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看到文化人的几篇文章，有江晓原的《我的“三不政策”》、《科学与人文：冲突背后的深刻意义》、吴国盛的《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和王延锋的《“科学大战”与正在进行的一场争论》其中的内容大抵是老调重弹，未见比过去“深刻”了多少。老调子重新排列组合，读了仍会有些感想，但也没看出多少深刻意义，只凭大白话道来，故名曰“冲突背后的肤浅意义”。
江教授自称要“说真话”。但是要想反科学，不说假话就无话可说，所以还是逃不脱说假话的宿命。先看看紧接着“说真话”宣言之后的假话：
“近年的另一场争议是：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人，比如人文学者，有没有资格谈论科学，研究科学，或质疑科学？以常情常理而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比如，现代科学不是个人的行为，它是用纳税人的巨额金钱供养着的，纳税人当然有权要求知道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又如，科学是天下公器，不是科学家的禁脔，人文学者即使不懂科学，仍然有谈论科学的权利。如果他们谈得不对，科学家可以驳斥纠正，但不能剥夺别人谈论的权利。
在中国，我并未见到有如此傲慢专横的科学家。但是有一些自身并非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人士，却以科学的发言人、捍卫者自居，妄将科学据为自己的禁脔，不准别人谈论，而且经常采用嘲笑讽刺、人身攻击、上纲上线等手法，并给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扣上‘反科学’之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帽子，这当然引起了普遍的反感。”
上面第一句就是明显的假话，人文学者谈论科学属于言论自由，从来没人阻止，更不存在“争议”，也没有人“剥夺”他们“谈论的权利”。只是在他们“谈得不对”时，科学家进行了“驳斥纠正”，他们无言以对，反驳不了，便硬说成是“不准别人谈论”。
更可笑的是，反科学文化人自己有个“小圈子”，即所谓“我和北大、清华以及一些媒体中的朋友们，还有我的上海交大同事们”，这个小圈子妄将“科学文化”“据为自己的禁脔，不准别人谈论”，发现“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立刻宣布“就此别过”，逐出小圈子。于是他们就以为“科学共同体”也是这样的“小圈子”，要由他们来册封“科学共同体成员”，而且可以随时逐出。这实在是一个很滑稽的想法，难怪别人要“嘲笑讽刺”。
在这里笔者倒是想对文化人“传播”一点“科学文化”：“科学共同体”没有会员簿，也没有固定的成员。人们重视的是“科学共同体”的看法，而不在乎里面到底有谁。不管你是多大的科学家，有多高的职称、地位，如果你说“耳朵能认字”，你就不能代表“科学共同体”的意见。此外，“科学主义”是个“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帽子”，因为一切“主义”都是意识形态。文化人经常拿这个帽子到处乱扣。但是“反科学”本身却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因为科学不是意识形态。虽然用来反科学的理据通常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向全体科技工作者扔“科学主义”“之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帽子”，这才是“当然引起了普遍的反感。”
江教授对于“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作了如下的分析：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甚至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Scientism，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
80年前，科学的辉煌还远未达到今天的地步，在中国已经有著名的“科玄论战”，以“科学派”大获胜利，“玄学派”屈居下风而告终。当时张君劢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被地质学家丁文江指斥为“玄学鬼附在张君劢身上”。其实“玄学鬼”提出的问题至少是有启发性的。而当时科学派坚决相信连人生观问题都可以由科学来解决，在今天看来就非常幼稚了。当年那场其实理由并不很充分的胜利，给此后的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影响――毫无疑问，它大大有助于唯科学主义的广泛流行。
很遗憾，这个分析是错误的。科学在中国的流行恰恰因为中国文化并不追求“终极真理”。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死后的世界，不追求“超越的”形而上学，奠定了中华文化求实的基础。所以像“绝对真理”、“终极真理”这样的神学或哲学价值取向，在西方或许被一些哲学家或宗教信众所关心，在中国则不会有什么市场。在中国的求实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是“迷信”，也会包含“实证”色彩。例如“许愿”和“还愿”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中国人生了病，或没有孩子，可以到庙里去求神拜佛，许下愿心，如果愿望实现，病好了或生了孩子，就去庙里还愿，支付当时应许的代价，如果愿望没有实现，则无需还愿。这实际上是和神佛的一次交易，而且是先到货后付款，体现了神佛的信用度低于求神者。神佛的兴衰，也要看它在满足人们世俗愿望方面是否有效，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灵验”的神佛香火旺盛，不“灵验”的无人问津、衰微破败。中国人对于神佛的态度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俯视”和“利用”。这种务实文化当然不是“科玄论战”创造的，早在四百年前利玛窦携自鸣钟和天主教来华，传教未果，自己却成了中国的“钟神”。形而下战胜形而上，这也是务实文化的必然结局。丁文江战胜玄学鬼，是务实文化的结果而非原因。至今“神功大师”作报告还要当场表演魔术，李猴子不会表演，就痛斥曰“耍猴哪？”。所以中国式的迷信是实证性的，但不注重逻辑，只能算是“半科学的迷信”。科学在中国的流行就是因为合乎追求“灵验”的文化背景，科学的“灵验”可以轻易超过任何迷信。在这种形而下的文化背景中，“科学的人生观”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不仅不“幼稚”，还是可行性最高的。那种认为人生观必须依附于某种哲学意识形态的神学态度才是“幼稚”的，与人类童年神话时代的想法相比没有什么进步。
反科学在中国没有市场，江教授只好去找洋人。第一个是哈耶克，把计划经济说成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可以有意识形态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按照意识形态的解释，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集权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或按哈耶克的说法是自由主义）的；而按照科学的解释，二者都是生产要素配置的算法，计划经济的算法是牛顿式的，而市场经济的算法是达尔文式的（计算机领域称之为“遗传算法”），二者都是科学的，各有优缺点，各自适合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哈耶克知识结构的片面性导出了错误的结论。
第二个是斯诺。江教授替斯诺设计了一个180度的立场大转变：“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斯诺会不会改变立场已经死无对证，姑且不论。从江教授的设计倒是泄漏出反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可惜哈耶克推崇的市场经济是无情的，既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话语霸权；要想平起平坐，还要拿些“灵验”的东西出来；哪怕是当神功大师，也要练几手魔术才行；只靠扣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帽子毫无作用。
第三个是费耶阿本德――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这是具体的“平起平坐”，可惜星占学总是不“灵验”，这一手在中国行不通。这些“科学哲学”可能提供某些方便的概念和视角，但是要用来“指导”科学则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自己不“灵验”，不能怪别人不重视。
关于“两种文化”的冲突，江教授虚构了一个故事：“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唯科学主义立场对来自人文的思考经常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导致思想上的冲突。让我们想象这样一幕场景：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有些自命为科学家的人――尽管科学共同体并未承认他们――真的就是这样说话的）。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与此相反的是王小波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上的那所大学的哲学系以科学哲学著称。众所周知，科学哲学以物理为基础，所以哲学系的教授自以为在现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养。忽一日，有位哲学教授自己觉得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而且是在理论物理上的发现，高兴之余，发帖子请人去听他的讲座，有关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请之列，我也去了，听着倒是蛮振奋的，但又觉得不像是这么回事。听着听着，眼见得听众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样，掏出个烟斗抽起烟来。等人家讲完，他把烟斗往凳子腿上一磕，说道：“wrong story ！”（错误的故事）就扬长而去。既然谈的是物理，当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见为准。只见那位哲学教授脸如猪肝色，恨不能一头钻下地去。”
对比这两个故事就可以发现，江教授虚构了一个科学的话语霸权在阻止哲学家发言。然而事实却是：哲学家并不是“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而是在自己把持的传媒上连篇累牍的传播假话，拒不刊登科学家的反驳；科学家对哲学家的话洗耳恭听之后，指出了哲学家的错误。哲学家愿意研究什么，当然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研究出来的结论错了，哲学家并没有拒绝批评的特殊豁免权，更没有对科学家资格的册封权。江教授虚构的故事仍然是个“错误的故事”，只是脸皮较厚，透不出“猪肝色”而已。
我们来看看哲学家们对于科学研究出了什么。“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确实不是个值得研究的好问题。因为科学知识之所以可靠，并不依存于产生的方法，而是依赖于检验的方法。一个印度数学天才自称是做梦时被女神告知，发明了很多定理，有的经过证明是对的，有的则发现是错的。重要的不是知识怎样“产生”，而是怎样检验。关于科学的产生过程，江教授说：“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SSK所讲述的也是个“错误的故事”。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是由其“灵验”证明的，与形而上的“客观真理”无关。在可靠性方面，科学知识确实“至高无上”，如若不同意，就请举出一个比科学知识还要可靠知识体系。但科学知识并不像宗教或意识形态那样强加于人，所以不需要“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它只是把道理说得如此明白，让你觉得如果不相信就未免太傻。
关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江教授说：“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这又是个“错误的故事”。所谓“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全能”是神学家用来形容上帝的宗教用语，与科学无关，科学界没有这种大包大揽说大话的恶习。从理论上看，神学家也解决不了“全能的上帝能不能制造一块自己也举不起来的大石头？”的问题；从实践上看，圣经里连如何做豆腐也没有写；所谓“全能”不过是吹牛皮放大炮而已。人文“经常提醒”科学“你不完美”、“你非全能”，就像乌龟经常提醒兔子“你不能超过光速”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反过来的“提醒”就更可笑，兔子只要提醒乌龟跑得比兔子慢，不能给兔子当技术指导，就足够了。乌龟的逻辑是既然乌龟和兔子都不能超过光速，他们就应该“平起平坐”并列第一。而兔子则认为赛跑的名次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比赛成绩来定。
文化人对科学的限度举出两个例证：“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但这两个例子恰足见文化人之孤陋寡闻。恋爱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恋爱的生物学机制、生理学机制、心理学机制，社会学机制等一般问题，以及择偶等具体问题，这些都是科学可以并正在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爱情只是感情的一种，而近年来感情的研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渐渐成为热门话题，第一届中国情感计算及智能交互学术会议将于2003年12月8-9日在北京召开。相关网址是http://www.affectivecomputing.org/敬请文化人光临指教。重要的是，科学要研究什么无需“人文”批准，所以研究所谓的“科学的限度”毫无意义。至于“人生意义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生观的问题，科学与人文都对此做出回答，只是答案不同而已。人文的一个回答是，拿出10%的收入交给教会，可以换取死后进天堂的门票。而科学的人生观则认为拿这些钱去养一群不劳而获的传教士实属冤大头，无论是吃红烧果子狸促进内需，还是捐给社会福利基金扶助弱势群体，都比渴望虚幻的天堂更有意义。如果文化人认为人文能够比科学更好地解决恋爱和人生意义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就请把你们的解决方案拿出来，和科学的方案做个比较，比说空话要有说服力得多。
所谓科学与人文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科学不许胡说而人文允许胡说。人文关起门来自己胡说自然不干科学的事，而人文如果对着科学胡说，科学就不得不告诉人文：“你这是胡说”。江教授在演讲最后引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来表现自己很有势力，恰恰证明他的胡说不能靠自身的价值获得学术地位，要靠行政的支持安身立命，这才是伪学术的悲哀。
吴国盛这篇《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主张两种文化的和解和交流，他提出“针对科学家，应着重揭示科学中的“自由”的维度，科学家对思想自由的捍卫、对科学发现中创造之美的领悟、对“为科学而科学”和“无用之学”的坚持，均是这种“自由”维度的表现。以“自由之科学”压倒“功利之科学”，正是科学之人文精神的胜利。”然而遗憾的是，这个美妙的愿望正在被文化人自己所破坏。正是同一个吴教授，主张为科学设定禁区，反对研究克隆人，力主压迫科学中的“自由”维度。江教授的文章中，也主张“如今科学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如果我们回答科学是“无用之学”，“广大公众”会允许“自由之科学”压倒“功利之科学”，放弃追究用掉钱之后的“效果”吗？
看了王延锋的《“科学大战”与正在进行的一场争论》给我一个印象，就像看到非洲那些扛着AK-47冲锋枪的儿童。搞伪学术是成年人的游戏，学生被卷进来不利于学术道德培养。王延锋是上海交大的博士生，导师是江晓原、刘兵。当年刘兵的学生柯志阳参与争论，结果被人发现剽窃引文表。这次王延锋的文章也暴露了学术道德问题――伪造对方观点。本来，伪造对方观点是江教授的常套手段，却还要贼喊捉贼，指责对方“歪曲原意”。但教授的老道之处在于，伪造对方观点时从不注明出处，让人想捉贼也拿不到直接的脏物。学生毕竟嫩一些，或许还真以为自己在搞“学术”，正经的论文格式，有英文摘要，有参考文献，结果这伪造对方观点的证据就公开了，相当于做贼还要把赃物挂在胸前展示。
文中说：“比如，近来一些科学主义者声称，科学技术能解决当前的一切社会问题[13]”而参考文献是“[13] 赵南元.科学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吗？科学对社会的影响[J]2002,1.”好在笔者手头还有这篇文章的原稿，浏览通篇并没有“科学技术能解决当前的一切社会问题”这句话，也没有类似的意思。为了给对方扣上自己设计好的意识形态帽子，不惜捏造对方观点，这种背离学术规范的习惯，正是带领学生搞伪学术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