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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二)(5)

时间:2014-03-16 22:59来源:《科学与无神论》 作者:习五一 点击:
(二)收回教育权运动: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重要的议题。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与会人士1040人,盛况空前,重点讨论收回教育权。由陶行知提出的第
  
      (二)“收回教育权运动”: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重要的议题。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与会人士1040人,盛况空前,重点讨论“收回教育权”。由陶行知提出的第一案修正案,逐条表决通过。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10届年会在开封召开,共有19个省区的35名代表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和《学校不得传布宗教案》。
      鉴于一些外国传教士“假办学名义,于校内传布宗教,强迫学生讲读经文,举行宗教仪式,颠倒错乱,失学校教育之本意”,大会一致通过《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33} 该案制定了三项措施:(1)各学校内,概不得传布宗教,或使学生诵经祈祷礼拜等事;(2)各教育官厅应随时严禁各种学校,如遇有前项事情,应撤销其立案或解散之;(3)学校内对教师学生,无论是否教徒,一律平等待遇。{34}
      1925年2月,《中华教育界》出版“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刊登蔡元培、舒新城、陈天启等教育家的论文。他们指出,教育与国家民族“主权所关,生命所系”,务必收回自办,不可“让外人攘夺”。教会教育不符合信教自由的宪法原则。“信教自由是近代各国宪法上的一个通则,保障这个通则的根本办法,是要教育独立于各宗教势力之外,即无论何种宗教,不得借教育做宣传的工具;无论何级学校,不得含有宗教的臭味、设有宗教的课程、举行宗教仪式,才能办到。”{35}
      我认为应当指出,“信仰自由”的前提是宗教与政治、教育分离。国家行政的力量必须超脱于各种宗教之外,不许任何宗教以教育作为宣传的手段。一旦传教享有绝对的自由,个人的信仰自由,包括信仰某种宗教,或不信仰某种宗教的自由就难以真正实现。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与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
      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五卅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民族革命考察,这场运动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面高涨,其唤起的民众力量震撼了整个社会。在“五卅运动”掀起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中,非基督教运动再次复兴,加速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进程。
      非基督教运动第三阶段的标志事件是全国学联的宣言。1925年7月,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现在全国的反基督教的运动,已经形成公然反帝国主义的奋斗。”{36} 全国学联制定一整套非基督教运动的行动方案,深入城乡基层社会,继续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许多教会大学的师生踊跃响应爱国主义号召,积极参与罢课和示威活动。教会大学传播的西方科学知识,没有成为奴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工具,反而成为启迪思想的源泉,成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在第三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真正居于指导地位的是政党。国共两党合作,掀起反帝运动高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运动议案指出:“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37} 在这场反帝运动中,共产党的作用尤为显赫。如,在广东汕头地区,周恩来发起建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成功地推动了当地20多所教会学校,与英国长老会(English Presbyterian)终止了联系。{38}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925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外国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明确规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符合部颁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遵守中国关于教育法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对私立学校的管理。1929年,教育部颁布《私立学校章程》。章程规定学校要以教育为主。只准许自愿性质的宗教活动。根据这个章程,教会学校要向政府注册,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目”;二是“以中国人担任校长”。{39}
      经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外国传教士控制教会大学的局面逐步被打破。30年代,大多数教会大学向国民政府注册。教会学校不再是外国传教士掌控的培养宣教人才的基地。多数教会大学校长由中国人士担任。教育成为学校的主要目的,废除学生必须参加礼拜的规定,圣经课程只能是选修科。正如一位研究教会大学的学者所指出的:神学教育从基督教大学“核心位置转向边缘位置,”“从王子转变成为贫儿。”{40}
      中国化和世俗化成为教会大学发展的趋势。在民族民主革命大潮的洗礼下,教会大学涌现出一批爱国领袖人物。教会大学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担任基督教牧师的平均只有5%。基督教会悲哀地评价说,能使基督教本土化的“伟大的中国神学家则一个也没培养出来。”■ 
      收回教育权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与基督教教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开冲突。30年代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民党与外国侵略势力之一的基督教会建立合作关系。随着日本侵略危机日益深重,国际力量发生新的组合,英美成为中国反法西斯的盟友。基督教会成为共产党统一战线中团结抗战的对象。但是,在西方列强影响下的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的矛盾依然存在。在剑与火的解放战争中,这种矛盾更多地突显在政治领域。文化建设难以成为激烈动荡社会中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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