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一上来先举出“西方科学界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科学）在2014-2015年出了三期中医药专刊”，让大家“去看看里面参与这一系列的西方科学家都是什么样的豪华阵容”。然而中医不是什么病都马上能治吗？还要看那些科学家慢慢研究出来的论文干什么？哦，是要“看看他们如何以谦卑的态度，折服于中医药的疗效，期望在中医药的宝库里发现世界医药的未来。”然而既然已经“折服于中医药的疗效”了，那现在就拿来用吧，干嘛还要“期望”“世界医药的未来”呢？看来这些西方科学家还是太迂腐，只想着医药学科体系的建设，不想着赶紧解决百姓疾苦。不理他们，随他们迂腐下去吧。可是作者好像放不下，她要用这些学术期刊论文来反驳“中医不科学”。然而她说这三期中医药专刊是“一个系列，称为传统医学的艺术与科学”，那就是说传统医学里有科学也有艺术，不都是科学啊。而且科学研究什么不等于什么就科学，科学还研究巫术、揭秘巫术呢，那巫术就科学啦？拿科学家研究中医的论文来反驳“中医不科学”，到底是谁out了呢？！
奇怪的是接下来该文话锋一转，说前面的内容是调侃。“西方科学界顶级学术期刊”都给咱撑腰了，怎么又不硬气了呢？难道是作者知道这三期专刊是赞助者花钱登的广告文章，不是刊物编辑部按常规程序审定的论文？知道这三期的作者几乎都是中国人，不是什么西方科学家？（方舟子：《当心中医用广告冒充论文》，“科学猫头鹰网”2017年6月15日）怕被人说穿了先给自己留个活话？那这作者可就太滑头了，不讲科学就可以这样唬人？好吧，就算前面的内容都是调侃，那就看看她下面的“严肃驳斥”吧。
作者在“严肃驳斥”之前先摆出一段“申明”，说“科学”只是一种工具：“工具就是工具，能用就用，不好用就用别的工具”。科学并不仅仅是工具，更是知识体系和生产及鉴别知识的方法。不过如果作者只是想讨论科学在“工具”这方面的作用的话，这样说倒也可以。该文接下来又说：“中医是等待科学不断挖掘的宝库，‘科学’对中医的认知会不断刷新的。中医昨天和今天能有效地治好某些病，‘科学’明天才能明白过来为什么”。人类的经验中确实有一些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因此这段话也说得过去。不过这两段话放在一起问题就来了。既然“科学”今天还弄不明白中医为什么能有效地治好某些病，那“科学”就不是一种好用的工具，应该换别的工具呀。既然还是等着“科学”明天来说明白，说明中医虽然有一些有效的治病经验，但其理论确实不行，还得靠科学来搞明白。还有，既然中医能治好某些病的原因还没搞明白，这原因就有多种可能性。有哪些呢？该文近结尾处倒是提醒了一下：“人的自愈能力，乃是所有医学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些病人好了可能是自愈的结果，不是中医治好的。这当然也是对中医认知的“刷新”。这告诉人们，中医里不仅有等待科学去挖掘的宝库，也有等待科学去纠正的谬误。其实不仅是中西医，人类所有知识和技能都是在曲折中发展，在纠错中增长的。可是在谭亚娣的眼中中医不需要研究马上就能治病；而西医要先研究清楚了然后才去治病，等科学发现过去的发现不对，就再换个方法治。好像西医就是因为搞了科学研究所以才会出错，而中医因为不搞科学研究，所以永远不会出错。也是，如果不从井里爬出来，“天有一口井大”就是没错。
看这篇文章比较费劲，总觉得有些拧巴。再来回看看，发觉问题出在作者的主张是：“判断医学的标准不是科学不科学，而是治病救人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可全文的论证都集中在中医是否科学。也就是说该文的主张和论证是错位的。这种写法对于立论和驳论当然都是无益的，但用来躲避别人的指摘倒也是一种招数。如果有人说作者没能证明中医的科学性，作者可以说自己本来就认为中医不必一定要符合科学；如果有人指出中医有无效和不安全的地方，作者可以说科学研究出来的成果也不一定就都有效和安全。也就是说作者可以在不“理直”的情况下仍然“气壮”。所以分析这篇文章要拨开它的“气势”，直接跟它“论理”。
还有论证中的举例该文也有“妙招”。该文先声明：“不要拿害人骗人的庸医来举例，只能说国内外中医界普遍相互认可的中医医师和药店，这也不拘于是在正规医院还是小诊所行医的，不拘是在中国还是海外，华人或是白人，医生是用疗效说话的。”“不要拿被庸医或骗子伤害的经历来质疑中医。”也就是说凡是疗效不好的中医都不能拿来举例。那西医呢？虽然该文也说了“西医也有庸医和骗子”，但能不能拿他们来举例？就不说了。果然下文中就举了梁启超被割错肾的例子。这是先把自己的中等马和下等马藏好，然后点名叫对方的下等马出来应赛。
接下来作者就排出中医“上等马”的宏大阵势，问读者是不是可以信赖中医了。如果信了，那剩下的就“只是遇到知道如何找到好的中医”了。作者不是已经排出“好中医”的队伍了吗？怎么还有“如何找”的问题？这又是作者的聪明之处。如果给你看病的中医把病治好了，那就是你找到了“好中医”；如果没治好，那就是你没找到。既然中医不需要研究就什么病都能治，那没治好问题肯定在你，是你找错了人，中医决不替你背锅！
如果你对中医还是不认可，那作者“就要好好说说了。”可见作者的目的就是让人们“信中医”。只要信了，不管是怎么信的，中医科学不科学就都不用说了。就像给人看相算卦，只要对方信，也就用不着跟他们讲这些科学不科学了。而西医，即使人们信，这里的科学道理还是要向人们普及。
下面就看看作者都“好好说”了些什么。
该文说的第一个观点是：“必须承认这些大师级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病有效”。该文举了一个例子：“1956年乙脑爆发，蒲老先生治疗167例乙脑患者没有一例死亡。有关人员却说这样的治疗效果不能算医疗成果。原因很简单，167例患者用了98个方子，平均每个方子用不到两个人，没有统计学意义，所治疗的患者都是个案。这是很典型的西医思维，用‘不具重复性，不科学’来打压中医。”
然而这个例子能证明什么？证明“辨证论治”有效？那西医找几百上千个治好的病例是不是就证明不用“辨证论治”也有效呢？或者找很多中医没治好的病例就证明“辨证论治”无效呢？总不能说凡是治好的病例都归功于“辨证论治”，凡是没治好的病例都归罪于没有“辨证论治”吧？这恰恰就是伪科学家的论证方式——“只选用对该学说或观点有利的证据，无视不利的证据。”（科海泛舟：《伪科学及反伪科学基本问题辨析》，科学无神论网-论文集锦2007年9月13日）看来“这真是一个很典型的思维误区”。
为什么要求治疗方案要有可重复性？就是为了从中找出规律,以便别人也能掌握这个方法，好给更多的人治病。如果蒲老先生的徒弟看到自己觉得是相同的患者师傅却给开了不同的方子，那这个徒弟今后自己给这类患者看病时该怎么开方子呢？难道这个徒弟对此有疑惑就是在“打压”其师傅吗？
其实从病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例子很简单。患者找医生是为了治自己的病，因此这个医生曾经治好过多少个病人都与己无关，与自己有关的是这个医生治过多少得与自己相同病的人。既然该文说中医治疗针对的不是“病”而是“证”，开不同的药方是因为患者临床表现为不同的“证”，那病人关心的就是这个医生治过多少与自己的“证”相同的人。如果患者的“证”与那98种“证”的某一种相同，那这个医生治这个“证”很可能不到两例；如果患者的“证”与那些“证”都不同，那这个医生对这个“证”没有任何治疗经验。无论哪种情况，那个医生在治疗这个患者的“证”方面都不能算经验丰富。如果患者离那个医生较远，值得车马劳顿地专程去找他看病吗？
或许有人觉得蒲老先生毕竟治了167个患者没有一例死亡，这个“大数据”总不能没有一点儿意义吧？说这个数据“大”那是西医把这些患者看成得了同一种病，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这里每一个“证”的数据都实在不能算“大”。不过这个数据确实也不是一点儿意义没有。蒲老先生毕竟区分了98种“证”，他是在诊断出“证”的基础上才确定治疗方子的，因此应该先搞清楚他是如何区分不同“证”的。该文说：“西医也不能给前来就诊的连续167（个）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给予完全一样的处方吧。”是的，可是西医给得同样病的不同患者开不同的处方都是有患者身体情况依据的，既然中医是根据不同的“证”开的不同的处方，那就把鉴别不同“证”的方法讲出来呀。该文说：“临床实践不同于临床试验，能对患者精挑细选，患者来了就得治疗，要根据患者情况来调整，西医也是如此啊”。既然西医中医都如此，那为什么西医的病例能够做统计分析，中医的病例就不能呢？那个“有关人员”只是认为蒲老先生的病例不够统计分析的量，并没有不让他给人看病，怎么就“别有用心”了呢？该文也说：“如果按中医辨证之‘证’，及其对应药方来做统计，像现代的药物临床试验那样找多个医院中心来筛选病例，等半年一年累计出足够病例，那统计显著性肯定就高了，中医满足现代统计学要求的显著‘有效’，也并不是难事。”“累计案例的时间拉长、样本扩大其实也能‘科学’了。”那蒲老先生为什么没把自己调整方子即“辨证”的根据说出来呢？为什么自己没有把治病的规律统计出来呢？怕人家把他的本事学了去？别怪我把老先生想得那么阴暗，这样的典型事例是有的。北京最著名的老中医、施今墨的第一弟子兼乘龙快婿祝谌予就曾对跟他学习的一名中南海的保健医生说：“一些绝招我是不肯轻易传给别人的，你就不一样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学会这些绝招之后，可以派上大用场。”（胡维勤口述，正清和整理：《将中医进行到底》，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4月，《自序》第3页）联想到谭亚娣让“科学慢慢学”，她中医要“先治病去了”。她既然不用“学”马上就能给人治病，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别人她是怎么治病的，而要让别人“慢慢”地去研究呢？也是怕别人抢了自己的饭碗？蒲老先生的经验没总结出来，怪谁呢？
该文说：“科学的核心在于对事物分类”，而且以此为根据说中医对患者的临床表现按“证”进行了分类，怎么能说中医不科学呢？天哪，谭亚娣就是这样认识科学的呀！这世上万物，只要我们不是把它们笼统地称为“东西”，那就都是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呀，那人们所有的学说、观点、主张，以及所有的行为等等都是科学的了？凡是会分类的人都是科学家了？人们只要把东西分分类就算是搞科学研究了？！到底是谁“其实并不真懂科学，只是学了皮毛”哇？好吧，就算只要分了类就都是科学的了，那该文说中医将人的体质分为九种，这九种人体与乙脑这一种病因组合，怎么出来的98种“证”呢？
该文接下来说，中医对疾病进行了分类，就已经“是‘科学’的”了，何况中医“针对这些不同的证，又有不同的验方，以及在不同情况下如何调整药方的记载，”“这种基于临床的实践，又哪里不科学？”中医在对付疾病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辛苦的工作不等于就是科学的工作。玄奘取经翻译、无名工匠画敦煌壁画，都很辛苦，那佛经、壁画就是科学吗？科学并不保证自己的结论一定正确，但要求所有结论都能验证并能根据验证的结果纠错。那中医是如何检验自己的药方和纠错的呢？该文以《伤寒论》为例，说：“打开《伤寒论》，从现代医药界眼光审视过去，我看到的明明就是一百多条‘药物临床试验方案’”。这是什么样的“试验方案”呢？“先说适应证和禁忌证（入排标准），再说用什么药。”我不禁又得喊“天哪”了，这不就是药物使用说明吗？！随便打开哪个药品包装都可以看到。难道药品说明书“稍稍加于（以）扩展”就可以成为“药物临床试验方案”？真不知道这种试验是怎么做的！日本人韩国人还是傻，他们只是“注册成功了好多《伤寒论》的经典药方”，怎么不注册全部《伤寒论》的药方呢？古人都验证过了，还会有错吗？还有什么可挑挑拣拣的吗？他们“还在美国等国家申请了专利”，也没有都给申请了吧？那谭亚娣就赶紧把《伤寒论》其余的药方在日本韩国都给注册了，在美国等国家都给申请了专利呀。有《伤寒论》上经得起“现代医药界眼光审视”的“药物临床试验方案”，他们还会不给通过吗？还用得着“浪费时间”去“找人研究如何利用中医药方开发新药赚钱”吗？这不是立马就能赚钱吗？
作者希望该文前面几段“说明了中医药‘辨证论治’是科学的”，可是该文连如何“辨证”都没说出来，“辨证论治”科学不科学又从何说起呢？况且前面只说了“承认这些大师级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病有效”，那普通中医“辨证论治”有没有效？或者说普通中医能不能给人看病？作者还没承认呢。如果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医“辨证论治”还只是少数“大师”会用，那到底是谁“打压”的呢？
接下来该文又说针灸。作者认为既然已经有很多事例证明针灸是有效的，那针灸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就不用讲了。然而我们为什么要讲科学？还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如果针灸能包治百病，我们当然可以不管它科学不科学，有病就用它治好了。如果它还有治不好的情况，那就还要研究它什么情况下有效，什么情况下无效，如何改进针灸的方法使它的有效性更高。而这一切都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如果认为人的某种技能只要有了一些有效的事例就用不着科学来研究改进了，科学顶多也就是认识一下这个技能而已，那人类种植养殖解决果腹的有效事例已经有几万年了，还用得着研究科学种植养殖及饮食吗？人类自从“人猿相揖别”后有效地直立行走的事例更是有几百万年了，还用得着研究运动生理以至于车船飞机吗？
该文接下来突然冒出一句“我得去专研中医的学术和商业机会去了。”中医不是不用“学”，马上就能去治病吗？怎么又要“去专研中医的学术”了呢？就是为了到“顶级学术期刊”上去唬人？看来在作者那里“中医的学术”和“中医的商业机会”是一回事。
该文说的第二个观点是:“阴阳五行”是整体观念学说，“可以有效指导中医实践，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然而“阴阳五行”具体是怎么指导中医实践去治病救人的，就不说了。该文说中医“因为有理论指导，所有（以）对人体运行紊乱（生病）有系统的应对措施。”还质问西医“有什么系统的应对措施？”可中医治病的措施如何系统？西医的措施如何不系统？也都没说。该文下一个观点里也有一段专讲“阴阳五行”理论的优势，说在“这个理论模型指导下，对于绝大多数内科疾病的诊断治疗是行之有效的。”还以肾病为例。可同样除了自嗨的比附大话外没有任何实际指导治病的内容，到讲肾病的时候阴阳五行就完全不见踪影了。如果理论不需要联系实际，只要把它翻译成一些貌似“高大上”的术语就算是得到了印证的话，那“阴阳四行”、“阴阳六行”……“阴阳N行”以及“阴阳半阴半阳五行”等等都可以自圆其说，凭什么一定是“阴阳五行”？！该文说：“其实中医的阴阳五行是有相对严格定义的，”然而其实阴阳五行的要害就在于它的各个概念没有严格定义，可以随意解释，咋说咋有理。如该文一方面说：“内脏之间关系的中医解读和现代解读从功能层面基本一致，只是各自用词不同而已。”另一方面又说西医旳解剖学把人体分为不同的器官“只是机械的形态命名”，“缺乏有机关联”；而中医把人体的不同器官、系统等牵强地与金木水火土相对应倒是“整体观念学说”、“对人体系统的运行提出的系统的理论”。这真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国古代众多医生辛辛苦苦积累下大量治病救人的经验，却都归到了阴阳五行这个诡辩术的名下，把它奉为“核心理论”和“核心价值所在”，实在是悲哀！该文说西医“血压高了给降血压，血糖高了降血糖，长肿瘤了给切掉，非常机械。若干年后回想起来应该会觉得幼稚可笑。”那中医是如何不机械地治疗这些病症的呢？仍是没有说。看来中医也没什么好办法，否则干嘛要等“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笑话西医，而不是现在就笑话西医并用中医的好办法立马淘汰掉西医的那些治疗手段？这还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西医一直在研究改进治疗手段，目前的各种具体手段将来总会被新的手段所替代，所以中医总可以等到将来笑话西医目前治疗手段的那一天；而中医只凭着那几本古书治病，方法永远不变，绝不会给西医任何笑话中医的机会！
该文说的第三个观点是:西医在对付单因素疾病（如传染病等）上非常成功，中医适合解决多因素多器官多系统复杂疾病。这话乍一听似乎是一碗水端平，大家各吃各的饭，谁也别抢谁的食。然而稍一细思便会觉得这实在是荒唐滑稽。中医能治好多因素的病却治不好单因素的病？如果真治不了那就让患者再多得一些病不就能治了吗？这样中医简单病复杂病都能治了，还留着西医干嘛？立马取缔，省得争来争去老给中医添堵。况且“如今非传染病已经取代传染病，成为更主要的疾病负担。面对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肿瘤等不是微生物病原导致的疾病，现代医学有点应对失据了。”“传染性疾病现在西医也面临耐药性的问题的挑战，……而且对除开那几种已有疫苗之外的病毒性疾病，西医基本是束手无策，也就是‘多休息，多喝温开水’。”西医已经没什么可用武之地了。
作者说西医外科手术的“切割和缝补，似乎是个木匠加绣花匠的活？”什么意思？太低级了，中医不屑去干？那器官移植和断肢再植呢？也就是个稻农加果农的活，更低级了？
该文以肾病为例对中西医进行了对比，说：“西医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药物，基本只能等着疾病进展到去透析。而中医治疗好慢性肾炎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这次新冠肺炎在武汉猖獗之时，很多医院怕传染不敢接待透析病人。武汉的各大医院想了很多隔离的办法才解决了这些病人的透析需求。当时中医参与新冠肺炎救治的工作已经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武汉铺开（按谭亚娣在该文前面添加的说明中的说法是“国家中医团队介入后大力扭转了重症患者的治疗情况”），防治新冠肺炎和透析需求的矛盾也已突显，为什么中医在传染病领域都大显身手了而对自己擅长的肾病领域却不出手呢？至于文中举的中医治好了胡适的肾病和西医割错了梁启超的肾,这两个病例能说明什么呢？个例如果不具有普遍性是不能用来评价一类事物的。割错梁启超的肾是西医的水平就是不行，还是给梁启超开刀的那几个医护人员失误？就看能不能再多找出几个割错肾的病例了。而胡适连自己得过肾病之事都是否认的，更甭说被中医治好了。（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1期）即使确有此事，1920年中医就治好了胡适的肾炎，100年以后面对大量肾病病人的困境中医却默不做声了，那胡适的病例还有什么普遍意义呢？中医治疗肾病优于西医之说仅能靠两个存在很大疑点的病例来支撑，这是否“暗含了中国文化的命运”不好说，但说这暗含了中医的命运应该没错吧？
作者总结道：中医理论“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特别是在合格的优秀中医使用下，产生了很好的疗效。”要是疗效不好呢？那就是那个中医不合格、不优秀，反正不能怪中医理论。这才是中医理论“生命力的关键”！作者接下来就用这样的思路分析中西医大处方问题：西药开多了那是西医“不如中医的复方有机、整体、有理论指导”，是西医的水平问题；中药开多了则“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懂，还是就要赚钱”，是个别医生的问题。
该文说的第四个观点是:中医的很多神奇治病故事都是科学的和可重复的。至于这些故事到底如何符合科学和可重复性，就不说了。反正看不出来科学性和可重复性的就是没有“悟性”，“不懂中医，看不到规律”，只会“看热闹”，看不到“‘技艺’和‘门道’”。皇帝的新衣，谁愿意说自己看不见呢？这招好，省得费口舌论证了。
该文说的第五个观点是:中医药的可重复性完全可以验证。这当然没错。可是要验证就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谁来投入呢？该文说：“信的人不用说服，不信的人总要找理由阴阳怪气，谁应该投入资金做这个中医的临床试验呢？”那就是不信的人才需要这种试验，应该他们来投入呗。中医只要讲神奇的故事，让人们信了就行了，西医才费时费力地做那些试验呢。西医“几百万几千万地投入”，即使最后验证了药效的可重复性，还要被人说成“是为了开发新药，开发出来卖高价。”费力不讨好。中医才不干这傻事呢。谭亚娣不是要“找人研究如何利用中医药方开发新药赚钱”吗？不是要“专研中医的学术和商业机会去了”吗？可是她自己却不投资验证，而是“期待着日后有这方面的特别让人信服的数据系统性地收集起来”。中医就是精！敢情她也知道目前中药的数据还不够让人信服、不够系统啊，那怎么还说“中医的方法成熟”呢？既然“透明扎实的大数据”还没收集起来，怎么就知道日后这些数据一定会“堵上那些说中医不科学人士的嘴”而不会堵上她自己的嘴呢？
该文第五个观点里还附加了一个观点：“中药毒副作用完全可进行‘科学’管理。”这当然也没错。那怎么监控管理呢？该文说：“中药以后可以在标签上加上‘在医师指导下服用；定期检测肝肾功能’等，随着临床监测数据积累也可以和西药一样列出一大堆副作用在说明书上”。这招也不错，可以省养小白鼠的钱了。不过该文还有后半句：“如果这是某些人想要的话。”什么意思？如果某些人想要就列在说明书上，没人想要就不列了？可是如果不列出来使用者怎么知道有副作用？使用者不知道也就不会要求列出来了。高，实在是高！
该文说的第六个观点是:中医“逻辑思维严谨”，适合开发电脑“专家系统”。行啊，那就开发呗。可是由谁来开发呢？当然是由认同“中医逻辑思维严谨”的人来开发啦。可是要开发电脑专家系统，总得学点科学吧？该文说：“中国80年代就开发了开方准确率超过90%的专家系统”，可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了，还没有“更多的中医专家系统被开发出来，称（成）为中医师的好助手。”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没有“迭代出功能更加强大的中医辅助系统乃至人工智能的‘中医大师’”。还在“慢慢学”吗？怪谁呢？
该文说的第七个观点是:中药质量标准可以借鉴现代药物质量管理经验。这当然还是没错。那具体中药质量标准怎么定？该文说：“质量标准还是应该让临床中医专家和中药专家来主导，虽可参考借鉴现代医学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做法，却不可全套照搬，不要被化药或者西方植物药的标准带跑。”那就让中医药专家来定吧。不过化药仅几百年的历史，就已经有药物质量标准了；而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却还没有药物质量标准。这又该怪谁呢？还“不要被化药或者西方植物药的标准带跑”？如果没有西药标准的“带跑”，中医会自己想起来要搞药物标准吗？
该文最后想说的一点是：“人的自愈能力，乃是所有医学的基础。”这话更是没错。作者随后还说：“无论中医西医，都有治不好的病。医生不是神，自愈能力才是每个人自身的神。自愈能力强，医生可以帮帮忙，自愈能力弱了，再好的医生也无济于事。”虽然把自愈能力的作用说得绝对了一些，但基本意思还是可取的。不过且慢鼓掌，作者后面还有话呢。该文结尾处说：“无论是对西医无疫苗和药物的病毒性疾病，还是西医勉为其难应对的复杂性疾病，中医都可发挥其独特作用。中医还可以借助计算机专家系统和大数据的现代工具，更清晰地展示自己的可重复性与有效性。预期在不久的将来，现代医学把中医的‘阴阳五行’奉为其人体系统理论模型，所有现代医学对基因组、蛋白质组、小RNA组、代谢组等多种微观层面的纷纷扰扰的发现，统一在中医的理论之下。中医一点点被更多的‘科学事实’填充，基于《黄帝内经》的岐黄医学，成为整个现代医学大厦的主要框架；基于还原论的西方医学，成为各个细节的补充。这是我看到的中西医融合。”可见在作者眼里现代医学进行的所有研究不过就是验证一下中医的正确性而已，真正的神是中医，这才是谭亚娣的心里话！前边就是说几句客套话，给西医留点面子而已，各位看官可别当真哪。
其实恰恰在对待自愈能力方面中西医有着巨大的差别。西医承认经自己治疗痊愈的患者有很多是靠自身免疫力痊愈的，所以虽然治愈了很多病人，但还是在不断研究改进治疗方法。而中医认为凡是用过与中医有关手段治疗好转的人都证明了中医手段的高明（即该文第一个观点里所说“医学上当时有效就是有效”，不管这效果是怎么来的），中医里有无穷无尽的神奇手段，一切疑难杂症包括从未见过的病都可以从中找到现成的治疗方案，用不着进行任何科学研究。这就是作者在前面的“申明”中所说要宣扬的“一种不被所谓‘科学’扭曲的合理的中医观”，这就是该文的核心观点及论证方法。
总之，要是中医能包治百病，那科学不科学并无所谓，有病就都用它治好了。如果不能，那就要找出它的不足之处，从而研究改进、进行实验验证等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这就需要中医粉们低下傲慢的头，别急着讲那些神奇的治病故事和炫耀那些挑选出来的病例，多少学点科学。学得快点慢点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学习科学的态度。至于什么是科学态度？其实该文在第一个观点里已经提到了，就是“实事求是”。只是作者没做到或者没学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