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CSC反科学网站扬言要用“科学传播”取代科学普及，其核心就是不能只普及科学知识，还需要传播反科学的“科学文化”。刘华杰认为：“因此，‘传播什么’与‘怎么传播’是科学传播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决不是两个不相关的问题。科学传播不但要传播传统科学知识，还要积极努力传播新科学的观念，提醒民众‘当心假先知’、倡导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努力沟通两种文化。因而科学传播有双重任务，而且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张力。”
他们想要“积极努力传播”的“新科学的观念”是什么呢？看看他们网站上贴出的东西就知道了，有主张向人类施放病毒的“低烈度纵火”，有田松的“旋转相对论”，有吴国盛的“捡回来再塞回去”论，有为邪教教主宋七力鸣冤叫屈的，也有执著正直的民间科学家登台献艺，还有反方舟子专栏只读板，为了反方舟子不惜力挺腐败和骗子……各色人等在反科学大旗之下开起了当代“群英会”。遗憾的是这些东西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影响力都还不足以构成扔向科学的板砖，还需要找些有份量的家伙。
刘华杰的方法是“科学传播要‘降神’”他说：“科学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目前的科学传播。传统科普建基于小科学的基础上，塑造和传播的是科学神圣的形象，科学家个个都是‘圣僧’：公正无偏见、追求真理、不计个人得失。它设定了科学在上、公众在下的认知与价值的双重鸿沟。公众不但在认知层面不如科学家，在道德操守和社会贡献方面也远不如科学家。”刘华杰认为要想让科学去掉“神化”而“降神”，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把“圣僧”变成花和尚。于是刘华杰写了《俗人爱因斯坦 》，研究爱因斯坦的婚外恋情。最近又有杨虚杰采访李政道，炒起了李、杨之争的冷饭。
不过CSC的砖头扔错了方向，把科学家捏成“圣僧”的并不是什么“传统科普”，而是道德家们，他们制造的“圣僧”并不限于科学家，只要是名人都在此例，诸如华盛顿砍樱桃树，司马光砸水缸之类。捏出这些东西原只是为了在教育青少年时避免出麻烦。例如中学生在语文课本上读了《社戏》来问老师：鲁迅怎么也偷东西（罗汉豆），还骂人（八癞子）？弄得老师很尴尬。作为成年人本来不必在意这些圣诞老人之类的善意谎言。
刘华杰以为只要把“圣僧”变成花和尚，科学就可以不攻自破，却暴露了自己的思维混乱。华杰也承认科学是所有“知识体系”中最“牢靠”的，但却搞不清这牢靠来自何方。科学知识之所以“牢靠”，恰恰由于它依存于科学的检验机制，而不依存于科学家的“道德操守”。无论爱因斯坦有十个情人还是一个也没有，都不会影响相对论的正确；无论微积分是牛顿还是莱布尼兹发明的，其正确性都不会改变；我们对牛顿定律的评价，不会由于牛顿的个人操守受到影响；李、杨对于谁先想到有分歧，但对于“宇称不守恒”的正确性没有分歧。
科学界不是演艺界，没人可以靠炒作隐私出名。其实不仅科学如此，任何可以称得上“学术”的东西都是如此。例如有人说某大学哲学系“有哲学没思想，有伦理没道德”，这个指责就可以完全不当一回事。哲学是“爱智慧”，理应有点思想，但是波普尔也发现，学哲学出身的人成不了哲学家，只能成为“哲学家学家”，他们对过去哲学家的观点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但拿不出自己的东西，这是哲学界的“常态”。伦理学家有婚外情人，或是离过婚，更是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无关，人们关心的是他的伦理学观点有没有新意，而不在乎他有几个情人。
当“科学传播”靠把垃圾“捡回来再塞回去”过日子时，还可以算是“哲学传播”或是“科学史传播”，如果进一步堕落成三流小报的扒粪记者，恐怕连“哲学传播”也算不上，只能算“丑闻传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