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一

 “我们为何要研究苏东剧变？”

2009年，通过与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10多个高校课题组的激烈竞争，我们获得了一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其名称为“境外宗教渗透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研究”。在进行课题设计时，我们不仅将“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的研究列为本项目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而且还将其列为本项目研究的一个优先方向。从课题的名称看，我们优先考虑的，无疑应当是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势力和宗教观念对我国进行的渗透，那么，为何要将苏东剧变列为该项目研究的优先方向或优先方向之一呢？究其深层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是在境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宗教渗透这个话题中，苏东剧变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性；二是在当代国际意识形态论域中，在批判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活动中，对苏东剧变的理性反思具有无可替代的直接针对性。

首先，在境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宗教渗透这个话题中，苏东剧变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性。在有关境外宗教渗透问题的研究中，最重大也最棘手的问题无疑是境外宗教渗透的有无问题。说它最重大，乃是因为倘若根本不存在境外宗教渗透这个问题，则社会主义国家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就不仅无从谈起，而且也会因此而显得滑稽可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其名著《堂吉诃德》中曾经设计了一个堂吉诃德手持长矛、驱马向前、冲向风车与之搏斗的笑话。在整个课题研究中，我们应当极力避免的就是堂吉诃德的这样一种可笑下场。由此看来，境外宗教渗透的有无问题，实在是我们课题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第一个问题。说它最棘手，乃是因为境外宗教渗透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国际政治事件，往往需要剥离许多假相，穿越许多中间环节才能将其真相大白于天下。更何况其中还关涉到当代公众与当代学者的社会心态问题。如果说在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间，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项根本弊端在于“宁左勿右”，那么，自1977年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弊病便在于“宁右勿左”。也就是说，对于境外宗教渗透这类事情，现在人们往往宁可信其无，而不愿信其有。在这种情势下，要把境外宗教渗透这件事讲得让人无可辩驳、心服口服，就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对于我们课题组来说，这却是一件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担当起来的使命。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为要“变成物质力量”，它就必须“掌握群众”，它就必须“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然而，为要“说服人”，我们就必须“说服”我们自己，就必须使我们不仅在口头上承认“境外宗教渗透”这一历史事实，而且，在我们的内心里，在我们的意识深处，都对之持有一种无可怀疑的“确信”，也就是笛卡尔所说的那样一种无可怀疑的“确定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64页。然而，在经过对境外宗教渗透诸多社会现象的了解和梳理之后，我们发现有一个历史事件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美梵神圣同盟”的存在及其对波兰剧变乃至对整个苏东剧变的深刻影响。而且，也正是“美梵神圣同盟”的存在使我们想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教皇和沙皇”反对“共产主义幽灵”的“联合”和结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既然我们在“美梵神圣同盟”这一历史事件中找到了我们赖以前进的理论起点，获得了对境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宗教渗透这一历史事实的“确信”，则我们对境外宗教渗透的整个研究也就应当从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核实和研究起步。这样一来，苏东剧变在我们的境外宗教渗透研究中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提升到了首位。

其次，在当代国际意识形态论域中，在批判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活动中，对苏东剧变进行理性反思具有无可替代的直接针对性。我们知道，意识形态终结论虽然肇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但传统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如阿隆、李普斯特和贝尔等，尽管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但至少在口头上他们标榜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终结。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如尼克松、布热津斯基和福山等，则不同，他们要终结的仅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其中有人还明确无误地赋予其终结论以一种“末世论”的性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终结论可谓风靡一时，这些人的著作甚至引起了人们一时的“哄抢”。用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话说，人们抢购这些书籍，竟然就像人们在听到战争爆发谣传时哄抢“食糖”和“黄油”一样。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7-68页。因此，批驳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成了我们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第一要务。因为倘若一任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终结论蛊惑人心，倘若一如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所说，在我们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然一劳永逸地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取代，则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也就因此而一笔勾销了，而我们的课题研究也就因此而失去了其全部意义。但为要有效地批驳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我们就必须对苏东剧变作出深层的理论解析，以便据此说明苏东剧变不仅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插曲，而且也很可能只是这些苏东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插曲。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对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作出有力的回击，才能对我们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出深度的阐释。因为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所谓“历史依据”不是别的，正是前苏东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所发生的剧变，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大面积塌方”。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二

这本书中主要想讲些什么？

这本书386页，有46万字，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本著的基本目标在于确证和阐释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苏东国家实施的政治渗透及其政治图谋，确证和阐释境外宗教渗透对苏东剧变的历史影响，推证和强调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乃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绝对必要性。诚然，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种仅仅用境外宗教渗透这样一个原因来诠释苏东剧变的做法是有违历史事实、幼稚可笑和不足为训的。但矢口否认境外宗教渗透对苏东剧变的影响也同样有违历史事实、幼稚可笑和不足为训。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要确证和阐释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苏东国家实施政治渗透，尤其是要比较具体而深刻地阐释和论证美梵神圣同盟对苏东剧变进程和结局的历史影响，说明境外宗教渗透是苏东剧变的“一项”重要原因，而且还要进而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实在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保证。

其次，本著的另一个目标在于对前苏东国家在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方面的经验教训作出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以用作我们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参考和借鉴。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在谈到我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时，曾说过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冯友兰逝世，被誉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学家》，《南方教育时报》2015年3月13日。他的这句话是就“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而言的，是说当代中国人要了解和发展中国哲学就不能置冯友兰的“新理学”于不顾。同样，我们也可以将苏东剧变视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可超而不可越和应超而不应越的插曲”。一如我们在本著中所指出的，苏东剧变之所以可超和应超，乃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会因苏东剧变而戛然而至，“它应、它将并且事实上它也在超出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制度模式和道路模式，正在打造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制度模式和道路模式”。苏东剧变这一插曲之所以不可越和不应越，乃是因为苏东剧变的成因固然存在于苏联和东欧诸国的理论和实践中，但它也同样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从而，对苏东剧变成因的反思，在一定意义上同时也就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教育和自我调适”。离开了这样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教育和自我调适，“不仅不可能对苏东剧变的成因有本真的和切肤的认识，而且要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变革和自我超越，从根本上避免苏东剧变的悲剧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了。段德智主编：《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页。所谓“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之谓也。

最后，本著还有一个目标，这就是依据苏东剧变和后苏东剧变的历史事实对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做出有一定事实依据和理论深度的回应和批判。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在国际意识形态论域中所提出的并非一个枝节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一个关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废的“元问题”，是一个规范和制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有其他问题的问题，从而是我们每个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都不能充耳不闻的问题。更何况，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如上所述，本来就是拿苏东剧变说事的，作为一部研究苏东剧变的著作，就更没有理由来规避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挑战了。

三

我们究竟是如何具体地落实计划的？

首先，为了具体确证和阐释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苏东国家实施的政治渗透及其政治图谋，确证和阐释境外宗教渗透对苏东剧变的历史影响，我们主要做了下述五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们突出地强调了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的内在关联，强调并论证了“美梵神圣同盟及其对苏东国家的政治渗透和宗教渗透”为“苏东剧变中的一个中心事件”。参阅拙著第320页。

其次，我们昭示了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图谋。在谈到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基础时，我们不仅阐述了“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宗教渗透策略”，不仅强调了里根政府的反共立场及其动员宗教组织参加反共“和平攻势”的企图，而且还阐述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新东方政策”，这就是一改前任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持有的“迁就态度”，而转向一种“更具主动的进攻姿态”。参阅拙著第210-222页。在谈到美梵神圣同盟的政治图谋时，我们不仅依据史实反复昭示了其“西化东欧、瓦解苏联帝国”的政治目标，而且还强调指出，由里根政府主导的美梵神圣同盟，其目标不仅在于在东欧国家“去苏联化”，解决“苏联在东欧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而且还在于“藉西化东欧各国来瓦解苏联帝国，以期实现美国独霸世界的外交目标”。参阅拙著第323页。

第三，我们依据史实，比较具体地昭示了美梵神圣同盟导演苏东剧变的总体战略构想，指出：美梵神圣同盟于1982年建立后，其第一步目标在于策划和操纵波兰剧变；其第二步目标在于以波兰剧变为蓝本和突破口，策划和操纵东欧其他七个国家实施剧变；其第三步目标在于瓦解苏联。至于美梵神圣同盟及其他西方国家是如何具体实施这一“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的，我们只要翻阅一下拙著第7章、第8章及第10章第2节和第4节等部分，就一目了然了。

第四，我们依据史实，强调指出美梵神圣同盟对前苏东国家的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并未因苏东剧变而停止，这一方面表现在美国继续在前东欧国家实施宗教渗透，另一方面又表现在美国对独联体国家实施“颜色革命”。美国虽然成功导演了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剧变，但却并未因此而松手。东欧剧变后，美国继续对原东欧国家实施境外宗教渗透，进行宗教干涉，即使被用作苏东剧变突破口和试验田的波兰也受到了美国有关机构的严密监测和严重干涉。参阅拙著第9章第2节第2小节。不仅如此，苏联解体后，美国还在一些独联体国家大搞“颜色革命”。自2003年起，它先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策划了所谓“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其在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策划的“颜色革命”虽未得逞，但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这是不难理解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宗教渗透，其根本目标即在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盘输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复制，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在这些国家一日不彻底肃清，他们就一日不会放手。

最后，本著虽然比较突出地强调了境外宗教渗透对苏东剧变的深刻影响，但却并未因此将苏东剧变完全归因于境外宗教渗透，而是一如我们在本著中多次指出的，我们是在“‘历史合力论’的大视野”下来考察境外宗教渗透对苏东剧变的影响的。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其1890年所写的一封信件中首次明确提出来的。按照这种理论，历史的最终的结果并非只是某一单个的意志和力量产生出来的，而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出来的“合力”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正是根据这样一种理论，我们断言：苏东剧变，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或一个“历史结果”，无疑也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出来的“合力”形成的。形成这一合力的既有苏东各国的国内的力量，也有苏东各国的国外的力量；在国外诸多力量中，既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力量，也包括梵蒂冈内部敌视共产主义的力量；在国内诸多力量中，既包括受境外敌对势力影响和操纵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包括受梵蒂冈影响和操纵的各种宗教力量。而且，毫无疑问，前苏东国家执政党在其执政期间所犯的种种右的和“左”的错误，他们所推行的僵化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制度模式和道路模式，也是苏东剧变的一项重要原因。参阅拙著第三篇第3节和第4节。我们相信，我们对苏东剧变成因的这样一种概括和说明是有历史根据的，也是比较客观和比较公正的。

关于如何具体昭示境外宗教渗透与苏东剧变的内在关联和深刻影响，就谈这么多。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我们是如何总结和概括前苏东国家在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个问题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谈下面四点：

首先，我们着重昭示和批评了前苏东国家执政党面对境外宗教渗透普遍采取的顺应立场。担任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多年的雷日科夫在谈到苏联剧变的历史悲剧时，曾经强调指出“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因此，苏联剧变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还在于苏联内部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页。雷日科夫谈“第五纵队”，其锋芒显然直指作为苏共领袖的戈尔巴乔夫。他的这一论断虽然把问题简单化，但也不无道理。因为一如我们在本著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强调指出的，正是这个戈尔巴乔夫不仅对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俯首听命，而且还造访梵蒂冈，寻求“人道主义”的“共识”；正是这个戈尔巴乔夫使苏共的宗教政策急剧右转，不仅完全放弃了对人民群众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和苏维埃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而且还一味地放纵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党政军各个部门的渗透和腐蚀，并催生了苏联境内宗教的日益严重的政治化；参阅拙著第129-133页。也正是这个戈尔巴乔夫，一方面高唱辛纳屈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对东欧诸国指手画脚，充当西方国家的说客。我们之所以说苏联不仅是“被解体”，而且还可以说是“自解体”，我们之所以说东欧国家是“不战而败”，究其深层原因，正在于苏东国家执政党面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所采取的这样一种麻木态度和顺应立场。这样一条血的教训无疑是我们应当认真汲取的。

其次，我们不仅昭示和批评了前苏东国家执政党面对境外宗教渗透普遍采取的顺应立场，而且还比较具体和深入地分析了其所以如此的一些原因。在本著中，我们曾拿20世纪80年代苏东国家执政党的领袖与19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的战士比较，指出：当年，巴黎工人阶级是在普鲁士军队兵临城下、法国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与普鲁士签订投降协定并决定全力镇压巴黎工人的背景下，不仅以大无畏的精神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政权，而且还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了巴黎公社，其中许多人为巴黎公社光荣捐躯，以致马克思由衷地高度赞扬他们，称赞这些“慷慨赴死的巴黎人”，这些“英烈”，“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为人所称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81页。然而，我们在苏东剧变中，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的英烈。一如我们在本著中所指出的，无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还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洛伊，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雅克什和乌尔班内克，还是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和姆拉德诺夫，无论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昂纳克和克伦茨，还是南共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和潘切夫斯基，无论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还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整个苏东剧变中统统都配不上英雄的称号！！参阅拙著第332-334页。

依照分析，前苏东各国执政党的领导人之所以配不上英雄的称号，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差不多都是不战而败的，而他们之所以不战，也并非完全因为他们惧战，而往往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他们自己的战斗对象，而他们之所以找不到自己的战斗对象，最根本的就在于他们缺乏“东西”意识，缺乏“敌情”观念。当年，邓小平曾明确地强调过当今世界存在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东西”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4页。很难想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导人完全没有“东西”意识，完全没有社会主义意识，他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卓有成效地防范和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对其进行的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卓有成效地维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一如我们在本著中强调指出的，苏东剧变给我们的一项重要启示即在于：为要有效地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维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就必须牢固地树立“东西”意识。这个血的教训也是我们必须认真汲取的。诚然，随着苏东剧变的谢幕，我们步入了所谓“后冷战时代”。在后冷战时代，东西矛盾虽然不再构成时代的主要矛盾，而下降成为我们时代的一项次要矛盾，但次要矛盾毕竟也是一种矛盾。而且，既然在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东西”问题与“南北”问题之间便在所难免地存在有一种“重合关系”或“从属关系”。这就使得“西化”和“反西化”的矛盾和冲突在我们的时代带有某种关涉国际全局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苏东剧变的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依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借鉴价值。

第三，在这部著作中，我们还花费了一定的篇幅考察了波兰科学院院士沙夫在波兰剧变中的作为，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尤其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学者树立“东西”意识的必要性。在本著中有一节叫“一个东欧共产党人的迷失与觉醒”，讲的就是沙夫。《六祖坛经》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而沙夫之迷失和觉醒也在一念之间。也就是说，沙夫之所以在波兰剧变前期“迷”，乃是因为他缺乏“东西”意识，他之所以在波兰剧变后期“悟”，乃是因为他在血的事实面前觉悟到了“东西”问题，获得了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考能力。参阅拙著第334-343页。这就说明，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需要树立“东西”意识，而且即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同样需要树立“东西”意识，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沙夫是前东欧国家非常著名的学者，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对我本人也有过一定影响。我在早年出版的《死亡哲学》一书中就曾援引过他的观点。参阅段德智：《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18页。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研究苏东剧变时，特别关注他的表现。相信沙夫在波兰剧变中的迷失和觉醒，对于我们这些学者来说是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的。

最后，本著还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苏东国家宗教工作的经验教训，做出了“右误国，‘左’也误国”的概括，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工作必须坚持两条战线作战，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旨和圭臬。在苏东剧变中，一些国家的宗教和宗教组织在剧变的紧要关头出现了“倒戈”现象，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其所以如此，固然与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和政治渗透有关，同苏东国家推行右的宗教工作路线有关，但也与这些国家在宗教工作中长期推行“左”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有关。例如，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广大宗教信众的大面积倒戈就与苏联长期推行的左倾路线不无关联，尤其是与苏联在30年代和50年代发动的“消灭宗教运动”不无关联。参阅拙著第354-355页。这也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离开了这一宗旨，我们的宗教工作便都是花拳绣腿，表面文章。

最后，在回应和批判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下述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我们依据清人龚自珍“出乎史，入乎道”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的治学原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尽管苏东剧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它只不过是“源远流长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插曲而已。而且正如共产主义同盟的解散、第一国际的解散和第二国际的破产虽然也都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这样那样的损失，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并未因此而终止一样，苏东剧变虽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至为严重的挫折，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同样不会因此而终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或振兴依然是指日可待的。”参阅拙著第6-7页。那种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将因苏东剧变而彻底消亡观点的人如果不是杞人忧天，那就必定是别有用心！

其次，我们依据苏东剧变中，特别是苏东剧变后的一些历史事实说明，即使在前苏东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制度尽管在苏东剧变中丧失了其主导地位，但其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依然存在。首先，在剧变后所建立的新的国家机构中，这些国家此前担任政府部门重要工作人员中相当一部分依然留在原单位原部门工作，即使波兰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在当选总统后，他也留用了一大批所谓“旧政权人员”。其次，苏东剧变时，大多数苏东国家的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在苏东剧变后没过多久，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不仅能够合法地开展活动，而且又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赢得信任。这种现象在俄罗斯也有突出表现。俄罗斯共产党在1991年“8·19”事件后被当局禁止活动，1993年重建，在当年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12%的选票，取得45个席位，成为第三大党，在1995年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2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最后，前苏东国家对剧变前共产党领袖的看法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例如，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斯大林差不多成了俄罗斯各媒体众口一词的口诛笔伐对象，但苏东剧变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俄罗斯民众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的，1996年为28%，2009年则达到42%。参阅拙著第369-372页。

最后，本著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了分析批判。在我国，大多数学者批判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往往着眼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和立场，我们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还进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和立场对之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批判。我们认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问题，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有两个根本的弊端：一是抽象的逻辑中心主义，一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所谓抽象的逻辑中心主义是说：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者不是严格地直接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他们自己杜撰的逻辑概念或抽象公理出发进行三段论式演绎。他们的理论虽然花样繁多，但其核心证明无非是这样一个三段论：“（1）（大前提）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和终点；（2）（小前提）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度；（3）（结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和终点。”无论是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论”和布热津斯基的“失败论”，还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玩的都是这一套，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当年，弗兰西斯·培根曾将这样一种论辩手段斥之为“诡辩的”“剧场假相”。参阅拙著第33-34页。至于狭隘的经验主义是说，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确实也援引过苏东剧变的一些经验事实，但他们并不是对这些经验事实做实事求是的理论分析，而是无限上纲，一下子从中直接引申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已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已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的结论。当年，弗兰西斯·培根曾将这样一种论证方法称作“经验的”“剧场假相”，并指出这种方法错谬之处在于“从特殊的事例一下跳到和飞到遥远的公理和几乎是最高的普遍原则上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4页。从而犯了“不能推出”的错误。参阅拙著第34-35页。这样，我们就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戳穿了当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假相”和伪装，判定他们的论断无非是一些“假命题”，他们的理论无非是一种“伪科学”。

 

    作者简介：段德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教授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