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不是人，是工具。
工具的意义，就是没有思想，仅供有思想的人使用。
而人是有思想的。
法国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在对人类的观察中发现，如果单从理性的角度，很难理解为何人们会发动战争。他指出，军人在战争中杀戮无度，且死者多为无辜，并可能会带来社会的极大动荡；而刽子手行刑有节，且死者多为恶徒，并维持着社会的秩序。然而，人们却颂扬战士，而贬抑刽子手。
“这一切非理性现象的现实存在，促使迈斯特得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天赋观念不仅仅包括那些内在于理性的观念，同样还包括那些人类的普遍信仰，从而，即便这些普遍信仰是非理性的，也应被视作是真实的。否则，如果人们有理性选择的能力的话，便根本无从解释为何这些非理性的行为与现象会如此流行且人们乐此不疲。即使有人会反驳说这只不过是人类的愚昧所致，但这种反驳并无济于事。因为理性的启蒙并无法消除这些现象，而只是会改变其表现形式而已。”（施展：《神秘与凡俗之张力下的政治——约瑟夫·德·迈斯特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我们抽出军人在战争中杀戮这个事实来分析：敌对双方的军人彼此都是无辜的，没有仇恨，却要彼此杀戮。甚至我们可以想象战争中有父子或兄弟敌对的情况，这显然超出了他们自己的理性范围。迈斯特认为，这只能是信仰的原因。
从全局视野看，所谓非仇是不存在的。军人个体的非仇，是被军人团体的有仇掩盖了的。这个仇恨来自于军人的掌握者，也就是统治者。统治者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就需要战争，即“魔鬼词典”说的，用嘴唇解决不了的，就用牙齿。而军人，不过是统治者使用的工具。
军人是工具，也是人们通常的理解。比如我们经常说军人是铁打的，是钢铁战士。由钢铁战士可以组成铜墙铁壁，或者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等，都包含了工具的隐喻。再比如我们常说国家机器。这个机器就包括警察、法庭、监狱，其中最主要的是军队。军人的天职就的服从，不需要思想，或者说所有的思想就是指挥者的思想。命是自己的，思想是别人的；腿是自己的，往哪里走听别人的。这样的时候，服从就的理性，非理性就是最大的理性。可见，在一架国家机器下作零件的最大好处就是：不需要思想。这也就意味着，掌握军人这些机器（或工具）的统治者，就更需要思想。一个合乎正义也合乎目的的战争，可以带来好的结果——比如带来长治久安，或者说可以制止战争——用战争制止战争；而一个坏的思想，比如贪欲下的掠夺，就有可能让大量工具的折损失去意义——法西斯战争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发动的错误战争。作为法西斯战争的工具，那些军人的牺牲，就失去了价值。或者说它的价值是负面的。这就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同样是工具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领导者何以需要战争或者不需要战争。当然首先取决于客观实在，比如生存的竞争。我们不说这个，我们说意识的部分。马克思主义把英雄与群众、个体与群体的辩正关系理得比较清楚，其中一个观点是领导者是群众的领导者。他们既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又是群众的一员。他们既有自己超凡脱俗的睿智，又有来自群众的智慧。其中来自群众的智慧说明，领导者的意图就是群众的意图，领导者的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统治者是领导者，是思想者，军人是群众，是工具。领导者的思想来自群众的思想。由此，我们轻易就复活了军人，让他们成为有思想的工具。
原来，军人虽则是被统治者掌握的工具，实际上他的被掌握是自愿的；军人虽则把思想的权力交给了统治者，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了统治者。这样就回到了霍布斯、洛克或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基本观点。人们让度了部分的权利，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了思想者。军人既是统治者的工具，又是自己的主宰；既不需要思想，又是思想者。拿这个道理对待世事，很多时候，服从领导就是服从了自己，按领导的意愿去做其实就是遂了自己的心愿。按常识生活，不需要思想，这样的人不是懒汉，而是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