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三）
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在今年２月２６日发表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并就此召开新闻发布会。（文见于２月２７日《科学时报》）从文体来看，“宣言”是用以宣布对重大问题看法的文告。比如，１７８９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１８４８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布的《共产党宣言》、１９１５到１９１６年孙中山先生两次发布《讨袁宣言》等。因此，发表“宣言”是非常严肃庄重的事，不是玩文字游戏，也不是“科学文化人”所谓的“修辞策略”。那么，以“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和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名义发布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为行文简便，以下简称《科理宣言》）又针对什么重大问题发表的呢？作为曾经与科技界有过接触的笔者，难免在此作些门外谈。
据笔者的观察，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科技界在科学理念方面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个是一些自称“科学文化人”的知识人士，不断集会和发文，大反“科学主义”。其主要的论点是“科学主义”者们把科学看成“至高无上”的、科学有“负效应”等；另一个是一批曾经炮制、支持和鼓吹“伪科学”的多界人士，联合签名，主张废除“伪科学”这一名称，其理由是反“伪科学”破坏了传统文化；再一个是一些科技界人士，心态浮躁，学识浅薄，采用造假、抄袭、剽窃等手段，以追逐个人荣誉和利益。用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话说，发布《科理宣言》是“中科院弘扬科学精神、端正科学理念、加强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措施”。（见《人民日报》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９日）由此可见，发布《科理宣言》确实是一件重大的事。
不过，笔者仔细拜读后，觉得《科理宣言》中的某些行文不可理解，不得不提出来作求教。本文先就一个问题求解。
《科理宣言》在论述正题之前有一段对科学作用的理念，其观点为：“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并挑战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伦理。”还认为科学“新发现和新技术的社会化的结果又往往存在着不确定性”，故而《科理宣言》特意“要求科学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
其实，国外早就有人提到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危险”。英国《观察家报》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１日报道，著名的软件专家比尔·乔伊著文《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认为，数字技术、生物技术和材料技术等２１世纪的新技术将给我们带来危险。他说：“我们正处在极端不幸的顶峰，这种不幸可能产生的后果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落入单一民族国家的手中，它甚至有可能使偏激的个人获得异乎寻常和令人可怕的能力。我认为这不是危言耸听。”
在国内，这一理念也由“科学文化人”为了反对“科学主义”而宣扬过。故而“科学文化人”盛赞《科理宣言》“作了全新的论述”，为“近年在国内科学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了。（见《科学时报》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５日）
“科学文化人”Ｆ４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在其巨著《科学的历程》中说：“科学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就了危害人类的魔鬼。”（湖南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０６页。在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的第二版中，又加进了“不只是科技的正当运用问题，而是科技本身的固有缺陷问题”的字样）
另一位“科学文化人”更以“一种更超然、更客观、更理性化的态度”说：“科学不再是纯洁的科学，科学中有正确有错误，……”（见《中国类科学·导言》）
科学真有什么“负面影响”或“负效应”吗？可以肯定地说，科学本身没有“负面影响”。
首先，什么叫科学？《科理宣言》没有给出定义。但根据《辞海》和《汉语大词典》给出的定义，本人不玩“修辞策略”，按实践理解：自然科学就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认识自然界各种物质生成、发展和运行的客观规律与本质的知识体系。自然界的各种物质本身就有正负的两面性，而一切物质及其所呈现的现象都是可认识的。自然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研究和认识这个两面性，然后才能利用物质的正面性，为人类的发展造福，防止自然物质负面性给人类带来伤害。当然，这里不排除有的野心家利益物质的负面性，扩大自己的势力和获得巨大的利益。但这能归罪于科学，指责其有“负面影响”吗？
不知道《科理宣言》根据什么来肯定科学有“负面影响”。以“科学文化人”举的事例分析，更加可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北京大学“科学文化人”的《科学圣殿骑士与科学文化的第三极》一文发表于今年２月２７日的《科学时报》。这本是该人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在第三书局的演讲，也许是《科学时报》为了呼应《科理宣言》才刊出的。否则两文怎么会同日发表，且观念一致？该文直率地说：“现在的技术已经制造出来了一些毁灭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毁灭人类和地球的其他生命的。”
什么是“一些毁灭的东西”？他们所谓的“一些毁灭性的东西”，同乔伊说的相同，无非是指原子弹、环境污染之类。
不可否认，原子弹曾经伤害了一些日本民众。但是，谁能断定这是科学带来的“毁灭性的东西”呢？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原子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迅速遏制、消灭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及早地制止法西斯暴行，维持人类的和平，美国才使用了原子弹。应该帮助受害的日本民众找日本军国主义者去论理。从科学角度看，制造原子弹的基本物质铀是天然存在的，就像高空中天然存在着宇宙线一样。如果坐飞机上天，必将受到宇宙线的照射。只是其剂量最高相当于做一次Ｘ光的透视，人体是能够承受的。而正是科学技术发现了它们的作用和危害。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皮埃尔·居里和夫人玛丽·居里正是在研究镭的放射性方面作出伟大的贡献才获得诺贝尔奖的。而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依据他们提出的科学见解，和平利用核能作能源及治疗疾病的手段，这不正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福祉吗？居里先生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代表夫妇二人发表了演讲词，介绍镭、铀、钍等放射性元素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能源，还可以在化学、生物、地质等领域应用，同时也提醒“镭必须封在厚铅盒中传送”。为了回答科学发现有害于人类的观点，居里先生说：“烈性炸药可以使人们创造奇迹，然而它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罪魁们手中就成了可怕的破坏手段。我是信仰诺贝尔的人们当中的一个，我相信，人类从新的发现中获得的将是更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危害。”（见《现代人的智慧》第１６７页）科学巨擘爱因斯坦也说过：“科学的不朽荣誉，在于它通过对人类心灵的作用，克服了人们在自己和自然界面前的不安全感。”（同上书第１５６页）我国核科技创始人之一的钱三强先生生前也说过：“科学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类要掌握科学，好好驾驭它，使它为自己造福，而不是造成危害，就需要千百万科学工作者和其他工作者的共同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同上书第２１７页）我不知道这样的科学理念是否能为中国的科学权威机构所接受。
至于说科学在“挑战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伦理”就更加难以理解了。请问这社会伦理指的是什么？请举出具体的实例。
根据笔者的观察，近些年来涉及到社会伦理问题最典型的科学领域是克隆技术。１９９７年世界是第一只克隆羊多莉在英国诞生，使新兴的生命科学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世界各类媒体上时常可见“克隆”一词，以致本意为无性繁殖的“克隆”被误解成“复制”的意思。由此可见，克隆技术的本意是明确的肯定的，引出的不确定是某些人的误解。
既然克隆了羊，接着又克隆出牛和猪，那么人能不能克隆？于是世界上就出现了克隆人的问题争论。克隆的人是谁的后代？如果克隆了希特勒或东条英机又怎么办？这就涉及社会伦理问题了。有的国家政府已明令禁止克隆人。难道这也是科学带来的挑战吗？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从理论上讲，克隆人是完全可能的。但克隆出的是自然状态的人，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只是在等级上有差别。而希特勒或东条英机是特定社会条件下造成的战争狂人，与克隆技术毫无关系。当然，如果有人故意搅浑水，在卵子里植入上辈人或下辈人的体细胞克隆下一代，那才会搅乱了人类长期形成的社会伦理。但是这能说是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吗？仅从这个实例就可以明白到底是谁在挑战社会伦理。至于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占据几千年时间的“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自然科学也是不可能挑战的，只是社会的发展才彻底改变了这类陈腐的观念。由此可见，将乱伦的帽子硬扣在科学头上，尺寸太大了，毫无科学根据。不知道还能举出什么实例。
作者简介：陈祖甲，《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