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一系列讲话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重要的定位和论述。如何进一步焕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成为当前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焕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途径虽有多种，但必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相结合。因为无论如何理解传统，在公共层面上，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上，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否则它发挥作用的范围与空间还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更不用说“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①了。因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焕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是关涉当前文化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也可以说面临着三个结点：即如何进一步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何进一步汲取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如何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三方面其实质也可以表述为：如何结合中国当前实际，充分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变化发展和进步。
打不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结，中国人民内在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难以从根本上被唤醒、被激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就难以在当代全面释放自身的活力，更遑论其现代化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进一步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深植于中国人民内在的文化基因，其进一步中国化的深度和力度，尤其是它的大众化，无疑将会继续面临更多的难题和挑战。打不开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传统文化之间的结，西方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以及发展到当代的积极因素，就难以正当地被重视、被吸收。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社会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必须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大众化，才能使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更深；马克思主义必须汲取世界文明、尤其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才能更好地使自身时代化，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更广。当然，二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当今中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能离人民共同的福祉越来越远，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在当今建设时代还有巨大的发挥空间。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一道墙，恰恰相反，它是一条路。经由它，可以更好地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但是，如果你无视它或者忽略它的存在，试图绕过它，它可能就真的变成一堵墙，冲击着、甚至摧毁着你幻想的方向和目标。马克思主义是一条路，是目前推进中国进一步变化发展的无法无视其存在的一条交通要道、指挥要道，甚至是交通枢纽。但它要“真正发挥”这一作用，必须要深入和回应它面临的挑战，从而首先在理论上其次在实践中真正成为一条四通八达的积极的道路。
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意味着其他各种积极的文化形式也在各自的领域同时真正发挥着作用。只有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其他文化形式的积极因素在其各自的领域真正发挥作用了，才真正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活力；就如同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真正当家做主人了，才真正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执政的巨大魅力。
在一定层面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是核心，那么它和中国传统的结合，或者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实践中发展自己，则是基础。打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开二者在当前发展的困境和僵局，为彼此的良性发展开辟道路，缓和由于教条理解带来的中国文化整体的割裂与紧张，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它带来的是双赢，甚至是多赢的局面。
因此，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探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直接涉及中国文化的地方不多，那么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可行的途径来说有两条：一是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所继承的西方思想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进而探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二是从理论的角度，直接探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我们这里主要从前一个层面上进行探讨。
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从十五六世纪后日益频繁。在最初一段时期，中学西渐在英法德产生影响，其深度和广度，远大于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得到强有力的回应。这种影响和回应在启蒙运动中表现尤为明显。至18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大批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重要的精神资源，孔子被尊为欧洲18世纪的“守护神”。当然，孔子只是守护了为现代文明开辟道路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或者说只是守护了那种更为自然、更为人性的思想。比如，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对传统基督教满意的东西微乎其微，说走进基督教的书籍中，“就像走入疯人院一样”①，但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中，则发现了很多值得接受的东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推崇，简直可称为“全盘华化论者”。我们发现，一般来说，越是激烈批判西方传统、尤其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思想家，越是较多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表现出少有的温和与尊重。大致讲来，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性的思想。当代麦克斯·韦伯曾说：中华民族不像一些民族那样有宗教的狂热，是世界上唯一清醒“未醉的民族”，指的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贯穿着一种清明的理性。这种清明的“理性”曾给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以重要影响。以朱谦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考证，西方启蒙运动中推崇的理性，之所以称为“理性”乃是源于宋儒理学之“理”（reason）。②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明了二者具有某种相通性。不少启蒙思想家认为比起当时基督教统治的欧洲现实来说，中国人很少有迷信和偏见。伏尔泰对当时基督教统治欧洲的状况深恶痛绝地说：“一个民族能不受所有迷信偏见的影响而存在吗？”——据说在中国的地方行政官中不存在迷信，而“少一点迷信就意味着少一些宗教狂，少一些宗教狂就意味着少一点灾难。”① 显然他这里的“迷信”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式“迷信”，而多指当时欧洲文化中对《圣经》中神的信仰。他还表达了对中国儒家的赞美，说儒家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那些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蔑视自然的教条。他甚至热烈地赞美孔子说：“我将我所有的弟兄，我拥抱在孔子之中。”② 当然，现在我们认为儒家也许并不是“毫无迷信”，但无疑它没有启蒙思想家批判的对如《圣经》中神的“迷信”。
第二，唯物的思想。唯物论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潮。当中国传统文化自十五六世纪传到欧洲的时候，其中的唯物思想影响逐渐彰显。十七八世纪，在欧洲思想界曾经掀起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宋儒理学，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争论。而那些激烈批判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思想家，或者与传统西方基督教思想有异的思想家，很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宋儒理学是唯物论。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需要神来说明世界，宋儒（主要指朱熹）理气之辨，是唯物论。这成为他们当时所依赖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武器，对西方基督教传统展开批判。
第三，自然的思想。斯宾诺莎消解了基督教传统的神的观念，提出“神即自然”，为以后的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重要方向。当时老子思想已在欧洲流传，西方学者专门考证斯宾诺莎受老子“道法自然”等思想的影响不可低估。面对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神”“自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确，一些启蒙运动中的主力思想家大都推崇自然。卢梭反对人为，主张返于自然，颇类老庄。魁奈自认为是孔子的继承人，被尊为“欧洲的孔子”，以自然为天理，颇近孔子。以博学的智慧和少见的勇气，公开宣称是无神论者的霍尔巴赫则主张以“自然”代替神的观念。③
第四，无神的思想。就逻辑而言，在西方传统基督教语境中，唯物论就意味着无神论。但由于当前文化参照的多元性，我们还是把无神论作为启蒙运动中的一个因素加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万物命运的人格神，这给中世纪以来追求思想自由的人以极大鼓舞。启蒙运动前夕，倍尔就由于研究中国而欣喜地引言：无神的社会是存在的。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这种思想更是淋漓尽致地得以发挥。不仅启蒙思想者，包括一些基督教内人士，大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是无神论或者是自然神论、泛神论，总之不同于基督教传统的有神论。为基督教内人士看作异端的中国传统文化，却被启蒙思想者引为正统。启蒙思想者发现中国儒家的各个学派“实实在在并没有宣传无神论；但是却有不少无神论者”，而这些无神论者又都是哲学家，原来无神论者也可以过一种“贤明而幸福的生活”。④
事实上，与其说中国人大多数是无神论者，倒不如说是不像传统基督徒那样的有神论者。在当时传统语境中，西方启蒙思想家中有人很自然地宣称：宇宙如果不是无神的宇宙，就不会是快乐的宇宙！以至于当时法国巴黎议政院都成为无神论者的机关，资产阶级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反对神的观念，⑤以哲学家自居。他们对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进行分析批判，成为推动近现代文明的历程的重要因素。
第五，人本的思想。文化的特点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它的人文性、人本性。以神为本的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使人们看到了以中世纪为典型表现的一系列冲突和战争，而中国的人本思想，则给启蒙运动的思想者解决问题带来新的思路。他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在社会层面上，对有神无神问题不大关心，它更关心的是道德。它注重人的道德，注重仁德，而不是神的存在，这给他们以强烈冲击。他们说：“我们相当了解中国人现在还跟我们大约三百年前那时候一样，都是一些推理的外行。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也就好像我们这里15世纪的一位熟读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但是虽然中国人是“推理的外行”，但他们这些“很糟糕的物理学家而同时却是杰出的道德学家”。在这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了。”① 所以，呼吁产生了：“卑鄙的人们”，你们怎么从来也不虚心向受过教育的中国智者学习！② 当伏尔泰被问到死亡的问题时，他说：不知生焉知死。③
第六，人性善的思想。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尤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以后，很少见到对于人性善思想的阐述。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尤其到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批判基督教传统的时候，针对基督教的原罪说（即人由于违反了上帝之言，生而有罪），他们对人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的理论来自哪里？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是其中之一。中国的圣贤之道是对人性本善学说在实践层面最有力的支撑和延伸。摩尔利在《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中指出，欧洲18世纪的思想精神不外是：认为人性本善，因此世界才能成为一个优美可爱的地方，而目前世界之祸乱是出于坏的教育、坏的制度；只有深信人的品格和社会可以无限地趋向善，才可能对人类改造世界，有持续坚忍不懈的努力。④ 李约瑟则说，随着17世纪中国儒家思想盛行欧洲，人性本善的思想才得以输入，并获得了一些思想家的认同；而只有相信人性本善，才能抱着社会进步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本来就是来自中国。⑤ 这又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启蒙运动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当然，我们要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启蒙运动的影响：一是启蒙运动时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未必完全确切，况且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推崇之嫌，也有批评之处；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也毋庸讳言；三是除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西方启蒙运动是多种因素共同推进的结果。但是它说明了：在西方批判传统进入现代的历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曾是其中一种极其重要的推动因素，是其中一种极其显明的精神支撑。
三、马克思主义对以上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是启蒙运动的产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不但继承了西方数千年历史上、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而且发展了启蒙思想。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是启蒙思想的坚定继承者。十分了解马克思的赫斯就说过：“你将会看到最伟大，也许是当今活着的惟一的真正的哲学家……马克思博士……他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彻底的打击！他具有最深刻的哲学头脑，又具有罕见的智慧；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在一起（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⑥ 他认为马克思是集诸启蒙学者为一体的“伟人”。在谈到启蒙运动时，马克思恩格斯说：“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 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①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和18世纪启蒙思想的关系时也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②
马克思主义对启蒙思想运动中的唯物主义、自然主义、人文主义、无神论等思想进行了继承，更表现在人性善方面。关于人性本善，马克思主义与之有着不解的渊源。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与西方长期的基督教传统大不相同，马克思深信人的完美。马克思年轻时候就在盛行启蒙思想的学校读书，在中学毕业论文中，他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类的天性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几乎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原罪感、卑微感格格不入，年轻的马克思竟然抱着一种富有野心的“完美的”理想：“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其次，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积极思想，更对其进行了发展。在唯物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论，超越了之前的机械唯物论；在人本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启蒙思想者抽象地谈论人，甚至超越了费尔巴哈，看到了社会存在的基础性作用，看到了群众的作用，创立了唯物史观；在人性善方面，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抛弃了神，蕴含着对人的充分信任，并对现实的人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主义现实地谈论人，认为人依靠自身的努力可以促成一个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实现。人性善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曾指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享乐主义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③ 相信人性本善与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有着必然关联，因此以人有原罪贯穿起来的西方传统基督教在理论上不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为那些相信人性本善、又努力改造自身及其世界的人准备的学说。抛开对人及其现实的批判，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同样，抛开对人对其现实力量的信任，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只是初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启蒙运动在中国传统资源方面的关联。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继承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及其思想中，康德因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曾被称为“伟大的中国人”，谢林、黑格尔思想中的中国哲学因素，也多为学界所探讨。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很多中国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大都并不需要特别痛苦的思想斗争和心路历程。岂不奇怪？马克思主义诚然是作为救亡图存的旗帜救中国，看到这一点是重要的，但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当时思想极其多元，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号召整个民族起而奋斗的旗帜？这一现象也为学界长期关注。
李约瑟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像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①
无独有偶，郭沫若曾经写过《马克思进孔庙》，描写了马克思和孔夫子对话的场景：两人各自谈论了自己的思想后，马克思感慨地对孔夫子说：“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孔子回应马克思说：“只要能够了解，信仰你的人就不会反对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了。”张岱年、匡亚明等学者也认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读过儒书的人，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经过“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乃至今天建立市场经济，似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和我们隔膜很久了。但是在笔者看来，“五四”打碎的只是传统文化的承载形式，例如礼教等。而“五四”秉承的精神、乃至后来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继续。今天，需要新的形式来撑起将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习近平同志一系列关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② 传统文化依然是迈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不同的场合，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中国传统决定了中国的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③ 中华文明今天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④，可以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⑤。
可以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至少就精神气质而言，一定层面上也是在弘扬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层面上也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一些积极因素。尽管在一些方面，比如唯物思想、人文思想、自然思想、无神论思想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具体内涵，而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民主等精神，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欠缺的。但是二者之间的相通性，为我们更好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消弭二者之间人为的割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是丰富的、多方位的，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方面。这是一个有待更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作者简介：王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