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是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上，演化而来的神学思维。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主要概念范畴。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发源于周代，经过孟子的性天相通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
古人对“天”是怎样认识的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说：与自然无所违。《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孔子对天的看法有点矛盾，他时而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不言而四时行，而万物生。他时而又认为，人之生死富贵，皆决定于天，他又把天视作有意志的人格神。孟子对天人的看法基本上继承了子思的衣钵。《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天命是人力做不到达不到而最后又能使其成功的力量，是人力之外的决定的力量。孟子并不认为天是神；人们只要能尽心养性，就能够认识天。墨子对天命、鬼神的看法有矛盾，他一方面强调“非命”、“尚力”，人之富贵贫贱荣辱在力不在命。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天志”、“明鬼”。他的“天”好象是一个有意志行赏罚的人格神。
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是当时儒家的代表。是他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非常明显的。
天人合一的理论依据是儒家学派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天有阴阳之气，物有阴阳之理，所以人与天具有同质性、对应性，因而认定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从而得出“天人合一”的结论。
早期道教所相信的“心神合一”论,渊源于西周时期的天命论思想及经过战国思、孟和西汉董仲舒发展而成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论。人在天地中，天地亦在人体中；神在天上，神亦在体中； “天君”在天廷，而“心”亦为人体内之“君”，“念心思神，神悉自来到”，“专心善意， 乃与神交结”，早期道教所相信的心神合一论，更吸取了阴阳五行说，将人体五藏配木火土金水五德，认为人体内外诸神因其五行属性而相类相通，这样，便又在儒家“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渲染了一层自然泛神论的色彩。
学者张远山在《老庄之道，大年正道》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脉络进行了厘清：华夏古道的变迁史中，唯有伏羲才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具有形而上的思考能力，他探索天道，画卦象、定卦名，以六十四卦圆图制历。从“三皇”到“五帝”时，黄帝开启人道，就是建立了一套“立君臣，定尊卑”的政治制度。伏羲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天道，黄帝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人道。两者之间如何协调，成为五帝之中的唐尧必须面对的难题。伏羲开启天道，画八卦，制历法，与人间政治没有关系。黄帝开启人道，立君臣，定尊卑，与天道历法也没有关系，唐尧要协调两者，想办法做到“天人合一”，就是把伏羲圆图改造成唐尧方图，将一个四季循环变化的历法八卦图，变成一个九九八十一格的方形围棋。他要把伏羲天道化为黄帝人道，让天道支持人道，为人道找到天道依据。
唐尧的九路方图，目的是调和伏羲天道与黄帝人道的对立，希望“以天合人”，所以后来道家一直批判尧舜，就是因为尧舜扭曲了伏羲天道，改造为符合黄帝人道，“以天合人”，而道家主张“以人合天”。后来儒家一直称颂尧舜，就是因为儒家象唐尧一样，主张“以天合人”。
夏代《连山》、商代《归藏》传承了“以人合天”的伏羲天道，周代《周易》继承了唐尧化圆为方、“以天合人”的黄帝人道，让天道支持人道，支持君尊臣卑的人间政治制度、君主世袭制度，希望人们相信这种人间政治制度符合天道。道家认为，从唐尧到《周易》的化圆为方、“以天合人”是错误的，违背了天道。“以天合人”一定违背天道，“以人合天”才能符合天道。
“天人感应”是从“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而来。“天人感应”思想源于《尚书.洪范》，从人身为一小宇宙的观点出发，其学说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主要学派有孔子学说、墨子学说和董氏学说等。董氏学说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和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天人感应思想起源很早，散见于先秦古籍中，《洪范》说“肃，时寒若”，“?，时?若”，认为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天人感应思想直接来源。汉代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阴阳家的思想，使天人感应说臻于成熟，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
孔子作《春秋》，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孔子曾说：“帮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春秋》之所以重灾异，是因为孔子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即是用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
墨子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董仲舒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论，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按照董氏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克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人感应的原因，董氏还提出了气化学说，董氏认为：天地宇宙唯气化而成，人生活在天地之间阴阳之气的包融中，在这由气化成的宇宙中，人之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互流通，相互渗入，因而人之气会影响到整个天地宇宙之气。如果人之气调和顺适，天地之化即美，祥瑞乃现；如果人之气邪乱乖谬，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天地之序即乱，灾异乃出。由此可见，董氏是以气化之宇宙来作为天人感应的基础，以人天之气相数来说明灾异的产生。
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是其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核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二、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应”说来限制无限的君权，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依据。
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刘向、刘韵、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
汉武帝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经学派的官学地位。董仲舒从解释儒学的经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他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这就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认为宇宙内的一切，从自然界到人类和社会的所有现象，都照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而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天又完全依照它自身的模样塑造了人，人的形象、精神、道德品质等，都被说成是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这样天人感应就成为必然的了。
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这一神学世界观刚刚确立，非正统的所谓异端思想还在进行顽强的抵抗。司马迁就明确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附上宗教迷信，使人拘而多畏。他批评巫祝队祥的迷信思想，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态度。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一些郡国还有一定影响。但到了甘露三年，汉宣帝召集各地儒者讨论经义异同，把董仲舒思想体系推到了唯一官学的地位，同时还禁封了诸子百家及司马迁的著作，从此以后，僵化的神学世界观广为泛滥。
“天人感应”思想曾经被历史学家评价为对君权的限制，具有积极的作用，它把皇帝视为任性的孩子，在他胡搅蛮缠的时候，喊一声“狼来了！”，或许也能起到威慑作用。但对于普通百姓，“天人感应”的思想，主要还是从文学作品中传承而来，如《范进中举》，那个势利眼的胡屠夫，对疯癫的女婿就有些畏惧，说他现在中了举就是老爷，是文曲星，打了他菩萨会怪罪。《三国演义》的谋士庞统，率兵到达落凤坡，他当时听到落凤坡这个名字，与自己凤雏对应，顿时心感不详，结果中了埋伏，被乱箭射死。现代作家中也有个别人爱鼓捣这些玄虚的东西，类似的迷信思想在作品中屡见不鲜。
对于广大群众而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一时难以区分，一些偏离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文学作品，就成为人民在精神领域的污染源！
对于广大群众而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一时难以区分，一些偏离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文学作品，就成为人民在精神领域的污染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