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邻国的黄禹锡事件，也引起国人的关注。对于把科教兴国作为战略来推行的我国来说，它有警示作用，有借鉴价值，有助于我们反思。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科学要发展，发展要创新。把实事求是的态度同创新的精神结合起来，推动科学的长足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普遍愿望。
黄禹锡是希望创新的，他在创新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世人注目的成就。但当他继续创新难以如期实现时，他就采取了反科学的态度：作伪造假。
请注意：黄禹锡事件的本质是作伪造假，而不是科学实验过程的失败，不是对实验结果的误判，也不是他提出的假说经不住实践检验。一部科学史说明，科学是艰苦探索的事业，从幻想、想象到提出假说，以及假说的被实践所检验为原理、公理、规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些已成定论的东西，甚至或者又被新发现、新实践所修正，所推翻，这都是正常的事。在科学探索的崎岖小路上，如果不允许犯错误，受挫折，那只好取消科学。
但作伪造假的性质与此迥然不同。作伪造假是道德学风上出了问题，是科学良心出了问题。对这种行为的唯一社会评价，是他在骗，骗他人，骗国人，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骗的行为是一样的―――当然，这是就事论事，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人的全部，包括他已经取得和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
黄禹锡事件爆发后，有两件事令人印象至深，一是其本国，从学界到政府，对事件进行的严肃认真的调查和处理，并不因为他是国宝级的科学家，就为其袒护遮瞒，封舆论界的口；一是其本人，面向媒体大众，坦诚其作假的事实，向其国人深深道歉，令人对之是又一类的肃然起敬。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科学家，在科学的发展上，必定是前途无量的。
我们需要反思些什么？这里只提两点：一是“人体科学”，我们是否需要反思？二是反对“伪科学”，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近两年来，与“反科学主义”同行的是为“伪科学”辩护，而走在反伪科学前列的学者，则被冠以“科学警察”的恶称，大批小批，似乎是反伪科学妨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创新，成了中国科学的罪人。我们提请这些伪科学的捍卫家们，看看近邻的榜样吧。
所谓“伪科学”，就是作伪造假，作任何其他解释，都是遮羞。
据新华社首尔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１日电，韩国政府１１日宣布，鉴于首尔大学１０日最终调查报告认定黄禹锡论文造假，韩国政府决定取消黄禹锡“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免去其所有的公职，并指派监察院对与黄禹锡科研组干细胞研究有关的科研经费支持体系进行监察。美国《科学》杂志１月１２日正式宣布，撤销黄禹锡等人的两篇论文。这名韩国科学家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两个“轰动性成果”，已被证明建筑在伪造证据之上，黄禹锡本人也遭到科学界的谴责。
黄禹锡身上的光环
１９９３年黄禹锡培育出韩国第一头“试管牛”；１９９９年培育出韩国第一头克隆奶牛；２００２年培育出克隆猪。
２００４年２月份，黄禹锡教授组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在全世界率先成功用卵子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即从人类克隆胚胎中提取出了“万能细胞”―――干细胞。
２００５年５月，他再次通过《科学》震惊世界―――成功利用患者体细胞提取了干细胞，攻克了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和２００４年一样，黄禹锡研究小组从体细胞中取出细胞核后，把该核注入卵细胞克隆出胚胎，并最终培育出了干细胞。这一系列成果为治疗疑难病症开辟了新途径，黄被美国著名科学杂志《科学美国人》评选为年度科研领袖人物。其合作者、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夏腾表示：“可以说发生了比研制出疫苗和抗生素更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许会发生一场能改变人类历史的生命科学革命。”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４日，黄禹锡正式获得“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每年可从政府领取３０亿韩元（１美元约合９９０韩元）科研经费。
２００５年８月４日，他又宣布成功培育出首只克隆狗“史努比”。然而，如此“辉煌”的成果，却犹如一枕黄梁……
黄禹锡造假真相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３日，黄禹锡的合作伙伴、美国匹兹堡大学干细胞专家杰拉尔德?夏腾博士宣布停止与黄禹锡合作，原因是黄禹锡的研究小组涉嫌用“不道德”手段获取人类卵子。
１１月底，韩国文化广播公司（ＭＢＣ）电视台播出了调查类节目《ＰＤ手册》，以一系列ＤＮＡ检测结果为依据，质疑黄禹锡的研究成果，称其中一些培育出来的胚胎干细胞与患者基因不吻合。
韩国科技部属下生命工程研究中心的几位年轻研究员，也在网上对黄禹锡在２００５年《科学》杂志刊登的干细胞照片提出质疑。
１２月１５日，黄禹锡合作伙伴卢圣一称黄禹锡承认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存在虚假成分。
１２月１６日，首尔大学宣布成立由９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并承诺与匹兹堡大学合作。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０日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对黄禹锡造假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黄禹锡研究小组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有关培育出胚胎干细胞的数据属伪造，黄所谓的“独创的核心技术”无法得到认证。调查委员会同时拒绝了黄禹锡此前提出的对其科研成果进行验证的要求，认为这是造假的科学家惯用的拖延时间的手法。调查委员会说，黄禹锡欺骗了科学界和整个国家，首尔大学将严惩参与造假的有关人员。
目前，韩国检察机关已全面介入了调查黄禹锡小组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及黄所说的“胚胎干细胞被调包问题”。韩国政府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１日出台了“黄禹锡事件综合对策”，决定取消黄禹锡“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去他担任的一切公职。并于当日将有关调查材料移交给了检察机关。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检察官员说，新调查将以黄禹锡造假的原因和如何得到总额为４０９亿韩元（约合４１００万美元）国家科研津贴为重点。他说，如果黄禹锡欺诈政府科研津贴罪名成立，他将面临多至１０年监禁或２０００万韩元罚款。
《科学》杂志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２日发表声明说：“鉴于首尔大学的最终调查报告确认两篇论文均是造假，《科学》杂志的编辑们认为有必要立即且无条件地撤销这两篇论文。同时，我们通告科学界，两篇论文所报告的研究成果被视为无效。”
英国著名学术期刊《自然》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２日最新一期上宣布，由于韩国科学家黄禹锡曾在其它论文中造假，因此“有足够理由怀疑”他今年发表在该刊上的克隆狗论文的真实性。《自然》已决定开始对克隆狗论文展开调查。
科学家何以要造假
黄禹锡造假事件，引起各国强烈反响，媒体和网络纷纷报道：
美联社称，很多观察家已经将黄禹锡事件部分归罪于韩国过于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这种社会文化还总是伴随着韩国人深厚的民族自尊心和急于取得国际认可的心态。近几十年来，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受此影响，“高速文化”成为了韩国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于是不少韩国人总是急于以自己的非凡成就，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把黄禹锡捧为“克隆之父”、“民族英雄”，和黄禹锡急于拿出成果来为韩国赢得荣誉和尊重，都是这种社会文化土壤培育的产物。
用“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的巨大的光环，把一名科学家推向“神坛”，令万众顶礼膜拜。这是促进黄禹锡造假的第二个原因。黄禹锡已经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他不能“板凳坐得十年冷”，不能几年、十几年默默无闻，为了早出、快出成果而不惜造假。
韩国的“土壤”如此，而我们中国的“土壤”与其颇有相似之处。我们同样习惯于将那些取得成就并赢得了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视为民族英雄，将他们请上“神坛”，在他们头上戴上各种各样耀眼的光环；在有些时候，我们同样片面看重外国人对我们的评价，把民族自尊心无限放大，动辄就将一些成绩提升到“国家尊严”、“民族自豪”的高度；中国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同样弥漫着强烈的“急功近利”的气息……在这样的“土壤”之上，我们同样结出过一些科学论文造假的“恶果”。一位在去年《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胚胎干细胞论文的专家对记者说：“中国学术环境太急功近利，出个黄禹锡很有可能。”
２月２０日中国学者朱学勤发表文章指出：事发后，韩国总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根据首尔大学的科学调查结果，来决定惩戒措施。后者当天成立专门委员会，同匹兹堡大学调查署等国外机构合作，并向外国专家咨询；检察厅后来跟进介入，传唤黄禹锡本人，展开司法调查。如此依法打假，不敷衍不搪塞，是否也值得中国的有关机构学习？
调查结果出来后，首尔大学校长郑云灿发表向国民道歉的声明：“我校黄禹锡科研组的成员犯了科研人员不该犯的错误，给国内乃至国际科学共同体留下了‘污点’。对此，我以首尔大学校长的身份，向公众表示真诚的道歉。”这对中国人来说，恐怕是闻所未闻。国内学术造假层出不穷，何曾听说有哪个大学的校长向社会道歉？
至于黄禹锡本人，则多次公开道歉，得知调查结论后，通过答记者问，向全体国民诚恳谢罪，辞去一切既有职务。这种敢于自罪、敢于担当的态度，在中国学术界类似人物中是否有同样的表现？
从上面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桩学术造假事件的揭发，首先来自相关的内部人员，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最接近真相最了解事实的人，如果他们没有站出来揭发的话，真相被得知的日子至少是遥遥无期的。其次是公众媒体的参与，如果电视台接到告发信后不大胆播出，质疑的声音也不会迅速引起大众的注意。再次是学术机构的及时介入。如果首尔大学没有马上成立调查委员会，质疑的声音也不能得到确认，真相也不可能大白。相关人员和媒体之前的揭发也就只能成为一种闹剧，甚至还受到人们的非议。最后是科学界和政府的态度。《科学》杂志对论文的撤回在学术上是对黄禹锡彻底否定。而韩国政府也没有对这个过程加以压制，敢于让全世界知道自己的“国丑”，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明的态度。
反观中国的学术打假，虽然也不乏有良知的内部人员站出来揭发，然而他们却没有公众媒体的支持，这也是“新语丝”这样的网站出现的原因。更让人悲哀的是，公众媒体不仅没有支持揭发，反而对揭发的人员和支持打假的人士进行攻击和抹黑。关键的一环，造假者所在的大学或单位，只想到自己的面子和利益，对被揭发者是包庇而不是惩罚，对揭发者是反对抗议甚至控告。而中国科学界的态度也同样让人心寒，虽然也有不少有良知的科学家支持打假，但总的说来科学界对打假的态度是消极的。而政府的态度也是在“大局为重”的名号下对揭发的过程进行压制和封锁。
科学界造假问题及其思考
科学造假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
韩国的这一造假风波还没有彻底结束，在日本、挪威等国也发生了与“黄禹锡事件”相类似的风波。东京大学某教授２００３年发表论文宣布的成果经２００５年日本一学会查验发现其相关多篇论文涉及的实验无法重复，进行再现实验的结果亦与论文不符。挪威综合癌症中心研究员近年在英国《柳叶刀》杂志发表论文，称使用药品可降低口腔癌风险，后来他承认，其依据的数据资料，是自己凭空编造的。其律师说“他这么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荣誉、名望和学术成就，但他误入歧途。”
另据国内媒体最近报道，四川大学教授丘小庆有关“靶向抗生素构想”的论文被质疑为“造假”，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样品检测结果与论文所述不符，二是没有复制成功的样本。论辩双方目前仍在就此事交火，尚无权威定论。
近几年来，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造假次数持续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４年，美国遭到举报后披露的科研造假案达到２７４起，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５０％，创下有史以来最高记录。
对此，许多科学家提出防止学术造假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１． 可重复试验最重要
对于科学实验成果，判断就相对简单一些，任何真正的实验成果，必须可以重复进行。其实，有关科学实验的事最好不要东扯西扯，在权威部门的监督下进行实验的再现，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实验确是一个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领域。说一千道一万，你再做一遍试试看。一般说来，真正的实验成果是不会埋没的，其商业化运用的快慢则看企业或政府的眼光。而假的实验成果则不可能混太久，因为它过不了“再做一次”的关。挪威案例当事人作假的主观故意性更为明显，一旦查实，便无话可说。
２． 应提高免疫力
当前的科学造假现象大多发生在科学的前沿领域。这是一个未知领域，有关专家很少，相关的知识不多，在判断上比较困难。这又是一个容易出名的领域，人们容易为名利所惑而丢了职业操守。现代科学工作者在职业上的压力也比较大，花了钱就要出成绩，不发表就毁灭，这可能也是造假频繁的原因之一。
当前的“科学造假”风波说明，科学的确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实事求是是社会的普遍标准，更是科学家的道德底线。对科学家来说，对虚名浮利的免疫性，应该高于其它行业的人。另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是，对科技成果的发表要更严谨一些，要有更严格的评估程序，要让科研成果经受一定的时间考验。据说诺贝尔各种科学奖往往颁给一些很“老”的科研成果，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当前，黄禹锡事件沸沸扬扬，类似风波在多国发生。科学的尊严是必须维护的，事情的真假是必须说清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进行严肃的处理也是应该的。也有学者提出：如何维护学术诚实传统，建立学术问责机制，化解部分学者遭遇的信任危机，重振科学界和高校的声望，这些问题现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知名院所和高校首先应该有所行动。
作者简介：求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