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四、 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中国的反帝运动出现高潮。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充满希望，政党、知识精英与民众运动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出现崭新的局面。正是在这一年，非基督教运动再次兴起，众矢之的是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成为运动的主要目标。

     （一）矛头直指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4年初，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日渐高涨，反对基督教的宣传开始在教会学校发生反响。教会学校当局对学生的高压政策已经引起学生的不满。《中国青年》刊登一篇教会学校学生撰写的文章，题为《可怜监狱条件下的学生》很有代表性。文中写道：

      “我是徐州培心中学——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且将我们所受的待遇，报给读者诸君听听：我们学校洋大人……他们来中国办学，完全是利用耶教来灭中国。圣经、祈祷，是杀我们的灵魂底利器，青年学子的精神，完全被它消磨了。可恨的牧师，天天还来讲什么‘天国奥秘’、‘灵祷’，……青年为了天堂福气，竟然要讲国家完全忘掉了。……洋大人有时还要发脾气，骂学生是‘Shangdung Robber’（因山东临城劫案），将土匪名词加在我们身上。五月十一日，又骂我们和教员，比Animal都不如。……因他们这样辱骂我们，而他们底教育又并没有什么教育底意味，所以我们已经开始与之开仗了！”{31}

      到2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增长，教会学校已犹如一堆干枯的柴草，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足以引燃一场足以给教会教育带来灭顶之灾的熊熊大火。以广州圣三一学校（The Anglian Trinity College） 的学潮为起点，以收回教育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式爆发。

      广州，圣三一学校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学校。由于受国立学校学生自治运动的影响，1924年3月下旬，该校部分学生决定成立学生会，以促进学生自治，并着手准备举行“五.九”国耻纪念活动。该校校长（英国人）获悉此事，严厉制止。校方提前放暑假，逼迫学生离开学校，禁止在校内集会，并开除了几名比较活跃的学生。校方粗暴举措激怒了学生。4月22日，该校学生发表宣言：要求争回教育权，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获得社会各界广泛的声援。由于学生大批退学，圣三一学校名存实亡，不久校方只能宣告停办。各地教会学校迅速掀起罢课、退学的浪潮。许多国立学校也卷入运动。两股力量相互激励，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对教会教育运动。

      在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阶段中，8月13日，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重建。廖仲恺、汪精卫、吴稚晖、师复、邹鲁等一批政治人物加盟，同盟宣布“秉爱国之热忱，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一切事业。”{32} 随着国共合作，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迭起，各地纷纷效仿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这一阶段的运动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各地的非基督教同盟一边继续鼓动学潮，促进收回教育权运动，一边大力批判基督教及其在华的传教事业。并在圣诞节前后发起“非基督教周”活动。

      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思想文化运动的色彩大为减弱。最重要的因素是国民党、共产党等政党的参与指导。国民党重量级人物蔡元培、汪精卫、戴季陶、吴稚晖、胡汉民、廖仲恺等。而共产党对运动的影响更为积极。如，1924年8月上海非基督教同盟重组，被推举的5个执行委员中，有3人是共产党员。参与第二阶段非基督教运动的中共领导人有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的领袖人物。政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作用日渐显赫。非基督教运动中融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