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对于文学的发展，宗教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明显。宗教在历史上确实起到了产生和保存文学的作用。与此同时，宗教礼仪活动对文学的需要和利用，又总是把文学限制在宗教的幻想世界中，使之得不到自由的发展。作为文学之生命的社会性、现实性，因之而被阉割，变成了祭献于神座之前的牺牲品。

      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起源于劳动，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客观社会生活与作家主观意识的有机结合的产物，其本质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宗教与文学同属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社会意识形态，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产生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宗教活动属于社会生活的内容，宗教与文学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十分强固的力量，对各种意识形态，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一、宗教与文学的相互促进和发展

      宗教的许多活动离不开文学，需要利用文学作为表现形式。宗教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得到文学的支持。诗歌为神灵注入了热爱、关怀和拯救人类的灵性和情感，也为教徒倾诉、宣泄自己的情感和祈求、赞美神灵的恩典提供了手段；文学（包括口头文学、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等）为宗教的传播、讲道、记述经典、教义、教规、仪礼和历史提供了必要的载体，也为教徒念经、传道、举行仪式提供了方便。文学对宗教的作用也具有两面性，世俗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无神论的或者反宗教的文学的发展和传布，起到抑制宗教发展的作用。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归根结底地反映了经济基础的间接的、但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文学起源中产生作用的各种非根本的因素中，宗教的作用居于突出地位。

      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是文学产生的基础，也是文学发展的动因。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为文学提供了不断发展的思想内容，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对文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各种宗教的传播也必然导致各地区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从而促进文学的发展。宗教意识也给予神话、童话、传说、小说、戏剧等文学以重大影响。在欧洲和阿拉伯历史上，曾经以新旧约《圣经》和《古兰经》为蓝本，形成了一种很有影响的宗教文学。在欧洲的中世纪，由于教会在一切文化领域里实行垄断，于是形成所谓教会文学。基督教的新约和旧约的《圣经》对欧洲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教会文学的蓝本。在教会控制下，当时出现了大批僧侣作家，他们利用拉丁文歪曲和篡改古代文学、杜撰基督故事、圣徒传、祈祷文、赞美诗等，向人们宣传皈依“救世主”顺从天命，寄托未来等宗教教义，这都收到了极大的文学效果。正因为这样，有人认为，若把《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不如把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更为恰当。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也同样如此，阿拉伯人认为《古兰经》是诗歌、咒语和卜辞三位一体的，而这三种东西，在当时实是最能迷惑人的，这就是《古兰经》那种强有力的文学艺术效果。

      在中国由于宗教的存在也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思想，著名的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创造出许多离奇的神话故事，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等鲜明生动的神话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佛教盛行的历史，宣传佛法无边，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最后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而被迫皈依佛教，被孙悟空闹到不可开交的道教领地“天宫”也因此而获得了安宁，维护了君臣之间的儒教所提倡的伦理关系，这既反映了佛兴道衰的历史，也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思想。这些神话小说的创作思想都受到了当时宗教的重要影响，这就是佛法无边，道法应验，三教是正道。

      宗教在历史上也阻碍过文学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宗教控制文学，阻碍文学的发展。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统治一切，垄断一切，严禁世俗文学的存在。因为基督教本身是一种来世主义，它和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完全是对立的，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欧洲中世纪文坛的一片荒芜景象。只是到了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文学才冲破教会的控制蓬勃发展起来。由此可见，宗教对文学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宗教学说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对历史上许多作家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文学的思想内容及文学思潮。在旧中国，由于封建君主统治，社会的黑暗，时局的动荡，很多作家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出路，便皈依宗教，到虚幻的彼岸世界寻找寄托，因而就出现了以宗教思想为基本内容的文学作品。如魏晋南北朝时，随着道教的发展，出现了“游仙诗”和“陈道诗”，首次描绘了道士的形象及其生活。很多作家信奉道教和佛教，侈谈神鬼灵异，反映在小说的创作中，便出现了一批以写神灵鬼怪为内容的作品。鲁迅曾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士，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到了唐代，佛教道教依然盛行，神仙题材成为唐诗主要门类之一。诗人李白，后来就成了道士，唐代的神仙诗直接影响到了宋词，许多词牌多来源于道教故事，如《瑶池宴》、《望仙门》、《献仙音》、《天仙子》等。某些作家由于信奉宗教，艺术风格都受到一定的影响，例如王维，早年的诗风是意气风发，雄浑有力的。但在隐退奉佛以后，诗风变了，宣扬佛教看破红尘，根绝尘念，王维信佛以后的诗，也就出现了淡远闲静的风格。王维诗风的这种变化，显然与佛教思想的影响有关。

      二、文学与宗教的对立与斗争

      文学服务于宗教，为宗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但文学终究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不像宗教是对现实世界的虚幻的反映。因此，按其实质来讲，文学同宗教的对立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各个时期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学，都是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勇于揭露社会矛盾的，在向反动、没落、腐朽的社会势力进行斗争时，往往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宗教。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戏曲中，均不乏问天、骂天的精神，颇能鼓舞人们向邪恶、落后、保守的神灵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欧洲传统的文学中，也有许多反对宗教神学的传世之作，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宗教神学的伪善和欺骗，尽情颂扬了敢于同宗教神学作斗争的勇士。

      欧洲的文艺复兴文学针对教会的神权中心、来世主义、禁欲主义等宗教意识形态，主张以“人”为本，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道”反对“神道”，强调描写现实中的人和真实的人性，反对宗教文学，揭露宗教神学的虚伪和教会的专横腐败。

      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世界文学巨匠但丁的《神曲》对于地狱、炼狱、天堂的描写，虽然是来世，但正是现实的反映，地狱是现世的实际情况，天堂是争取实现的理想，炼狱则是从现实到达理想必经的苦难历程。书中暴露了现实，也着重描写了生活的理想，这说明《神曲》并不纯粹是现实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在黑暗的现实中，诗人渴望一个没有黑暗和罪恶的世界。②《神曲》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作品，为了唤醒人心，给改革铺平道路，广泛、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对教会的揭露和批评尤其尖锐。《神曲》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提倡发展文化，追求真理的思想，把人置于中心的位置，赞美人的才能和智慧，广泛地反映了现实，一方面给中古文化以艺术性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显现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意大利诗人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自始至终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统治了西欧1000余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艺领域遭受如此严重的挑战。可以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十日谈》的嘹亮号角揭开序幕的。《十日谈》则具体地描写了人的爱情生活，并由此提出了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芒的“幸福在人间”的观点。主张一切以“人”为本，用人性来反对神性，提倡人道与神道抗衡。《十日谈》对现实幸福的热情肯定，对虚伪禁欲主义的尖锐批判，对人性力量的讴歌赞美，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将人间百态尽情地展露。又对当时炙手可热的天主教会进行讽刺、揭露，尽情地嘲讽了教会的黑暗，罪行，抨击了僧侣的奸诈和伪善。这种批判表达了当时的平民阶级摆脱中世纪教会和宗教的束缚的要求。诚然，薄伽丘毕竟是一位生活在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文人，他没有从本质上揭露罗马教廷的腐朽。薄伽丘自己也是一个笃信上帝的信徒，与但丁不同的是，他不承认上帝有主宰世界的神威，也不为一个人离开尘世后的命运担忧或操心，因为在他看来，幸福和欢乐就在人间。

      《哈姆雷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大师——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正直、乐观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人物。哈姆雷特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人性观，绝非剧作家单一的人性观，它融化了此前人们的人性观。也在超前意识中预示了后世人的人性观。它不属于一个世纪，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别林斯基把哈姆雷特当作“人”的代表，或许道出了莎士比亚塑造这一形象的本意：“它是伟大的、深刻的，它是人的生命，它就是人，它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③ 他通过赞美“人”，肯定“人”来贬低“神”，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雷特》是一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悲剧，是欧洲文艺复兴土壤里长出来的一朵长开不败的艺术之花，直到今天，还在散发着它所特有的馨香。

      在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中莫里哀是最有突破性、最有民主倾向的一个，《伪君子》是他的现实主义杰作，在剧中他大胆地讽刺了宗教的伪善，并成功塑造了主人公“达尔杜弗”这个伪善者的典型形象，富有现实意义。天主教会因此极力阻止此剧的演出，并对莫里哀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要求对莫里哀处以极刑，甚至火刑。而剧中伪善信徒达尔杜弗的典型形象更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正如20世纪前苏联体验派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他所写的达尔杜弗决不只是一个达尔杜弗先生，而是全人类的达尔杜弗的总和。”④ 直到现在，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达尔杜弗”这个名字都成为“伪善”的同义语。教会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灵魂。莫里哀抨击封建制度，势必损伤教会的利益。《伪君子》的主要人物就是伪信徒和受害的上层资产阶级家庭，攻击是正面的，形象是具体的，影响到教会的威信和教会统治人物本身的尊严和利益，他们自然就要全力以赴，当作洪水猛兽来对付。教会不宽恕莫里哀，正因为达尔杜弗不是个别的“骗子”，而是影射它的全部特权人物。达尔杜弗的形象点破虚伪和现代宗教的本质关系。往深里看，“骗子”精神正是当时整个统治阶级的本质表现。达尔杜弗之所以能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说明人物的典型意义，也说明主题的普遍意义。

      18世纪的启蒙文学是文艺复兴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同样举起了反封建和反封建教会的旗帜。反对宗教专制和宗教迫害，主张“天赋人权”，提倡无神论，这在法国的启蒙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法国18世纪前期启蒙学派伏尔泰在中篇小说《老实人》中，讽刺了教诲“老实人”的“圣人”邦葛罗斯，他是一个比“老实人”还“老实”的一个人，却在流落欧洲许多国家时，差一点死于宗教裁判所，并得了花柳病，而这花柳病归根到底则是来自于神甫。这既揭示了教会的残暴专制，又揭露了教会人士的虚伪。

      19世纪的积极浪漫主义仍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要求社会进步，批判社会的陈腐现象，其中包括教会在内。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锋人物——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小说标题的“红”是指红色军装，代表了拿破仑的时代；“黑”是指教士的黑袍，象征了教会恶势力猖獗的复辟时期。小说塑造了于连这个极富时代色彩又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描述了主人公于连的个人奋斗史，以于连的性格发展为主线，展示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广阔的时代画卷，触及到当时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对于19世纪上半期法国风起云涌的各方斗争和矛盾都表现得颇为深远，贵族、大小资产阶级、教会人士，一个个粉墨登场，潜伏在表象下的实力的交战刻画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腐朽和虚伪，揭露了神父、教士是当时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爪牙和密探，使《红与黑》成为一部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形象历史。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通过简·爱在教会孤儿院里的悲惨生活以及孤儿海兰被活活折磨致死，控诉了以布鲁尔哈斯为代表的教会神父是真正残害孤儿的刽子手。简·爱是不甘心忍受资本主义社会压迫的、具有个性与反抗精神的妇女形象。她那贫苦低微的社会地位、漂泊无依的生活环境、痛苦不幸的个人遭遇是19世纪中叶英国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反映。作者把贫苦的普通妇女作为小说的正面人物，并热情歌颂了她为争取妇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幸福生活所进行的斗争，这一点，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是难能可贵的。简·爱是一位自重、自尊、自强、自立的女性。她身处苦海，却并没有迷失自我纯真的本性。她不漂亮，但善良、朴实、纯洁、高尚，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和伪善之辞。

      总之，从文艺复兴文学，经过启蒙文学，一直到19世纪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这400多年，是充满了文学艺术反对宗教和教会的斗争的，一些进步文学不断地揭露和批判讽刺宗教的伪善、欺骗和罪恶，具有批判特征的作家恰恰最需要有一颗热爱人类的心。唯其如此，激烈的批判才不会失去肤浅，辛辣讽刺才不会失之刻薄。说到底，这批判的背后有着善良的意愿，这讽刺的背后有着博大的胸怀。这批判和讽刺，唤醒了群众，削弱了宗教的力量，对于启发群众摆脱宗教的愚弄，反对教会的统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方面文学在上层建筑领域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意识形态发生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多种联系，造成了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文学虽然脱离不了其他意识形态对它的复杂影响，但是，它又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它也同时影响着其他的意识形态，这种互相影响，互为作用，就是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所存在的真实的关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54页

      ②《文学卷》伯灵编著，2006年11月出版，第32页

      ③《文学卷》伯灵编著，2006年11月出版，第300页

      ④《文学卷》伯灵编著，2006年11月出版，第69页

 

      作者简介：杜孝义，郭启柱，山东省滕州市委党校高级讲师

      本文责编：石?

      （《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