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所引用的术语“膜拜（Cult）”，是指控制其成员的注意力，对他们大多数日常活动的行为做出强行规定的极端团体。这些团体通常与一个极富魅力的实际领袖分不开，其当务之急往往是捞钱，并经常使用强制和欺骗手段招募和变换新成员。许多膜拜团体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使其成员与他或她的家庭隔离开来，并常常阻断他们与外部社会的交往；当然那种对膜拜有利的社交除外，如，筹资。虽然在这里引用的“膜拜”定义中包含有“宗教团契”的概念，但这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一些高度武断、教条的“伪心理疗法”小组，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但也一样在进行着精神控制。
一、大学生易受影响而加入膜拜
任何人，只要使其处于合适的环境，都可能被膜拜诱惑拉拢成为其成员。目前，还不太清楚为什么一些人容易被吸引入膜拜团体，而另一些人却能保持独立。研究已表明，半数以上的膜拜新成员处于18岁至24岁的成年过渡期。许多膜拜团体聚焦于这个年龄段不是一种巧合。研究人员认识到，正在寻求身份认同的年轻人是脆弱的，容易受骗，他们充满天真的理想主义，因此能被膜拜用来充当新成员。
成年过渡期的共同主题就是身份认同的寻找和整合。埃里克森（Erikson，1968年）等人最先认识到18岁至24岁年龄段是一个人努力建立自己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时期。他观察到这一时期的关键阶段存在着一种心理需求和相互作用：即与他人亲近或疏离，自我身份的认同或角色混淆等。解决这些问题涉及：（1）尝试各种角色和生活方式；（2）有选择各种活动并体验其后果的自由；（3）体验参与所带来的成就感；（4）有时间反省和思考。
其他研究人员对埃里克森的观察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些心理发展理论能使我们了解为什么在儿童与成年之间的过渡期间年轻人是如此容易接受膜拜团体的蛊惑游说和强制说服。本文将采用奇克林（Chickering，1972年）的一个理论来说明为什么大学生以及其他一些人在这一发展阶段，会因心理上的影响而轻易加入膜拜。
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奇克林理论（Chickering’s Theory）
简言之，奇克林假定有7种发展向量始于人的童年并伴随人的一生。前3种向量在建立自我概念过程中形成基本框架，包括：（1）培养能力（包括智力、体力和社交）；（2）学会认识和管理情感；（3）发展自主性。这3种发展向量是大一和大二学生心理走向成熟所要遇到的基本问题。正是这3种向量的整合构成了成年人自我身份认同的最初阶段。奇克林认为自我身份认同是发展的第4种向量。而这第4种向量，充当了后3种向量解决方案的基本框架：（5）成熟的人际关系；（6）确立目标；（7）自我完善。后3种向量是大学三年级及以后人生所面临的发展问题。所有7种向量将贯穿人的一生，并在未来的人生过渡阶段构成其他发展问题。
这7种向量可作为基础，分析和解决一个学生企图通过加入膜拜来摆脱危机之类的问题。以自主性向量为例，它由两个带竞争性的问题组成：情感独立和手段自主。情感独立的特征是大学生们努力尝试打破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换之以成人与成人的关系。但在这一点上大学生们因为与父母的经济联系而受到制约，父母通常要负担他们大学的全部或者至少是部分的费用。缺乏自治手段以及经济依赖阻止了学生们从父母控制和问责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膜拜团体正好为这种争取自主性的努力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经济上，他们提供资助，使学生们不再在经济上依赖父母，转而去依赖膜拜团体。在情感上，他们也设法使学生们摆脱了父母的控制与问责，但其实学生们换来的只是陷入膜拜的虚幻个人自主性。
即使在学生们已经建立身份认同后，他们仍然脆弱。因为学生们在努力完善人际关系过程中，他们在自我揭露和建立亲密关系方面将冒更大风险。一般的友谊被更亲密的关系所取代，通常注意力将集中在更重要的他人身上。同样，当学生们在与他人建立更有意义的亲密关系方面遇到困难时，膜拜团体就站出来提供这种替换，他们采用的方式是所谓“爱的轰炸”和“社区交流”代理家庭结构。这些帮助虽然使学生们解决了眼前的危机，但其实只是提供了临时和表面的解决方案，以换取他们对膜拜的顺从。
认知发展：佩里理论（Perry’s Theoty）
虽然膜拜基本是靠心理诱惑，而不是靠智力攻击的方式来进行招募的，但学生们在发展的认知阶段仍易受膜拜信息的影响。佩里（1970年）在对大学生的研究中提出，学生进入大学时思维是二元性的，到后来接受了多元化思维，最后到达思维相对性的阶段。新生普遍相信有绝对的对与错，而这些真理掌握在诸如学院教授等权威手中。大学的教育过程将使学生从二元思维转变到接受多元化真理，最后到达各种形式的相对思维的境界。到了最后阶段，是根据经验、证据、信誉和价值观来看待真理的。当学生遇到一些概念的挑战，不能按他们习惯认知思维来解释时，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对新形式思维的适应过程，或者他们逃离发展过程而顽固坚持当前的思维模式，或者他们退回到较简单的思维阶段中。面对一个真理是相对性的不确定世界，一些学生就寻求膜拜团体的庇护，需要膜拜团体帮他们决策，并提供他们一整套来自膜拜教义的绝对真理。学生们忠诚地接受，减轻了由相对性世界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和谐。这样，尽管显得很天真却似乎提供了一种令其感到放心的现实。
道德发展：柯柏格理论（Kohlberg’s Theory）
大学生易受影响而加入膜拜的另一脆弱心理领域，涉及他们的道德发展进程。柯柏格（1981年）认为道德发展有6个阶段，期间，信仰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向以他人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发展演化。柯柏格理论分3个水平等级，每个水平等级又包含2个阶段。按柯柏格的道德阶段发展规划，大学生们进入大学时其道德阶段处于第3或第4阶段，采用以社会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在第3阶段道德思维模式中，学生们关心的是作为同年龄群体中一员的自我。正确与否由同伴们自行判定。在第4阶段思维模式中，学生们关注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自我，正确或是错误取决于是否维护与遵守社会秩序和规则。在道德发展的这一过程中，膜拜可以在任何时段介入。第3阶段思维中，魅力是团体的共有特性，同伴将因此而支持团体。在第4阶段思维中，膜拜的魅力就是它所宣称的组织价值——世界的更大利益，指导膜拜教义的绝对法则。
从中学过渡到大学对许多学生来说可能是恐怖的经历。常常是学生们第一次长时间离开自己家庭。他们整个高中阶段维系的身份在踏进大学时就得放弃，在高中时期所做的一切都成为过去时，而他们对其他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兴趣和好感。大多数学生应对这种过渡期持有正常的焦虑和伴随着不确定感，有的学生认为这种改变生活的体验很可怕，对于复杂社会关系的调整他们希望找到简单解决方法。
由于大学时代是不确定的过渡时期，学生们对膜拜的心理游说显得很脆弱。在社会心理方面，学生们努力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成人角色；在认知方面，学生们在学习更复杂的思维方式而放弃了以前青春期的安全保护意识。在道德上，学生们的信仰也正经受考验，因为思维模式必须由过去依赖从同伴和家庭成员接收到的直接反馈转变为依靠更大信息范围的社会模式。这些变化，尽管不限于18岁至24岁的年龄段，但在这个时期却可能是最剧烈的，因为这些生活变化意味着从家庭迈向社会，从依赖走向独立。
社会因素
最后应该来问问：为什么学生在现在要加入膜拜?难道当今社会有什么事情比过去更能迫使学生选择膜拜吗?
托夫勒（Toffler，1971年）指出，学生们在大学里必须做的选择如此之多以至他们可能面临所谓的“过滥选择”。现代社会对这种“过滥选择”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不要本人去做选择而是让他人为你代劳。孔斯（Coons，1974年）指出，这也正是膜拜的魅力之一。膜拜团体使个人不必自我思考，因而也无须自己做决定，取而代之的是膜拜团体按其教义代替个人作决策。
考克斯（Cox，1977年）认为，当今社会未能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如对社区的归属感和需要社区的支持等。随着教育机构变得更加吃大锅饭，更加庞大臃肿，设施和人员更专业，划分更细，许多学院校园的社区归属感已经丧失。1987年卡内基基金会所做的关于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的报告中指出：“几乎有2／5的当代美国大学生都说他们对自己的大学没有归属感”。
1980年，卡内基基金会另一份报告中指出， 社区归属感缺乏的一个原因是学生们对高等教育和诸如教堂、家庭及政府等社会机构，已经失去信任，因为这些机构不能满足他们的理想。观察到学生们或者放弃传统宗教或者寻求新的宗教，报告试图解释这种现象：“当对传统宗教的信任或兴趣下降时，通常可以看到新宗教在发展；在对正常竞争的社会机构信任不足时，尤其如此。对于一小群寻找某种信仰的年轻人来说，那些强调社区意识或有良好教义作指导原则的非传统宗教就特别有吸引力”。
学生在成年过程中面临正常发展问题：很大的校园但给学生支持却很少的学校环境，父母支付不起的生活方式，学生面对的选择压力等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大学生们面对膜拜的招募显得特别脆弱。当膜拜团体来到大学校园以这些学生为对象招募新成员时，膜拜就找到了一片沃土。
二、膜拜以大学生为招募对象
大学校园里，中上层阶级的白人学生占的百分比很高，他们在成年过程中面临正常过渡的问题。他们通常有额外的空闲时间，有机会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以便确定哪些能适合他们。他们也拥有青年人火一般的热情和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而这些热情和精神在一个人变老及做出其他人生承诺后就很难维持了。
膜拜团体已经在大学校园广泛扩散。例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据估计至少校园内外的200个不同教派在有30000学生的校园中进行招募（参阅安德森Anderson，1981年的文章）。
招募的类型
经常有两种类型招募者出没大学校园。第一类是被派到校园建立教团的训练有素的膜拜领导成员。第二类是狂热的膜拜新成员，这些新成员渴望分享他或她的经验，就像一个酒徒最近戒除酒瘾而需要分享他或她的生活方式改变一样。招募者接受训练时就被告知要找寻那样一些学生：他们正面临人生过渡阶段，或处于忧郁之中，或正承受压力或危机。因为吸收为膜拜团体的过程所掌控的是人的情感，而不是理智的攻击，所以招募者在面对情感最脆弱的学生时往往有最大的优势。低年级和高年级学生有时特别容易成为目标，因为两者都处于重要的人生过渡期。
校园的任何地点都能为膜拜招募者提供最初接触的机会。招募者待在大学咨询中心以发现那些感情脆弱的学生，也在学生单身宿舍的走廊溜达以寻找那些感到孤独的学生。招募者还在学院图书馆周围游荡，以捕捉那些学生：他们阅读的主题可以提供一个展开讨论的机会，并且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而最近与男朋友或女朋友分手的学生尤其被看好。为了得到新成员，可以让富有魅力的男学生或女学生与刚被抛弃的学生交朋友。
我们必须记住，膜拜招募者，无论那些为特定目的而专门受训的还是简单的狂热新成员，其动机都是为膜拜的价值观做奉献。当他们欺骗、操纵或强迫他人转变为膜拜信徒时，有一个坚定信念在支持他们这样做——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他人更接近“主”或者他们所声称的基于“教义的神灵”或者得到体验。对于膜拜招募者来说，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
学生们不是唯一受膜拜成员欺骗的受害者。学院管理部门、警察或对某事进行捐赠的赞助者同样都很“无知和天真”；因此，膜拜成员对他们行骗也是理所当然的。
招募的方法
在校园里最常用的三种招募方法是：（1）非正式接触，（2）街角布道，（3）变成一个学生组织。其中，非正式接触已在前面简单讨论过，通过邀请同学们参加讨论会或周末静修来进行游说，寻求可能的机会。第二种形式的招募称之为“街角布道”，主要包括膜拜领袖登台演讲，主要谈及一些世界危机或者膜拜的教义。膜拜领袖的兴趣通常是确认学生们是否愿意为其所宣称的有价值的事业献身。招募者的意图就是获得一些听众同意参加某些形式的组织，如会议或静修——实际上是一个强化的招募计划。在演讲中，招募者解释膜拜的任务及其对学生的“益处”，讲解圣经或“自我救助”原则，通常用来讨论的专题类似于大众心理学。在判断学生们的理解程度后，招募者扩充或重新解释圣经段落，帮助学生们发现其中有趣的内容，以便他们更认真地参加有关议题的讨论。
膜拜团体的第三种招募形式就是寻求大学承认它是一个学生组织。在变成学生组织后，膜拜团体就能获准使用大学的设施，也可以得到一些招募学生用的学生基金和论坛以及大学的新生邮箱清单。或许最重要的是，通过认可程序膜拜在大学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尽管大学希望自身与膜拜活动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对学生、对公众来说，大学的认可暗示着大学社区以某种形式接受或批准膜拜。
这三种常用的校园招募方法不应该看作是相互排斥或者面面俱到。其他形式的招募计划也是可行的。还有一种方式是渗透到几个大学单身宿舍中，让膜拜成员受雇做宿舍助理管理员，与同一宿舍楼里的住宿生打成一片，因这些住宿生就住在助理管理员监督的套间里。逐渐地，通过同伴的压力、负疚感和楼层休息室里的晚间上课辅导，膜拜团体成员企图招募这个楼层的其他住宿生。然后再计划去该宿舍楼的其他套间，逐层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至整个大楼学生全被膜拜团体捕获。幸运的是，由于宿舍工作人员报警，该计划在初始阶段即被制止。
学院管理部门在应对膜拜团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辨明这些团体的真实面目。许多膜拜团体采用欺骗手法，借用一些公众不熟悉的虚构名字来掩藏其膜拜的实际名称。
学生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招募者向他们宣讲信仰。尽管一种信仰可能多么非正统，校园应该提供一个公共会所为学生交流思想。对学生的实际威胁是招募过程中伴随着许多不道德的心理强制行为。许多学生因为受骗加入膜拜团体。所以大学管理当局必须对这些膜拜的招募行为加以限制。
校园膜拜引发的问题
与许多校园宗教团体（其任务就是支持学生精神生活，在大学学习方面给学生以帮助）不同，膜拜团体要求学生只支持膜拜组织。由于学生们被吸收进入膜拜，逐渐与学院脱离，他们的生活是如此过度地消耗在膜拜日常活动上以至于再也无心向学，或者他们搬到远离学院和朋友影响的地方。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如何留住学生，而是如何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成为膜拜成员后学生们的批判性思维被膜拜行话所代替，只会教条式地遵守膜拜教旨，已不能正常推理或独立思考（参阅康韦Conway和席格曼Siegelman 1978年的文章）。这可能是膜拜最大的威胁。是和学院或大学组织施教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也还有其他已加入膜拜的年轻人人格变化的记录。学生们的说话和写作失去了讽刺和隐喻，他们的词汇记忆能力降低到只靠死记硬背（参阅克拉克Clark1979年的文章）。智力上，膜拜成员似乎也在下降。如果离开膜拜，他们常常只能被迫干粗活，除非他们能再学会自我思考（参阅德尔加多Delgado 1977年，辛格Singer 1979年的文章）。其他精神损害包括认知灵活性和适应性降低，情感麻木迟钝，行为退化到少儿水平等，可能的病理症状包括精神分裂、幻觉和类似的心理障碍（参阅德尔加多1977年的文章）。
即使这一系列损害不至于在学习、家庭情感及生活上给这些学生成员造成毁灭性影响，但学生及其父母的希望、理想和梦想都因这些膜拜团体而彻底破灭了。几年前，我的一位学生离开大学和一群学生去新奥尔良参加周末静修，这群学生属于当时的一个校园组织。之后他再也未返回大学。在成为该组织成员后不久，他就被派住在芝加哥。在几乎10年后他才第一次被教团领导“准许”回去看望母亲。
他告诉我，在训练营后不久，他被派到芝加哥地区在那里成了“流动筹资团队”的一员，主要是卖花。显然，他擅长此道，一天可筹资200~300美元，在“母亲节”之类的节假日收入则是这个数目的2倍还多。作为组织信得过的成员，他被许可保留一些钱，用作向芝加哥地区的亚洲饭店批发销售鲜花业务的启动资金。在看望母亲之前的那年，他开办的公司毛利已超过100万美元，其利润全部交给了膜拜团体。他因此有生活津贴。去看母亲的差旅费由膜拜团体支付，许可他与母亲一起待一个星期。在此期间他需要与当地膜拜成员就费用进行核账，然后他们把“账单”返还给他。
现在，他年届三十，有了更多的人生追求。在由教主安排的一场集体婚礼中，他娶了另一个国家的女子。在结婚前他与她只见过一次，并且教团规定，只有当他和妻子拉7个新成员入伙才“许可”完婚。婚礼之后，他返回芝加哥，他妻子则被派到休斯敦为膜拜团体工作。他后悔没有家庭，没有花更多时间与他母亲在一起，不能买一些他应该有的能使生活过得更舒适的东西，他恨自己的生存变得如此依赖膜拜。他说，他羡慕高中的一些朋友：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和家庭。但尽管这一切，他并不打算离开膜拜团体，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该怎样离开，如果离开后他又能做什么。
这位非常敏感而又有能力的人已经沦落到如此贬低自己的地步，尽管他用很少的资本建立了自己很成功的生意——但他认为自己的生存归功于膜拜团体。他缺乏离开膜拜，实现自己梦想的动机、技巧和自信。
这只是离开学院加入膜拜的许多年轻人故事中的一个。学院管理当局很少再听到他们的音讯。这些学生就是成千上万大学生转校、退学、休学期间出走消失者中的一员。由于大学变得越来越大，校方已经忽视学生个人的生活。只有当情形变得很严重或一个特别学生的问题引起了相关学生当局的注意，他们才会下决心努力解决膜拜所产生的问题。但是大多数时候，膜拜团体在默默地将学生们俘获并离开大学，除了他们的父母感觉或知道之外，其他人都浑然不觉。
膜拜在大学校园所产生的问题大多数与心理情感有关，也给学生个人及其家庭带来了财产损害。但是，有些极端膜拜团体带来的危害则更大。
最近恶魔崇拜和秘术之类的膜拜也令高中学生很着迷。在过去几年许多报刊文章（参阅佐恩Zorn 1986年；华盛顿Washington 1986年；斯通Stonel986年；今日美国USA Today 1985年；伯克斯Burks 1986年；贝尔德Baird 1984年等的文章）已经报道了涉及青少年的他杀、自杀和动物献祭。这些青少年都与某种形式的恶魔崇拜和膜拜有关。而一些青年人对恶魔崇拜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似乎就是“重金属”音乐。有关一些流行“重金属”音乐团体的一个“民间传说”表明，它们其中一些就是“魔鬼崇拜者”。
有人估计，已经有3500个左右的膜拜团体在美国运营。其中大约500个与秘术有关（参阅贝尔德1984年的文章），有多少个是暴力性的仍不清楚。对崇拜恶魔的撒旦教团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其死亡仪式、动物和活人献祭以及其他暴力活动等方面。很显然，参与这些极端教团就意味着个人将受到威胁，在很多情形下也对该教团所在的地区同样构成威胁。
虽然没有任何公开的报道表明大学校园也出现了许多高中学生所参与的撒旦恶魔崇拜团体活动（参阅：朗格尼Langone和布拉德B1ood 1990年的文章），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一些高中学生在上大学后的确会继续保持这种与膜拜的联系。在建筑上或校园附近的恶魔涂鸦（例如，倒十字架，表示魔鬼的标志数字666，五角星等），学生身上类似的纹身等表明如同在社会其他部分一样，撒旦邪教可能也在大学校园里作祟。
三、校园如何应对膜拜问题
大学管理当局没有法律权力以控制宗教和信仰的具体内容。但是，根据美国宪法，信仰自由与依据信仰而行动的自由是分开的。正因为此，大学管理当局有权控制威胁学生利益的膜拜和邪教行为。法院已经为大学管理当局处理与膜拜有关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指导准则和《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的法律权力。由于围绕宗教信仰的自由表达、宗教建立、结社权利及言论自由等有过多的法律问题，使得公立大学处理膜拜、邪教团体变得十分棘手。私立大学未涉及太多的国家行为，因而有更大的自由来处理相关事务。
管理政策
很少有高校管理当局愿意在限制膜拜、邪教团体进入校园时面对无数的法律问题。因此管理当局必须制定一些公平和开放的政策来控制许多膜拜团体采用的欺骗和强制行为。大学管理当局应该：（1）要求每个学生组织完整的陈述：团体名称、机构总部及所有分部、运营的地域和人员（所有书面材料必须清楚列出该组织各分部以及与其发生联系的任何机构）；（2）研究制定政策，禁止在任何学生组织中采用骚扰、心理控制术、威胁或强制说服等手段招募或保持成员；（3）限制在大学宿舍、互助会馆和联谊会馆逐门逐户进行宗教传教活动；（4）禁止学生组织干预或妨害合法的大学教育过程、目标和功能。
这四项政策应适用于所有的校园团体而不仅仅是针对膜拜团体。然而，如果执行这些政策，可能对控制膜拜团体的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膜拜团体使用的技巧和方法与这些政策是相冲突的。
解决校园膜拜问题的另一途径是为校园福音布道制定一个“道德守则”。波士顿大学的牧师罗伯特·瓦特·索恩伯格（Robert Watts Thornburg参阅其1988年〈年轻人和膜拜〉一文）和其他一些人已经研究和制定了校园宗教团体道德行为规范。他们的道德准则限制采用失去自我人格、强迫、操纵或回避个人质疑等行为。该守则建立了在与学生打交道时的公平原则和行为规范。
其他政策对处理校园膜拜团体也很有用。大多数大学要求新学生组织在申请学校认可前应有申请认可所必须的最低全日制学生数量（例如，作为创始会员的全日制学生不得少于10人）。这种会员要求有两个作用：第一，确保有足够兴趣形成一个值得认可的新学生组织；第二，使膜拜团体难于仅靠几个招募者的登记就成为新的学生组织。大学可以限制已认可的学生组织成员的数量。这种限制与教育机构的目标相适应，其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教育经验，有助于防止人员失控给大学带来的不利影响。
学生组织有老师辅导作为其申请条件也是一项可取的政策。学生组织应能推动大学的教育任务，促进学生全面的教育经验；老师对学生组织起辅导作用，能帮助他们符合上述期望。如果有兴趣并积极参与，老师作为榜样、知己和精神支柱，对学生是大有助益的。这样，很可能一些更极端的膜拜组织将发现很难找到一位辅导老师愿意支持他们的不轨图谋。
对已认可并建立的学生组织，其行为的合理规范需要一个公平的撤销认可程序。大多数教育机构有某些形式的纪律处罚，那些违反了教育机构合理规章制度的学生组织将接受处罚。私立学院和大学在认可学生组织使用学院设施上有更大的自由。有公认宗教遗产的学院一般能理直气壮地拒绝受理宗教团体希望利用校园作为基地招募学生的要求。
尽管一些学院可以免受膜拜团体通过学生组织在本校园招募的困扰，但可能这些团体已在邻近校园的地方建立了组织，膜拜招募者在学生们休闲的校园内外溜达，而新近皈依的同学在学院里成为校外膜拜组织的招募者。对于究竟应该怎样来帮助学生，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教育计划以便更好地教导他们的学生，私立学院的管理当局需要十分谨慎。
膜拜团体企图通过校方认可转变为学生组织，他们常常寻找公共会所来分享其信仰。当教育机构制定严格政策，限制他们接触学生人群，则可能会迫使一些不良组织变本加厉，使其活动超过其必要的或理想的程度。如果现在教育机构还没有开放校园公共会所给那些人发表演讲以宣扬他或她所主张的信仰，那不妨考虑或选择适度的开窗。当膜拜团体有宣讲和被倾听的自由时，他们对别人造成的威胁就很小。因为膜拜招募是心理俘获而不是智力攻击，当这些招募者企图公开面对一群愤世嫉俗而又懵懵懂懂的大学生解释其与众不同的信仰时，对学院方面来说是反而是有利的，可以利用并加以反击。公开曝光为学生揭穿了膜拜团体的真实目的，通过听众的质疑和挑战，膜拜充满缺陷的核心价值观也显露无遗。而当他们被迫偷偷摸摸地进行此类活动时，反倒对学生构成极大威胁，尤其是校方和家长都蒙在鼓里，麻木不仁。
教育计划
打击膜拜强迫式传教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让学生了解这些团体的活动。许多机构已经编写了关于膜拜、邪教校园招募的手册。各种民间组织也提供有关的录像带、影片及演讲（例如，美国家庭基金会American Family Foundation、国际膜拜教育计划International Cult Education、膜拜认知网络Cult Awareness Network），可以用来教育一般的学生群体。
反膜拜教育方式可以有效加以利用。几年前各种膜拜在特拉华大学变得很活跃，大学学生事务部开展了一场组织良好的教育运动，以阻止这些教团的招募活动（参阅沙基Sharky l984年的文章）。学生报纸、教育计划、舞会中的讲演者以及学生会类似的计划等等都对膜拜团体进行了公开曝光，发挥了很大作用，提高了同学们对这些膜拜团体的警惕程度。结果，膜拜的招募活动未获成功，他们只能离开，转而去寻找其他“沃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举办了几个“膜拜认知周”，以教育学生们认识膜拜（参阅马克斯Max，汉恩Han和施普林格Springer 1985年的文章）。
关于警示膜拜的教育计划应当成为大学校园学生计划的通常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应该成为新员工，尤其是担任宿舍助理、引导员或辅导员职位的学生员工培训的主要部分。这些学生之所以被选中当任这些职位是由于他们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技巧，能够作为学生们可靠的榜样。应当训练这些学生员工去发现一些被膜拜吸收的人的一般预警征兆。公民自由基金会（The Citizens Freedom Foundation 1983年）列出了下列预警征兆（1）行为突然改变；（2）与老朋友的交往中断，变得越来越诡秘；（3）突然涌出许多新朋友，这些朋友往往是校外的，举止往往也显得很“奇怪”；（4）越来越喜欢谈论社会如何邪恶；（5）退出一个团体后性格发生变化，大谈所谓“转变的经验”；（6）除了鹦鹉学舌式重复一些组织的经文或教义外，无法参与需要智力的正常讨论。
如果学生员工充分了解膜拜招募技巧，善于观察易受影响学生的变化，熟知校园团体情况，又具备一定的常识，那么在掌控校园膜拜活动方面他们将是最有效的信息资源之一。教育这些学生是任何关于预警膜拜的周密教育计划的基石。
校园对膜拜团体的管理
尽管有预警膜拜的教育计划、训练有素的员工以及校园组织认可的合理标准，顽固的膜拜团体仍将继续深入到大学当中。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对膜拜的介入进行管理以尽量降低他们给学生造成麻烦。如上所述，一种方法是由校园社区建立一个自由演讲区供膜拜领袖进行宣讲，使他们的信仰和修行能够公开地经受挑战和辩论。另一种有效方法就是坚持让膜拜领袖和其他校园宗教团体的领袖一起参加一个相关的校园牧师组织。这种定期的参与可建立不同教派之间沟通渠道，在信息交流和行为控制方面都将对膜拜领袖产生影响。
当然，与校园膜拜领袖举行定期会议是为了表达校方对学生个人或膜拜团体活动情况的关注；校方保持与膜拜领袖的接触越紧密，在避免和解决学生问题上，学校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
结论
从事与大学生相关的校务工作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当他们在大学里完成了一些人生目标时，与他们一道分享成功的喜悦。同样地，当看到这些年轻人不知不觉成了不道德的自私的膜拜牺牲品时，我们又无不感到惋惜和忧虑。当膜拜团体围攻校园时，我们是无法忽视更不能沉默的。管理上的冷漠和疏忽是以膜拜为友，是责任和道德的严重缺失；膜拜团体正指望浑然不觉的校园管理当局让其有机会去俘获更多的学生。
学院和大学有责任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他们的思想自由，使之能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高尚情操的人。膜拜利用其强制性的不道德的操纵伎俩剥夺了学生们在学院和大学里所学到的一切。
有人宣称大学管理当局对学生的教育职责和关怀爱护如同父母一般，事实的确如此。当我们采取防火和其他安全措施以消除学生在校园中可能遇到的威胁时，我们就把父母般的关怀和温暖传递给了学生。
在法院的指导下，学院和大学的管理当局应通过教育使学生和员工了解膜拜团体的修行方法，应当制定适合的政策以便对校园团体进行评估认可，应当对那些对学生有害的、特定的膜拜和邪教行为进行处理，并将相应的措施纳入有关学校管理的政策之中。
（本栏目由中国反邪教协会协办）
参考文献（略）
原文发表在《膜拜研究杂志》1990年第7卷，第1期上（第41-68页）
作者简介：格雷戈里S.布莱米林博士，美国罗格斯大学副校长
编 译：耿耿，自由撰稿人
本文责编：秋实
（《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