立了楷模。
1987年5月3日，国家科委以『（1987）国科发综字第0281号文件』批准成立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其实在未批准前，于1986年5月26日至31日，在北京已经召开了成立大会。
1987年5月6日，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召开了“生命科学研讨会”。■■■到会发表长篇讲话。他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全世界像我们这样探索气功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研究气功科学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很严肃的一项工作。气功是研究人体科学的“敲门砖”，敲开了这些科学殿堂的大门，才可以登堂人
室。
1987年5月15日，严新在辽宁向外界透露，辽宁方面邀请他作气功扑灭大兴安岭火的试验。他说，“过去气功有呼风唤雨的说法，人们把这看成迷信。现在应重新看看这个说法究竟是封建迷信，还是科学的。因为我在清华大学做的实验证明，气功能使温度升高，使气压升高。如果气功师发功，使气压升高，就能把地下水压上来；地面温度升高，水蒸气就会上升，水蒸气多了，就会降雨。”这个2000公里之外灭大兴安岭火灾的神话，完全是严新雇用的文人编造出来的谎言，也是“严新大师”“漏气”的一段丑闻。“严新大师”还有一个最让他尴尬的故事。严新为了捞稻草出名，向清华大学要名誉教授的头衔。一位教授向校长张效文再三推荐。张校长很不同意，但又不好驳教授的面子，于是他急中生智，对严新说，“我发给你一张聘书，填好后，你如果能用“意念”把图章从我的保险柜调出来，我就把聘书发给你。”在这种“叫真”的人面前，严新就什么本事也没了，只好悻悻而走。
1987年5月24日至28日，由西安的郭周礼一手策划的，由陕西省气功研究会、《中国体育报社》、《气功与体育》杂志社、深圳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气功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这次会议，由郭周礼一手在西安策划，原拟于1986年在西安召开的会议，由于“名份”不对，并且有欺骗行为，于是改在深圳召开。名之曰“国际会议”，实际上没有几个外国代表。会上除了空谈一些论文，还组织了气功师的“口功书法”、“钢针穿腿”、“掌裂碎石”、“五指冒烟”的表演。
1987年5月，《气功与体育》杂志发表芳踪人文章，“此功原来人间有”，介绍道家龙门派第18代传人王力平神功。鼓吹其发功停雨，震响全国。王力平练功坐像印在该杂志的封面上。
1987年5月，《五角丛书》第5辑，由朱润龙、朱怡怡撰写的介绍中国特异功能的《中国超人》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1987年6月7日至9日，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名誉理事长■■■、名誉理事赵忠尧、贝时璋、吕炳奎、杨龙生、云署碧、边拱；有50名常务理事、理事和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燎望》杂志的记者参加会议。张震寰在报告中就学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学术建设发表了意见。■■■在报告中，着重论述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问题。他说：“在我们的思想中，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除了人体科学之外，还有8个大的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军事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数学科学和文艺理论。我们的人体科学和这8个大部门是平起平坐的”。
1987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在《人民子弟兵》节目中，以《妙手回春见奇功》为题，首次报道了解放军气功师万苏建用独创的“八卦循导功”为人治病的新闻。该气功师被称为“军人气功师”。在“气功大潮”的影响下，军人气功师也被神化。1988年6月军人气功师率八卦循导功弟子一行8人去日本讲学、表演，在日期间，先后在6个城市讲学21场，表演20场，“外气”治疗了600余人次，引起日本各界的关注。日中气功学会会长称赞万苏建是“鉴真第二”。
1987年7月13日到8月12日，由国家教委委托安徽师范大学举办了首届全国高校保健气功讲习班，目的是培养高校气功师，来自全国20多所高等师范院校体育系和普通学校公共体育教研室的教授、讲师及助教37人参加培训班。
1987年7月17日，国家教委对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张震寰等人提出了201号议案《关于在学校开展气功科学的教学和科研的建议》，以（87）教办字128号文件形式作出答复。其文件开宗明义称：“诸如建议中所谈、从教育人手，开展气功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建议中提到的具体问题，答复的意见是：1．关于作出规划、培养人才问题：“正在积极着手解决”；2．关于在各级学校开设选修课、必修课问题：“我们正在积极进行试点”、“也希望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及其它各方面的同志向我们介绍经验、交流信息和研究成果，以便促进这项工作的开展”。看来，“气功大潮”的能量的确不小，居然渗透到教育领域里去了。
1987年8月8日至17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辽宁省兴城市召开全国气功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会。会上交流论文115篇。这次会议除继续宣读气功基础研究的成果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大肆宣传气功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气功外气促进平菇、猴头等食用菌的生长，可增产33.9％；练功使学生脑电流和脑电状况改善，使学生睡眠更好、学习状况提高的报告；气功外气对肿瘤病人免疫功能提高，改变癌细胞染色体畸变的报告等。大会向外界透露，气功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大有可为。严新在大会上也作了报告。
1987年9月4日，《光明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首次发现，气功外气能够影响核酸分子结构，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光明日报》在宣传严新所谓“实验报告”方面，也真是“尽心尽力”了。
1987年10月10日至13日，第一届国际医学气功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有2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气功组织倡议书。这个倡议，给那些野心勃勃的“气功大师”建立国际气功组织留下了空间。
1987年10月，正值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功理功法委员会在西安召开之际。郭周礼又串到大会乘机拉了几名出席大会的体育界人士及一部分气功师，宣告成立了“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在没有征得北京和各省市名人、要人的意见，就给他们封上理事长、副理事长的头衔，自己封为秘书长，这完全是一个未经任何部门审查批准的非法组织。郭周礼把它挂在《气功与体育》杂志里。但是郭周礼，就有办法上下运作。1992年被国家体委认可，经民政部1992年9月28日以“社证字第1199号”准予注册登记，一跃而成合法组织。
1987年10月12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功理功法委员会在西安召开成立大会。一批气功师出席会议。这时已经20岁的唐雨出席了会议。他说：“他8岁时，因‘耳朵认字’成了‘实验人物’，先后到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作实验，幼小的心灵蒙受负荷的压力，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只念到初中毕业，没能升上高中，由于经常埋怨自己的特异功能，根本没有想到保持这种功能，致使他的‘耳朵认字’的功能已逐渐消退”。他当时在四川省气功协会工作。
1987年11月，张震寰在《东方气功》杂志撰文“真正的探索者是无所畏惧的”。说国家科委批准《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的成立，是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科学的胜利……，它标志着追求科学真理献身的精神。
1987年12月9日至13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和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会，在广州举行了“中国气功观摩交流会”，10名著名气功师共进行了6场表演。仅在广州三河体育中心的一场表演，8000张门票被抢购一空。各电台、电视台、报刊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大会盛况。
1987年，大约在下半年，张香玉被中国气功研究会借调去进行考察。在此之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张香玉，曾在北京一家工厂当过5年工人，1963年自动退职，选择了演员职业，先后在山西大同市话剧团，河北张家口地区文工团当过演员，1972年通过“关系”进入了青海话剧团。她喜欢练太极拳、练剑。1983年5月，张香玉拜她爱人工厂的一位气功师贺占魁为师，从此就练上了道家内功。她师傅贺占魁说，我教给张香玉许多基本功，教过她太极、两仪、四象、五行、八卦的架式，她学了一年，后来就不辞而别了。离开师傅，张香玉就开始给话剧团和邻居的人发功治病，效果都不好。1986年张香玉自费来北京，想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她在朋友的介绍下，给一些人看病，也不见“经传”。后来她就在北京公园里的气功辅导站练功，人家不知她练的什么功，问她，她随口答，是“自然中心功”，从此就和北京气功界的人接上了头。后来她就给人表演看病，还自称有“特异功能”，能看天上地下，透视人体，还给别人授功，接触的人多了，就有人把她介绍给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就决定对她所声称的“神功”和“特异功能”进行考察。据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一位副秘书长称：张香玉在考察期间治疗的病人，1/3有效，1/3不明确，1/3无效。考察后，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聘张香玉为特邀会员。有了合法的身份，张香玉从此出山。
1987年，自称嫡授真宝——《元极图》、《元极秘篆》，嫡传孙的张志祥，经过一段“缄口修炼，埋头医道，初悟元极”的功夫之后，于1987年5月24日，在湖北鄂州注册了一个“鄂州市元极功法研究会”正式出山。张志样的出山非同乐于张扬的严新、张宝堡、张香玉之流的伪气功大师。他“默默地”耕耘出一个完整的，涂满了红色油彩的神秘团体，其隐秘性、欺骗性、迷惑性胜过任何其他的伪气功大师。他除了具有其它伪气功大师所具有的建立组织、发展实业、办班培训、动员舆论等来推行他的“功首崇拜，神秘邪说，精神控制信徒，济世救人谎言，聚敛巨额财产。”他拥有于1993年落成的豪华的莲花山基地；有经营多种农业产品的“元极实业集团”和从事经济活动的鄂州市元极医院、中国中医药学会元极医院以及鄂州市元极旅行社；有从事“元极功传播”、“元极学研究”的“鄂州市元极功法研究会”、“鄂州市人体科学研究所”、“鄂州市人体科学研究院”、“湖北省元极学研究院”、“中国中医药学会元极医学研究院”、中国元极学研究会等组织，有造舆论的《元极新录》、《元极之友》、《人天科学研究》等刊物以及张志祥著《中国元极功法》卷一、卷二以及大量吹捧元极功的著作、报道、“实验报告”等舆论工具。没几年功夫，在中华大地就造出来一个“气功神”。另一个别的“气功大师”没有的特征，就是他的隐秘性，使他刚出山不久，于1989年就当上了鄂州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92年5月，又被选为鄂州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1994年3月，张志祥当选为鄂州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张志祥就是这样，一面在莲花山基地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张志祥”，一面在莲花山基地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共青团的组织。张志祥利用办“大班”的手段吸引国内外成千上万的人涌往莲花山朝拜。见到了张志祥立即下跪叩拜，要得到张志祥一句问候的话，激动地热泪盈眶。整个莲花山笼罩着一片神秘森严的气氛，到处是龙，到处是元极图和神龛、佛龛，香火潦绕。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聚敛巨额财产(据称莲花山的财产收入是以“亿”计的)，宣传封建迷信邪说的非法基地，竟也无人敢碰一碰，查一查。真乃咄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