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２００４年的８月７～９日，中国无神论学会和北美华人教会组织了一些有关学者在北京举行了名为《中美宗教文化的现在与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开了两天，大家从未晤面，但互相尊重，气氛亲切，讨论热烈，普遍感到意犹未尽，希望有机会能做更深入的交流。研讨会后，美国学者参观了在北京的道教著名道观“白云观”和佛教著名寺院“雍和宫”———道教和佛教是中国历史最久的宗教。
中国的无神论者和美国的基督教徒同堂对话和讨论，在记者的心目中，至少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规模不大，时间短促，但它反映了两国普通人民之间，不管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等存在多少差异，依旧蕴含着发展交流，增进了解以及和平、友谊的真实心念和热切企望。
美方代表都是从事基督教宣教事业的学者，所展示的是美国基督教新教在美国建国和制宪中的巨大作用，以及献身基督教事工，为社会贫困大众服务的途径和事迹；中方代表都是从事宗教研究多年的专家，着重介绍了中国文化和宗教的总体特色，呈现的是多种宗教并存共生，多种文化形态独立协调的局面。
在讨论中，美方学者强调了基督教在建国和制宪中的作用，并认为，迄今为止，大多数基督徒认为美国还是基督教国家。一个参选总统的公民，如果不是基督教徒，要想当选，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无神论者，哪怕他的道德水平和工作能力再高，人格是如何的卓越超众，也绝不会被选为美国总统，这原因，就与美国的立国基础有关。认为早期许多移民从欧洲逃来，为的就是选择宗教自由———信仰基督教（新教）的自由。
中国学者提出，在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美国是民主建国的（不是宗教建国的），是自由女神的国土（不是独尊基督的），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也是打着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现在美国国内，除了基督教外，还有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等多种宗教存在，甚至对宗教持有异议的无神论、怀疑论等也有一定影响，也就是说，美国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基督教文化和非基督教文化；如果至今还强调基督教立国，是否是对其他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的侵犯和排斥？有的总统以总统的身份在公众场合宣传基督教教义，扮演着传教的角色，是否与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相背离？
美方学者回答说，美国当然是民主国家。“美国不是明确地被建立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但它的发展中暗含着基本的基督教思想。因此，宪法不是‘基督教的’，但它的确反映了‘基督教舆论’，并反映了基督教世界观的基本思想”。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在一个基督教占多数的国家，不可能在基督徒外选择总统。“我们的现任总统乔治·布什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公开身份的基督徒。他声称自己每天都阅读《圣经》并作祈祷……《时代》杂志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的投票者以及７９％的共和党支持者都相信‘我们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而这种宗教的价值观应该指导那些在办公室里的政治领袖们’。”（由此谈到对当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的差别，以及可能胜选的估计和评论，此处从略）。宣传自己的信仰，是公民的权利；总统也有权宣传自己的信仰（一位中国学者插言：作为享有公民权利的个人和作为握有国家权力的总统，似乎不应该是一个概念）。
有中国学者问，我们都注意到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也注意到“十字军东征”的“口误”。对于中东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拉克问题，请问在坐的学者是怎样看待的？一位美方学者表示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有学者则表示不能同意在伊拉克的做法。
中方学者普遍认为，通过美方学者的这些介绍，不但对美国的基督教在社会和政治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美国的社会及其文化特点有了新的认识。这应该是中国学者极大的收获。但是，与会的美方基督教学者是否能代表美国人的普遍看法？带着这些问题，会后记者特别留意了一下与此有关的一些论述。这里且看法国《费加罗报》１０月１日所载法国评论家居伊—索尔曼文章（上帝是美国的吗？》中的一段：
“美国人坚信，像以色列人一样，美国是上帝赐予的希望之乡。美国是上帝的选民。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和国际的中心，而是一个宗教性的中心。保守派认为，美国从根本上来说是宗教的美国，宗教应当支配人们的行为（家庭和政府的行为）。自由派不敢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他们是在俗教徒，主张政教分离。政教分离问题是两派争论的根源。
但人们谈的是什么宗教呢？美国现在有数千个宗教派别，保守派认为使各种宗教联合的因素比使彼此分离的因素更重要，这就要求各种宗教融合，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最后都应信奉惟一一种美国宗教。这种宗教是美国的，它确信美国救世使命的神秘性，每个信徒都认为自己同上帝有联系。自由派尽管也信教，但它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则像欧洲人一样，比较温和。
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中的分歧，主要不是集中表现在经济问题上，而是集中表现在性、同性恋，或学生应接受什么价值观等问题上。在这种斗争中，自由派往往处于守势。布什带领着一支充满热情的大军，克里只能联合各种抵抗力量，而不能提出一种集体行动方案。”
记者感到，这段话使我们加深了研讨会上的美方学者的发言；反过来，由于听到了美方学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才使我们理解这篇评论的具体含义。研讨会上的美方学者提请我们注意这次大选的结果，也正是从两位候选人对待宗教态度上存在一定差别而着眼的。
关于“文明冲突”问题，尤其是宗教冲突问题，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理论范围，引起全球关注。９月２３日墨西哥的《改革报》刊登一篇文章，就与此有关。文章说，２１世纪国际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原教旨主义”，“现在这个时代是原教旨主义之间发生冲突的时代”。它进一步陈述说，本世纪初，“一方是现在控制着美国政治的新保守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他们是基督教新教原教旨主义的合法继承者；另一方是伊斯兰极端分子，他们已经对美国宣战，他们指控美国想摧毁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以便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建立世俗政权，建立附属于或至少亲近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权。
布什总统及其亲信，其中特别是副总统和国防部长，是美国原教旨主义的化身；作为他们的对立面，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头目，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化身。他们的动力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长期积累的对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的仇恨。其结果就是双方之间公开的战争……”
在此稍前，９月２１日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则发了一篇题为《设法将伊斯兰问题摆入欧洲议程》文章，其中说：
“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写道，‘多边文化论的实质与欧洲文明背道而驰’，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据此，亨廷顿“质疑欧洲在２１世纪是否能在伊斯兰教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保持稳定”。
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刘易斯认为，
欧洲如果不能“制订同化穆斯林的纲领，那么（伊斯兰和阿拉伯）移民问题，很快会被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控制”。至于法国和荷兰计划培训具有本国民族自豪感并忠于国家的阿訇，刘易斯认为，“这些只是空中楼阁……有些美国人感到，欧洲精英以为与土耳其的联系就是通向伊斯兰世界的桥梁，而土耳其将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榜样，这些想法都过于幼稚。他们（指有些美国人）说，奥斯曼帝国时期阿拉伯民族征服欧洲的历史遗留下的憎恨情绪，使阿拉伯人很难将士耳其世俗政府视为榜样”。
记者对于国际政治问题素无研究，对于美国、欧洲以及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也缺乏知识，所以对于这类评述难置可否。就记者所知，中国公众，包括新闻媒体，一般注意当代地区冲突中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对于它们发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则了解得相当不够，报道更少；即使是被公认的教派冲突和宗教战争，也多愿意从社会的和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很少从宗教和文化层面去理解和解释。因此至少对我来说，上述评论是新鲜的，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又一个视角———观察世界和观察其他事物一样，可以有多种视角。１０月１７日香港《亚洲周刊》载文《美国推动军购战火烧两岸》，其中引美国专家查莫斯新著《帝国的悲哀……》谓：“查莫斯教授说道，美国乃是庞大的‘军产复合体’统治一切的国家，它必须依靠永远不停的战争来维持繁荣。它可以透过媒体的操弄而创造敌人”。
这就是又一种视角，由此观察起来，好像比“文明冲突论”的判断更现实。
至于中国一般学者多不从宗教和文明冲突的角度观察国际或国内矛盾，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记者就认为，把宗教和文化的差异解释成为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必然引发武装冲突，非采取暴力和战争的手段去解决不可，是一种文化主义的观点，并没有抓住，或有意遮盖了问题的实质，即导致宗教问题背后的社会根源。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传统，使中国一般民众对于宗教迫害、宗教仇视和宗教战争，以及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对抗，非常不容易理解———因为在中国，缺乏理解这类现象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
这个原因也可以从中方学者的发言中看出一些端倪。
中方学者就中国的文化和宗教的特点作介绍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并没有预先确定一个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基础，更没有宗教立国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可以不说了；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实行的是法家；西汉初年，改行黄老之学；至汉武帝（前１４０～前８７年）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东汉中后期（约１２６～２２６年），佛教和道教兴起，由此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长期并存的文化和宗教结构，与不信鬼神真实存在和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潮一起，一直延续了下来。
这就是说，中国有容纳多种民族和多种意识形态的长期历史；中华文化就是在这种内外交流和相互融汇中形成并发展着的。佛教是最早的外来宗教文化，它首先是由外来的侨民和移民带来中国，并形成为多种宗派的；推动它向全民扩展的主力，则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这其中，佛教没有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更没有引发宗教战争，相反，佛教成了连接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融汇的重要渠道和纽带。佛教也没有危害和败坏中国固有的文化，而是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和社会需要，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
到了隋唐及其之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至摩尼教（明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祆教）都传入过中国。但最后，除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十个民族中落脚扎根，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余大都是自生自灭了。这个自生自灭的原因，不是出于宗教仇视，也不是文化排外，而是普通民众不接受，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容纳。它们是在平等地宗教竞争中消失的。
“戊戌变法”（１８９８年）前后，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高潮，在政治制度方面，引进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并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在社会思潮方面，则有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开辟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民主主义，以及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纷纷涌入，而且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至于哲学流派，凡在西方有所影响的，中国也几乎无不介绍。由此也可见，中华文化既不封闭，也不僵化，基本上是采取“拿来主义”，供社会历史自身的挑剔和选择。挑剔和选择的结果，集中反映在“五四运动”的口号上，那就是“科学和民主”。受西方宗教改革的启发，主张宗教立国或鬼神救世的，也有不少名人，但这宗教指的是儒教和佛教，而没有西方的宗教。相反，西方的基督教，不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新教，都遭到拒绝，倒是迅速地接受了西方以否定上帝（Ｇｏｄ）真实存在为特征的无神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掀起的“非基督运动”，就是与欧洲的非基督运动互动的。
基督教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所以中国学者特别介绍了中国基督教的情况。
基督教传入中国，前后有三、四次之多：即唐、元、明和清前期。这三四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近代基督教的传入，主要是随着殖民主义的鸦片、大炮和不平等条约进来的，由此制造了许多令人记忆难忘的流血事件（教案），中国的史学家和大多数的中国基督教徒，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主要形式。另一种则与中国南方的农民起义有关。太平天国运动（１８５１～１８６４年）组织“拜上帝会”，把基督教新教改造成自己起义的舆论工具和组织手段。这样的基督教，是纯粹属于“中国的”，因而得不到西方基督教的认同；相反，一些以基督教立国的西方列强则帮助非基督的清政府把它镇压下去了：是用火与血清洗的。看来，中国文化并非与基督教文化势如水火，而是因为在这背后隐含着帝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了解了这样的社会背景，就可以了解中方学者为什么说“‘三自’是中国基督教的正确选择”了。
中方有学者指出，作为宗教信仰和文化形态的基督教，在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种评价。认为早期基督教是“无产者”的运动，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为反封建主义服务的，在推动西方历史发展中起过巨大作用。作为一种信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仰一样，理应受到同样的尊重，不能因为它被某些人当做谋取私利的工具而盲目排斥。中国的一些伟大政治家和著名作者，对于耶稣的人格极其敬佩，对于《圣经》的价值也推崇之极，以至不少人受到基督精神的熏陶和影响，并见诸于种种文字；然而历数这些伟人和作家，最后都没有成为基督徒，更没有动员他人去做基督徒。这也说明了中华文化的一个方面；学习和接受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丰富自己、充实自己，营养自己，以至消化成自己的组成元素，但决不会轻易归依某种宗教或文化，不会为自己的发展设定界限，不会给自己套上继续前进的脚链，从认识论上说，这可能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人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思维方式。
中华文化的历史演化到了今天，有人概括为“多元一体化”。按我的理解，那就是统一的中华文化而多元化的昌盛和繁荣。就宗教言，我们现在有五大宗教并存，此外还有散布在各地方的民间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而仍在大众中信奉和继续创造的神灵，更多到无法计数。但大多数居民，对鬼神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民众普遍的认识是：中国缺乏的是科学，而不是宗教神灵。因此，信仰宗教的人数尽管在持续上升，但说到底，还是少部分；当然，自觉的无神论者，为数也不一定很多。总之，尽管信仰问题如此多样和复杂，在各个信仰不同的民族之间，在整体社会的不同信仰层面，人际关系却是协调的、和谐的，因为宗教问题引起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宪法把宗教信仰自由规定为公民权利，其实也正是中国社会现状的实际反映。用这样的自由观点去认识流血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就难以理解；对那种把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别性当做世界必然发生冲突的原因的论点，也就难以接受。
按中方学者的认识，人们的文化观、宗教观、价值观，一句话，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被强制统一起来，或加以强制的“同化”，变成惟一的模式，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民族之间，哪怕自称是如何如何的优秀，是上帝如何如何的恩眷。２０世纪发生的世界大战，就有一种文化观在支持，那就是种族优越论；种族优越的主要表现，就是文化优越。优等民族具有天赋征服劣等民族的权利，用优等文化有消灭或改变劣等文化的义务，于是侵略战争爆发了；消灭或强行改变异民族的文化，包括语言、历史、宗教以至风习的活动，也被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我们称这种主张和行为，叫做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自视文化优越，对内实行文化专制，对外进行文化侵略，在其殖民地则推行文化奴役，种族灭绝。
记者感到，与会的美方学者，至少有一部分是赞同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的，他们大体也了解中国的这种多元化现状。据此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天主教没有与罗马教廷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怎么解释宗教信仰自由？对此，中方有学者认为，这个问题不单纯是宗教问题。在纯宗教范围，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有着多种形式的沟通和联系，问题出在政治层面：梵蒂冈至今依旧与中国的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实际在干涉中国的内政，而这是包括天主教徒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国的天主教徒有长期参与反帝爱国主义运动的传统，对于历史上梵蒂冈利用它的宗教特权参与对中国的侵略，记忆犹新，所以一直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的办教原则不动摇，而这又是梵蒂冈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接受的。
中国无神论学会介绍了他们的性质和活动。
中国无神论者同所有的宗教教徒，在争取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以及人的健康全面发展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世界观上的差别，宗教观上的差别，相对于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言，是次要的，也是人们精神生活多样化和丰富性的表现；思想意识发生变化，是文化常态，但这全出于自愿，而不应该采取行政手段，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当然更应该警惕挑拨离间，制造冲突。会上，无神论学会展出了临时收集到的杂志３０多种，无神论的只有一种，即《科学与无神论》双月刊，其余都是宣传宗教，或研究宗教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有些像美国的无神论者协会，现在是少数，而且有待得到更多的社会理解。
应该说，这次研讨会开得很成功。有神论和无神论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两种观念形态，中国和美国看起来有着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但他们的学者却能够自愿自发地会聚于一堂，坐在—起，共同交流，扩大视野，增加认识，而且气氛是那样的友好热烈，都感到有所收获。以此为例，可以说明，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并不能淹没人民间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和互相交往的希望，和平、友谊、对话、交流，是难以阻挡的大潮。美方学者引证说，ＰＥＷ研究所“在２００２年度全球态度观察发现，世界上大部分的有影响力国家认为，美国在制定国际政策的时候，并不在乎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人认为他们自己是满有美德和优点的，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我们美国人的行为是与美德背道而驰的。”他们强调，“我们还要关注《圣经·新约》中耶稣和保罗所提出并定义的‘爱的原则’，作为基督徒行为的最高伦理规范，同时我们也要建议美国的国家决策者们，能够根据这种‘爱’的内涵重新反省他们对信仰的理解”。中方学者认为，这可能代表了基督教在大多数民众信仰者中的声音。
作者简介：文丁，中国《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记者
（《科学与无神论》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