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无神论为世界观的基础和起点。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有机统一体。以革命党言之，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和远大理想，将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规定为党的政治纪律，事实上是要求所有党员必须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世界观；以执政党言之，中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由于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及国际国内因素，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尚未达到尽善尽美，但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的宗教信仰应当成为个人私事的原则立场和大方向从未动摇过，坚持以科学世界观和唯物史观教育全体公民的原则立场和大方向（如《宪法》对此就有明确表述）也从未动摇过。
现在的问题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宗教有神论世界观的影响有增无减，宗教极端思想及其必然产物暴恐活动业已成为社会公害、人类公敌。为从思想根源上根除暴恐基因，挽救尽可能多的宗教极端思想中毒者，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在综合施策的过程中，对无神论宣传教育也赋予了重要使命；网络空间对宗教极端言行深恶痛绝、同仇敌忾，虽然个别言论有失焦现象和情绪偏颇，但主流舆论是非分明，正气磅礴，大方向不能否定。另一方面，在中共党内，十八大以来，反腐洪流中落马的不少贪腐分子都存在迷信或信教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党政官员支持宗教极端思想、暗中配合暴恐分子的“两面人”现象。党员信教问题之严重，已经开始影响党组织的纯洁性、先进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为在新形势下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从严治党”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据此，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中明确规定：“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可以说，党中央对于党员应具备无神论世界观的要求，已经提到了空前突出的位置。
所有这些来自中央和民间的声音和行动，均可理解为对于中央领导核心关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的论述的具体阐发或积极响应。特别是包括体制内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草根”网民在内的主流社会对于宗教极端言行的本能反应，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对中央主张的认同感，是充满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的正能量展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宗教管理领域、社会安全领域坚持中共领导地位足堪依恃的民意基础。保护好、引导好、运用好这种宝贵的民意基础，具有根本性的政治意义。
然而，近来却有人发明了一顶“极端无神论”的帽子，用心险恶地扣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群众头上，无中生有地宣称“这些人甘做西方极右翼势力的传声筒”，“欲把国际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起了破坏民族关系的恶劣作用，应依法制止和惩处”。
我们说，如果确有人违犯了《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中的有关条款，当然应该惩教结合，依法制止。但为什么偏偏要杜撰出“极端无神论”这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兴师问罪呢？“妖魔化伊斯兰教”的“西方极右翼势力”的浓厚宗教色彩尽人皆知，既然是“极端无神论”，怎么会“甘做”他们这些人的“传声筒”？网上那些过激言论，如果在西方，一定都是无神论者发表的吗？在中国，为什么不可能也是出自其他有神论者？为什么不可能是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栽赃陷害、借刀杀人？就词义而言，把“极端”和“无神论”合成一个词组，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学理上都十分怪异。无神论要告诉人们的事实就是世界上没有“神”。无神论发展到科学无神论阶段，用科学理性完全彻底否定了神的存在，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模棱两可、模糊折中，那倒确实不很“极端”，但却称不上是真正的无神论。作为科学无神论最高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深刻揭示了神观念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说明了私有制度下“神”的本质和有神论在未来理想社会逐步消亡的客观规律，没有给神的所谓“真实性”和“永恒性”留下丝毫余地。这样的无神论，是否正是“极端的”无神论呢？毛泽东曾告诫党内，“决不能”赞同“唯心论或宗教教义”，著名的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也宣告，“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决不”、“任何”，态度何等决绝，这是不是也都很“极端”呢？
说穿了，“极端无神论”帽子炮制者的真实矛头并不是针对网上那些问题言论，而是针对“无神论”一词和今天这个词背后的政治语境。晚近若干年来，一直有一股逆流思潮致力于将无神论污名化、妖魔化，诬陷无神论者唯利是图、“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应对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伦理失范、贪腐猖獗现象负责。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要否定的其实哪里是“无神论”，而是要根本否定坚持无神论世界观的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地位。“极端无神论”帽子的炮制和出笼，可谓多年以来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弱化而同步出现的无神论被污名化、消声化态势的延续，是将无神论进一步妖魔化的新动作。尽管字里行间也有“温和无神论”、反对极端有神论之类虚头巴脑的文字游戏作掩护，但“极端无神论”帽子炮制者深藏骨髓、溢于言表的却是对于无神论的极端敌视。虽然我们愿意相信他或他们还没有主动站到企图根本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那些人一边，但此时抛出“极端无神论”的提法，至少无助于遏制宗教极端思想，也无助于矫正网上少数人的过激言论，而只会使已经对“无神论”很生疏的普通群众不明觉厉，对这个词汇产生条件反射式的心理排斥，从而正中“那些人”的下怀。在中央领导核心关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战略地位的重新部署亟待落实的关键时刻，刻意渲染“无神论”莫须有的负面形象，不管是前面冠以“极端”也好，冠以“战斗”也好，所起的作用都是“撤火”而不是“加柴”，“抹黑”而不是“添彩”，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在去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核心从维护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基础的高度，对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集中阐述，向全党提出了明确的任务，但话音未落，却遭到部分“权威”人士的强烈抵触。一时间，攻击无神论的舆论声浪突然高涨，不是去研究怎样完成中央的任务，而是想方设法在体制内外设置消解中央部署的思想舆论障碍，乃至成为与学习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相伴随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动向。像这次“极端无神论”帽子炮制者提出的一些说法，其实都已经在此前的这一波攻击声浪中出现过。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一次的帽子是借助一份部门报纸抛出来的，也就是说，“妖魔化”无神论的举动，实现了升级版的此呼彼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讲话一年多以来理论界和舆论场上出现的怪事，“极端无神论”提法的炮制和出笼，在党中央反复告诫要增强“四个意识”的今天，不能不被视为一起披着学术外衣挑战中央领导核心政治权威的严重政治事件。
对于此种现象如何理解？原来，某些人物若干年来沆瀣一气、权力勾兑，已经形成了一个打着“宗教+”旗号的既得利益联盟。这个联盟假冒信教群众的名义与党和政府讨价还价，蝇营狗苟于狭隘的小集团利益或个人私利，为此，必然要绞尽脑汁反对以科学理性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基础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要自以为是地反对主流社会对于一切愚昧迷信现象的正当质疑、甚或将其诬蔑为与宗教极端主义“殊途同归”的“极端无神论”，必然要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处心积虑地干扰、抵触、曲解中央的战略部署，妄图使主流社会的深刻反思即“三个如何”——如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减低宗教信众增加速度，如何抵御宗教对群众的精神诱惑和思想渗透——成为无解的“天问”。但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亿万否弃怪力乱神、寻求牢牢掌握自己命运的劳动大众的艰苦奋斗，“极端无神论”帽子炮制者一类人的前景必定是不美妙的。那篇奇文刚登上某个官网不久即被删除，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到现在，只剩下一些有神论网站、微信公众号还在如获至宝地转发、点赞，也从侧面说明了某些问题。联想到当代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被西方一些有神论者称为“原教旨无神论者”，中国有人祭起“极端无神论”的帽子并得到来自有神论阵营的自发呼应，岂不是无独有偶、异曲同工？
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人民的幸福，当前必须力排“重”议，坚定不移地在全社会为无神论正名。通过有原则、有策略、有协同、有方法的无神论宣传教育，营造出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习惯的、能够制衡有神论信仰和抑制宗教极端主义发生的无神论思想文化氛围，不断地把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我们相信，历经一切有识之士和爱国同胞的不懈努力，蒙昧大众视野的雾霾终将被廓清，共和国辽阔的天空终将长葆蔚蓝和清新。
作者简介：黄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