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二）(2)
时间:2014-03-16 22:59来源:《科学与无神论》 作者:习五一 点击:次
三、现代民族主义高涨中的非基督教运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对基督教会发起的挑战空前激烈。《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评论说： 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决心抵御有毁
三、现代民族主义高涨中的非基督教运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对基督教会发起的挑战空前激烈。《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评论说：
“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决心抵御有毁灭它危险的外来势力。20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出一个年轻的国家急于寻找新的自尊基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下来，但是，它是在新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这个环境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了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17}
（一）教会学校“建立上帝之国”的挑战态势
1922年春天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原因十分复杂。除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外，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挑战态势，也刺激了中国知识界。
著名的教育家、国民党人蒋梦麟在《西潮》中的一段话，具有代表性。他说：“基督教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18}
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出现两个重要倾向：一是集中力量在城市传播；二是重点发展高等教育。20世纪20年代，66％的基督教传教士集中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中。1920年基督教教会学校学生总数达245049人。以1909年为基数，到1920年增长了3.25倍，15年平均每年增长28％。1922年春，中外教会联手调查在华传教事业的报告发表。本书的英文名为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文本书名为《中华归主》。
《中华归主》的姐妹篇是《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一书。1921年9月，由美、英、中三国教育家、神学家、传教士组成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受基督教差会和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巴敦（Ernest D.Burton）团长的率领下，对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中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调查。调查团将部分调查报告编成《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出版发行。关于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和作用，该书论述道：
“基督教教育对在华教会全部工作的特殊贡献在于，运用教育手段实现基督教差会的目标，即通过引导人们直接与耶稣基督接触，缔造一个基督教社会秩序，以建立上帝之国。”{19}
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宗旨是“建立上帝之国”。教会大学的传教士们认为，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输入西方的科学知识，是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手段。山东齐鲁大学的创办人狄考文认为，传教士应先教授科学和艺术，然后再传播福音，这样才能“摧毁异端，使基督教信仰和道德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结构中。”{20}
（二）从非基督教运动到非宗教运动
到1922年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在北京举办前后，中国民众的愤怒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场运动首先在基督教教会势力最强大的城市上海爆发。1922年2月，上海一批青年学生发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其宣言指出：“基督教会”是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锋队”。{21} 同时向北京清华学校暨全国各地学校发出通电，号召抵制在清华校园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通电强调指出，清华是国立学校，“非教会所立”，且北京“不乏耶教会场”。如果坐视这一大会在清华召开，则外人将讥讽“中国无人”。{22}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美国人穆德于1895年创办的基督教国际性组织。这次穆德选择在中国举办第11届大会，因为他认为“那时中国是反基督教运动斗争的重要据点。”穆德有意识地到中国来挑战，而且选定在北京的清华大学。
上海点燃的火炬传到北京。3月11日，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思想激烈，宣称：
“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人类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23}
这番慷慨激昂的批判成为非宗教运动中的代表作。其思想之锐利，言辞之激烈，有振聋发聩的威力。在今天看来，其中有些主观武断的言论，存在着非理性的因素。比如“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这样的命题就难以成立。当代世界宗教区域性复兴表明，人类精神生活是极为复杂的，在科学日益昌盛的当代社会，宗教依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信仰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同日，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各界人士“依良心之知觉”，“本科学之精神”，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在清华校园召开。李石曾、萧子升、李大钊等师生签名，随后，学界名流蔡元培、王星拱、吴虞等“加入注册”，汪精卫、胡汉民、陈独秀等纷纷加盟。3月28日，非宗教大同盟公布简章规定：“专以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科学成为解脱宗教束缚的思想武器。
在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中，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抗议声中如期举办。4月4日至9日，北京政府派大批军警到清华大学保护会场，会议主题是“基督在世界重建中”。{24} 北京政府总统接见全体代表。
会议开幕当天，北京非宗教同盟致函清华大学学生，抗议以国立大学的资源为宗教服务，指出此举违反政教分离的原则。信函中的名言“金钱与枪炮奴役我们的肉体，基督教的福音奴役我们的灵魂”，{25}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流行一时。
这场非宗教运动以科学为号召，以知识界人士为领袖，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坚持启蒙主义的方向，对宗教发动了猛烈的冲击。运动中虽有激烈言论，但主流是理性的，行动是克制的。与义和团运动激愤抗争，依仗“神术”排外，有质的区别。
北京与上海两地运动有明显的差异。其一，北京的宗旨扩大为反对一切宗教，而上海仅仅针对基督教；其二，北京的大同盟包容各界人士，而上海仅仅是“学生同盟”；其三，北京的宣言以科学、民主的口号代替马克思主义宣传。上海的青年学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城市生存，政治倾向日益激进。而北京大同盟社会成份多元，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因为北京大同盟的精神理念更具有包容性，使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广东、湖南、福建、山西、浙江等地，形成全国性的思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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