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的道统地位一落千丈，马克思主义则以新思潮的姿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并迅速占据重要一席。而今，我们不得不思索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孔墨之道，与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兼容、互解的可能？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政统、道统、学统“三统”并行的范式在封建社会长期有效；儒、释、道三教在唐宋时期达到了思想的高度融汇；墨子的形式逻辑能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印度因明学共论并举。这已然表明：兼容与互解在中国不成问题，所谓的“不确定性”只是程度高低、时间长短而已。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源起、发展与最终形成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对“实践”范畴充分予以解释的哲学家。在他看来，人的活动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生存意义上的被选择、身心受束的工具性活动；二是具有一定自主性和精神愉悦性的自为活动。用马克思·韦伯的说法，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差别。

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家们就“实践”范畴的认知，大致形成了两条相反的理路：培根认为，认识自然是改造自然的前提，并且肯定实践本身是一种客观化的活动；后来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则分别站在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立场，前者认为实践是认识范围内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后者则把实践理解为一种现实的感性而主观的活动。

比黑格尔晚出生半个世纪的马克思，一方面进行科学地理论探索，一方面吸收前人思想的合理成分，这才揭示出实践的真谛，并为“实践”这一范畴打上了牢固的唯物史观烙印。科学实践观的思想萌芽，在马克思大学和“博士论文”阶段，及其担任《莱茵报》主编、创作《德法年鉴》期间，已显露端倪。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正式讨论了“实践”，他指出：“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1］在《神圣家族》等著作中，马克思已确立了实践的主体为“人”，并将实践有效地划分为客观活动与主观活动两类。然而科学实践观这一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则是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当中。二、墨子“三表法”的确立与三种解释墨子生卒年不详，据考证，或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或比亚氏晚一个世纪。就整个中国哲学史而论，第一个树立朴素唯物主义立场的哲学家，当属墨子。其思想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以“十论”体系为命脉的政治哲学；二是以《墨经》六篇为代表、以“三表法”为逻辑起点的思辨哲学。

先秦时期，孔子重“正名”而轻“实务”，墨子则重“实效”而轻“名义”。墨子说：“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2］（《非命上》）墨子认为，人的生命活动本质上是现实有效的，实践如此，言语谈辩亦如此，都需要确立一种客观的标准，即“三表法”。

何谓三表？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3］（《非命上》）所谓“古者圣王”，并不具体指涉“夏、商、周”三代哪一个君王，而在于承接尧、舜、舜的上古之道。“百姓耳目之实”主要指的是最广泛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经验。在墨子看来，民众的见闻亲知来自于普遍实践，对于个人和国家而言大有助益。至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则是动机与效果原则的统一，与墨家向来主张的集体功利主义密不可分。

从具体的逻辑关系上，“三表法”可以有如下三种解释：

其一，若我们预设“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为大前提，“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则构成小前提，两者共同推导出的结论即为“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大前提）

原——“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小前提）

用——“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结论）

其二，如果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看作间接条件，“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则成为客观意义上的直接条件，两者所导向的结论自然是“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间接条件）

原——“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直接条件）

用——“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结论）

其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前人经历或已然过去的经验，我们称之为间接经验。当前现实存在的经验，我们称之为直接经验。从意义上加以考量，就可以发现：“古者圣王之事”是间接经验，“百姓耳目之实”则为直接经验。两种不同的经验结合，则能够确立一种检验知识是否合乎真理的标准，即“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本——“古者圣王之事”（间接经验）

原——“百姓耳目之实”（直接经验）

用——“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检验标准）三、关于“生产实践”与集体功利主义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所设定的“人”，似乎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群体意义上的“人”。人在应对外部世界时，自然地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大量的劳动和生存性活动。“生产实践”作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良性中介，就此产生。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可以说，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二者本质上是互为前提的。对人而言，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缺一不可。正如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5］

也许是生存环境与时代使命不同，先秦时代有“诸子百家”，然真正重视劳动与生产实践的，唯独墨子一人。《七患》一篇说道：“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6］墨子认为，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与储备，是作为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墨子一方面强调生产实践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讲求劳动的实效性。墨子说：“为者疾，食者寡，则岁无凶；为者缓，食者众，则岁无丰。”［7］（《七患》）也就是说，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绝不是一人之事，而是人人皆可为、皆须为之事。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性的有目的、有规律的活动，劳动对象无法确定，改造世界的活动便实现不了。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分为生产实践、交往实践以及对自身的实践三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恩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8］自然实践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最直接、最有效的获取方式，是交往实践与自我实践的基本前提。

在墨子那里，实践活动虽没有客观与主观之分，却有个人亲身之实践与“仁人兴利除害”之实践的“小行”、“大行”之别。墨家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为思想要领，在“小我”与“大我”的取舍上，也就不存在“私”与“公”的牵扯，即个体的生产实践活动基本服从于改造世界的群体活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当中，包含了集体功利主义的思想。在墨子那里，被概括为“兼相爱、交相利”，即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第一，要遵循客观规律，不可盲目占有或大肆破坏，要与大自然和生命环境建立一种“互生互惠”的双向动态关系；第二，一切的实践活动，都必须遵循“公共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不得在违背社会及他人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四、基于唯物主义立场的两种“实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一语点破哲学家的使命。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马克思认为，参与这个世界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解释世界，二是改造世界。解释世界、于未知中探寻可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理性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蒙昧、混沌之面貌。

而在整部《墨子》当中，政治哲学与逻辑学这两部分内容，也始终不可分割、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墨家“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现世主义思想的实践，离不开“三表法”的根本性指导；而墨子探讨哲学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从未脱离具体的社会现实。

《经上》说：“知，材也。”［10］《经说上》进一步解释为：“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11］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够获得知识，首先得益于通过眼、鼻、口、耳所获得的感觉经验。在墨子看来，“心”首先是作为一种身体的器官和机能存在的。当一个人处于睡梦状态，他便不能有意识地与人攀谈、作用外物、投身实践。如果我们持“唯心论”的态度，会以为是心不动，所以实践变得不可能。但试问：心真的是一种死寂状态吗？答案是否定的。睡梦中的人无法从事客观的实践活动，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心”受制于“身”，身体不动，任凭心意如何动，皆是枉然。由此可见，墨子的唯物立场十分坚定。

如果说唯物主义在中国哲学的图式里呈“散点”状，尚且零星分布；那它在西方哲学架构里就是“动脉血管”，每一处都关系重大。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在理论形成上早于马克思。费氏认为，人作为世界万物的一类，在“思”和“行”上仍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他将人预设为一种孤立的、直观的存在，硬生生从群体性的社会生活中抽离了出来。费尔巴哈也有一套“人本主义”的理论，在他看来，人在处理社会关系上是被动的、无力的，面对自然界的强大“挑战”，就更显得手足无措、势单力薄。

对于费氏消极的“人本主义”论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给予了充分地回击：“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2］马克思认为，人在处理自我与自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时，不可能一味地被动承受而不知调节。人有主观能动性，可以洞察事物发展的趋势，亦可认识事物变化的规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调节矛盾，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物我关系上，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使冲突的东西缓和化。

马克思以实践唯物主义湮没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墨子则以“述而且作”消解了孔孟儒家的“述而不作”。墨子反对“君子不作，术而已”的荒谬说辞，［13］（《耕柱》）他认为，欲求君子之道，一味地逞口舌之能尚不可能，“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14］只有充分地参与社会实践，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观念产生，从而引导社会和时代的变革。在实践方法上，墨家所依据的仍是“三表法”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那一条。墨子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15］（《修身》）言行是否有效，需要用行动和实践加以验证；个人的“诚”与“信”，也只有置于公共性的道德立场上，并付诸于积极的社会实践，才能产生可见的效果。同时，墨子也认为，在实践过程中，动机和效果缺一不可。“志行，为也”，“志功，正也”，唯有“合其志功而观”，［16］（《鲁问》）才能“为士于天下者”，真正做到“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善者作之、欲善之益多”的实践观点，几乎从逻辑和价值上印证了马克思“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这一命题的无比准确性。［17］纵然他们在思想上有千万种不同，但仍旧可以跨越重重壁障，在实践的命题上达成共识，即实践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方式；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离开实践谈人生，人生便空无意义。

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总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纳入认识论的范畴来理解，高中阶段的教科书亦是如此。纵观马、恩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将“实践”囿于认识论的体系之内，无异于稀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思想精华。实践不仅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统一，亦是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实践观几乎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终，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问题，都有一个“实践”的目的因与动力因存在。融情于理，如果我们说墨子的实践论是一棵质朴无华的思想大树，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便是一座蕴含丰富的意义花园。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2:54?

［2］［3］［10］［11］［15］孙诒让?墨子间诂［M］?中华书局2001:264;265;308;333;10?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2:18;59

［6］［7］［16］张纯一?墨子集解［M］?成都古籍书店1988:28;30;45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78-79?

［9］［12］［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2:140;137;139?

［13］［14］谭家健、孙中原?墨子今注今译［M］?商务印书馆2012:371;371?

 

作者简介：田宝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先秦哲学）硕士

本文责编：文丁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