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时下学界的时髦说法是“借助于相关力量来平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克服科学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困境”，认为“现代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在于，随着现代科技文明‘这种统治和控制自然的能力’的不断发展，其所引发的世俗化的浪潮不仅直接削弱了宗教传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科技的神化’，导致出一种‘在科技中寻求权威，在科技中得到满足，在科技中制定秩序的文化’，以至于‘人们今天对于科学的崇拜并不亚于昔日对上帝的信仰。’”① 这里几乎把科学类同于宗教了。但在当代世界，更多的恐怕是宗教的类科学化。
在远古时代，宗教、巫术和科学原本是一个共生体，渐渐地宗教分化了出来，进一步是科学从中分化出来。弗雷泽（Ｊａｍｅｓ Ｇｅｏｒｇｅ Ｆｒａｚｅｒ，１８５４－１９４１）在《金枝》中搜集了大量这样的证据。巫术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宗教，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了科学。弗雷泽以为，人类的文明是按照巫术→宗教→科学这样的先后次序出现的。马林诺夫斯基（Ｍａ?鄄ｌｉｎｏｗｓｋｉ 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Ｋａｓｐａｒ，１８８４－１９４２）则认为，原始人可以把用经验的观察或传说能够解释的简单现象和他们所无法理解或控制的神秘的、不可估计的变化，明确地区别开来。前者引向科学，后者导致巫术、神话和祭祀。
简单工艺的发展、火的发现和取得、工具的改进等，奠定了科学发展的另一基础。正如丹皮尔所述：“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于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成长的。”②
自然科学自近代形成以来，其与宗教的关系就一直是一种离不得又合不拢的矛盾辩证关系。从启蒙时代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宗教的矛盾和冲突，而到了现代则更多地强调二者的和谐共处关系。这其中既有宗教对科学的积极影响，也有科学对宗教的反作用。本文侧重于谈谈这后一方面这也就是现代宗教的“类科学”取向。所谓“类科学”既不是科学，但也不是反科学，而是引进科学的新发现和术语来论证宗教的类科学化，具体表现如下：
一、传统宗教用科学论证教义
在这方面，西方的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做得最为努力和到位。中世纪的基督教曾为坚持上帝创世说而封杀太阳中心说，坚持上帝造人说而排斥进化论。而现代的教皇庇护十二世作了《从现代自然科学来看上帝的证明》的专题报告，强调宗教与科学的一致性：“上帝几乎挺立在科学所打开的一切大门之后”。③ １９７９年，教皇保罗二世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中，称赞了伽利略的科学贡献及其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见解，并提出：“科学真理和天启真理之间的和谐一致”④ 的说法。１９９２年教皇保罗二世在教庭科学院全体会议上正式为伽利略平反。著名科学家霍金说：“人们仍可以想象，上帝是在大爆炸的瞬间创造宇宙的，或者甚至在更晚的时刻，以使它看起来就像发生过大爆炸似的方式创造……大爆炸模型并没有排斥造物主，只不过对他何时从事这工作加上时间限制而已。”⑤ 在现代基因说出现后，又重新论证上帝通过基因突变创造了人类，以与新进化创世学说协调。
当代西方的“后现代宗教”学者格里芬把他的神学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有神论”、“后现代的泛灵论”，“上帝不是整个偶然世界的外在的创造者；上帝本质上乃是宇宙的灵魂。因为上帝和有限存在物之间的正常因果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关系，上帝就不能超过造物而任意干预自然。”⑥ “造物有它们自己固有的、自我实现和影响其他事物的创造性力量”，“上帝没有也不能对之进行垄断。”⑦“上帝对世界的作用是劝服式的，而不是强制式的。”⑧
佛教也是如此，佛教教理中就宇宙的本体论而言就是“空、假、中”的“三谛圆融”，而面对实实在在的外部物质世界，一定要说成空、假，这往往难于被世人接受，故佛门中人就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来解释。一是“唯能论”，把世界的本原归之为无实体的，脱离开物质的“纯”能量。这就与大乘佛教有宗所主张的世界的本原是“藏识”种子，这种种子并非实体，而只是一种“熏习”生万物的功能的说法相一致。又特别引用爱因斯坦的质能公式Ｅ＝ＭＣ２（能量等于质量乘光速的平方）“每一磅物质毁灭的时候，可以变成惊人的大量能力。”⑨ 为了论证物质世界的空幻，又引用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论，进一步引申为“时空不单受到物质速率等的影响而起变化，而且随着我们的心念而起变化……大小久暂的分别，完全是众生的妄计，并没有实体。”⑩ 这是用时空的相对性来否定其客观性。
佛教里面讲六道轮回，现在把其中的“饿鬼”解释为病菌、病毒。佛教的三千大千世界即是现在天文学中宇宙的无限性，佛教的修定即是气功，佛教中的诸种神通即是人体特异功能等等。
现代的伊斯兰教的某些学者，也正用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来诠释《古兰经》。例如《古兰经》的１０∶３“你们的主确是真主，他曾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有人把“六日”诠释为六个阶段，“天地”诠释为广义宇宙。《古兰经》４１∶１１“他（真主）志于造天，当时天空还是烟雾。”{11} 有人把此解释为大爆炸等等。
世界各大宗教在这方面的诠释甚多，不再赘述。
二、新兴宗教以科学名义立教
在现代兴起的新宗教中，有一些就是直接以“科学”命名的，如基督教科学派、科学泛神论、科学学派教会等。更多的则要么根据地震、慧星等等自然现象宣布“世界末日”将临，要么宣称为外星人现身，拯救地球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借用科学的外衣，把自己标榜为科学的从而来吸引大量的信徒。以下看几个实例：
如“太阳圣殿教”的教主吕克·茹雷大肆宣传毁灭整个人类“世界末日”正在来到，并煞有其事地说什么“艾滋病的传播”、“臭氧层的破坏”，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种族冲突的加剧等等，都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具体征兆。
１９９２年，韩国的一些福音教会宣布，在１９９９年到来之时，将有５０００万人死于地震；５０００万人被倒塌的建筑活埋；５０００万人被大火烧死；１４亿人死于第３次世界大战；１４亿人死于另一场善与恶的决战；只有那些加入到他们那些教会中去的信徒才能得救。这不仅在韩国上下造成一片混乱，而且还在其他一些国家掀起一场鼓吹世界末日来到的闹剧。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一名法国女科学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在美国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人类第一个克隆婴儿已制造出来，并还有４个就将问世。布瓦瑟利耶是邪教组织“雷尔革命”的成员。“雷尔革命”的创始人是法国记者克洛德·沃利翁，自称于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３日在法国中部的一个火山口登上外星人的飞行器，成为外星人与地球人接触的中介。认为《圣经》中的上帝其实是外星人，外星人大约在２．５万年前来到地球，创造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２００３年报道日本“千乃正法”及其分支“帕纳波实验室”{12}。“千乃正法”创始于上世纪７０年代，拥有１２００名信徒。教祖为现年６９岁的千乃裕子，１９９７年，她以自己的精神体验出版了一部《天国之门》的书，自命为《圣经·旧约》中天使迈克尔的妃子，拥有天界的力量。预言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５日后将有一颗比地球大２３倍的尼比鲁慧星接近地球，并带来致命灾难。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越南兴起了一个“高台教”，它融合了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早期欧洲关于另外世界的推测，尤其受到法国一些天文学家的影响。高台教建造了一个巨大的蓝色球体来代表世界，并且在上面他们画上北极星和另外的星以及大小熊星座。当他们不能确定这些星的位置时，他们就“查阅西方的天文学书籍，模仿星的图画”。这些都表明科学对高台教的影响。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借鉴来显示它们的教义具有最新的现代性。{13}
三、几点思考
１． 宗教类科学的取向反映了当代社会中科学的巨大社会影响。科学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和时尚，正如有人所说的：“从现代科学技术所担负的责任来看，其各方面力量如此强大，在某些方面类似甚至超过历史上处于鼎盛时期的宗教。”{14} 宗教不能与科学对抗，必须与科学调和，并采用科学的一些术语和理论来诠释宗教。但宗教的根本内核，即对超验力量的崇拜并未有改变，所变的只是外壳。这是宗教适应时代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和更新的结果。
２． 宗教不能不接受科学的新成果，但由于自身的特点，它又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科学的新成果，而一定要对科学的新成果加以改造，甚至把新的科学成果变成新的巫术。在新的巫术中，科学新成果的效能被加以夸大，或是被加以歪曲。在这里，科学的发展迫使宗教改变了自身，而宗教又把科学使劲地加以扭曲，纳入自己的轨道。其中有的是利用科学发展的无限性，认识的相对性，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真理的绝对性，如用相对论、量子力学论证世界的空假。有的是利用科学发展新出现的未知领域宣传神秘主义，如外星人、大爆炸理论、ＵＦＯ现象等。作为科学方面，既要尊重宗教徒的宗教信仰，不必一概斥之为“伪科学”，但另一方面应对不符合实际的曲解做出系统的回应，还科学理论之真相。
３． 作为宗教界和科学界这二个社会子系统，应该要互相尊重，减少冲突，追求和谐相处，各自发挥其在社会运行中的积极功能。但是作为世界观，科学与宗教还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要混淆这种区别：
（１）形成的基础不同
宗教形成于人类社会早期，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条件下，体现了人类以幻想想象的方式把握世界的需要。而科学虽然在古代社会已有萌发，但其真正的形成是在生产力相当发展的近代，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飞跃。
（２）认识内容和思想方式上的根本差异
宗教的核心是信仰，信仰有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归宿。进而统摄人们的一切行为和价值取向。而科学的核心是理性，以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其对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是在实证基础上建立的对世界的认识。
（３）活动方式上
宗教活动是一种信仰实践活动，而科学活动则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这样，在人的生活中，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和冲突就有可能出现。只有对宗教的科学研究，决不会有宗教的科学或科学的宗教。
过去只讲宗教对科学的负作用，这是一种片面性，近来又有抬高宗教，而把科学贬为“工具理性”，否认科学本身也具有世界观、价值观的作用，这也是一种片面性。我们既要反对唯科学主义，也要反对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复魅”主张。现阶段的中国仍然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
注释：
① 崔伟奇《后现代语境下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转引自《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Ｐ９
② 丹皮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ｅｃｉｌ Ｄａｍｐｉｅｒ）《科学史》，第２９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０年。
③ 参见《哲学译丛》１９６３年第１０期。
④ 参见钱时惕《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第１５６页，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⑤ 霍金《时间简史》中译本，第１５页，湖南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⑥ 格里芬《后现代宗教》第１３４页，孙慕天译，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月版。
⑦ 同５，第１０８页。
⑧ 同５，第２４６页。
⑨ 尤智表《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第１６页，１９４６年刊于汉口《正信》。
⑩ 里程《游子吟—永恒在召唤》，第１７页，美国校园书房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11} 参见《宗教问题探索》２００１年文集，第２５页，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７月。
{12} 参见《白衣邪教惊现日本》，刊于《新民晚报》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３日。
{13}可参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ａｇｅ”ｂｅｌｉｅｆｓ ｉｎｔｏ ｃ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载于第三节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宗教研究的新范式：探索与发展》，２００６年。
{14} 崔伟奇《后现代语境下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转引自《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２００６年第６期。Ｐ９
作者简介：姚南强，华东师大法政学院副教授
余俊伟，华东师大法政学院研究生
（《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