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何老师，上次您谈到宗教问题，让我明白了不少道理，尤其是记住了把灵魂托付给别人确实是重要的事，要十分慎重。但是，在我的同学和朋友中间，我还注意到一种现象，即他们并没有宗教信仰，好像也没打算去信教，但是普遍都对一些神秘现象感兴趣，有的还沉迷于其中。
何：哪些神秘现象？举例说一说。
学生：比方说人体特异功能。有些同学对此很感兴趣，认为通过练一些功法就能达到某种超自然能力，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观，或是能用“发功”帮人治病。比如星座与性格，这也让人很感兴趣，有的人甚至交朋友都要拿它来参考。有的同学则很在意某些数字，以为关系到吉凶祸福。还有的人对风水占卜等传统方术感兴趣，我们班就有同学热衷于请“笔仙”，对由这种方式得来的预示深信不疑。
何：这确实是青少年当中一些比较普遍的现象，你说的没错。我看过一份对北京市中小学生迷信现象的调查材料，其中也列举了这些现象。我想先听听你的想法，你对这些现象是怎么看的呢？
学生：怎么说呢，要是按照政治课上老师们的说法，这些当然都属于迷信了，不应该相信的。我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现象有什么科学根据，说不上相信。但是，好像也不应该对之一概否定，一是它们毕竟能给人带来许多乐趣，信也好，半信半疑地玩一玩也好，并没有太大坏处；二是现代科学毕竟还没有发展到能解释一切的程度，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旦夕祸福”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力量在支配，那种力量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何：你说得很实在。其实你后面这句话已经触及问题的核心了，那就是所有的迷信都源于人们求福避祸的本能，以及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不理解。由于这种不理解，就会把一些表面现象或非本质的东西，想象为本质的东西，并且采取相应的手段来对付它，或试图让它“为我所用”。比方说月食这种自然现象吧，古代的人不知其原因，称为“天狗吃月亮”，每有月食便敲锣打鼓折腾一番，过了一会儿月亮复圆时，他们还以为真是锣鼓声把“天狗”吓住了呢，于是下回月食的时候仍会敲锣打鼓。我国古代还把日食、地震等自然界的异象天灾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遇到这种现象，皇帝就会惶惶不安，要下“罪己诏”或赦免犯人等等。当然现在很少有人再这么做了，因为天文学和物理学早已揭示了个中原因，普通百姓也通过科普而懂得其中道理了。可是在其他一些用科学手段很难证明、主要属于人们的主观体验的领域，各种迷信仍有相当的市场。
学生：可是，既然有些事情科学还没能解释，既没能证明也没能证否，怎能说一定就是迷信呢？
何：就拿所谓星座与命运来说吧，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某种关联，就主要属于个人体验；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人生于什么月份的什么时段，就一定会具有某种性格，从而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因为相同日子出生的人性格迥异的例子太多了，甚至双胞胎兄弟由于养育在不同家庭而性格不同、命运大相径庭的情形也不鲜见。不过，如果你从小就受到这种星座决定性格的说法的熏陶，很愿意相信，并且给自己“对号入座”，可能就真的具有了某星座的性格特点，但这种情形心理学已解释得很清楚，纯属心理暗示的效果，跟你出生时天上的星象怎样并无关系。这里我们得区分几种不同情况———如果你对星座说只是觉得比较有趣，或是半信半疑地给自己“对号”，倒也算不得迷信，当年苏东坡还总是央求人给他讲鬼故事呢，说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如果你对此深信不疑，甚至交个朋友或选个出门日子都要考虑犯不犯忌，或一旦到了被认为“流年不利”的时候就惴惴不安，总怕有不测发生，这就是迷信。
再比如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前些年曾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一会儿说是有人能用耳朵识字了，一会儿说有人能在几千里外“发功”改变分子结构了，一会儿又说有人能用“宇宙语”和“外星人”交流了，可是当这些人和他们的所谓超常功能被以符合科学规范的方式检验的时候，无一不露出马脚，有的作弊被当场抓住，有的则声称“状态不好”而无法施展。但即便如此，仍有人坚持说有关实验只能证明这些人的特异功能不是真的，却不能证明真正的特异功能不存在，“哪怕有一百个都是假的，第一百零一个仍有可能是真的”。这样的说法颇能迷惑一些青少年，因为就人性而言，对于神秘现象和超常能力都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有些人从潜意识中就希望真能有这样的“高人”，而且希望能得到这类高人的帮助。
学生：这倒是，我有个亲戚的孩子就有类似的经历，他不是太爱学习，基础比较差，学习数学和物理尤其吃力，他的家长就请一位“大师”指点迷津，据说那位大师的眼睛能够透视，他说他看到这孩子脑袋里面某个部位有块“白石”，说是这个东西在妨碍孩子的脑力，并且“发功”帮着拿掉了。我的亲戚给“大师”包了红包，全家也为此欣慰了一阵，可是后来的情形表明根本没起什么作用。
何：是啊，你这位亲戚是担心孩子的学习，请“大师”帮忙，也有些人不是求助于具体的“大师”，而是搞一些“自助式迷信”，如自己请“笔仙”，求签问卦，或是按照星座书上的指点去“趋吉避凶”等等，想预知前途，求得好运。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凡是对这些迷信感兴趣的同学，大抵都会有一些现实的或心理方面的问题，或者学习方面有困难，压力大，对考试和升学、就业等缺乏自信，或者人际交往方面有障碍，情感失衡，又不能理性地分析和查找主客观原因，于是就会投向各种迷信手段。
前些年我曾采访过一位算命先生，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干这个就是混碗饭吃，他说人要是对啥事有百分百的把握，谁来算命啊，而要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事，人也不会来算命，凡来的人都是在两可之间，要算的事也都或成或不成。我们能做的就是看他具体情况说些活话，为他解个心焦罢了。也许人家因为受到了鼓励，努努力，事情就有了好结果了呢。作为局中人，这位先生说得够实在。我们可以从中受到某种启发，即说到底要把前途和命运跟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而不应借助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迷信手段。
学生：好像还真是这样。我周围一些学习和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情感方面也比较阳光的同学，还真是都不迷信，相信鬼神啦求签问卜啦肯定没他们的事，偶尔也对星座啦手相啦挺感兴趣，但也只是“姑妄玩之”罢了，好像他们确实没有什么需要神明才能解决的问题，自己努力就够了。而且越是这样靠自己努力，就会越发优秀。相反，越是不自信，或不习惯于刻苦努力，就越是想找到某种捷径，求神拜庙，或请“笔仙”帮忙。有的人则是因为早恋，双方在情感上既不成熟也相互不放心，就也总搬着讲星座的书翻来翻去，从里面寻找安慰，见到有利的解释就心花怒放，见到不利地方就沮丧得不行。
何：明白了这些道理，就可以对青少年中的一些迷信现象有一个比较清醒和客观的看法了。首先，我们得承认这是客观现实，即这些年来由于科学与无神论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缺位，致使一些迷信现象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普遍存在，尤其是一些比较时髦的现代迷信颇有市场；其次，对这种迷信现象要具体分析，如果青年人是出于好奇，权作消遣，似乎也不必一概排斥，以为就是愚昧不化，给人扣上迷信帽子，即便一些真正陷于迷信误区的人，我们也只应是教育和引导；第三，破除迷信的最好办法是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尤其是科学精神的培养，如果只是就事论事，今天把“耳朵听字”的“特异功能”揭穿了，人们不去信它了，明天可能又会冒出眼睛听声，或是用肚子叽里咕碌地讲“宇宙语”的奇人怪事。而科学精神能教会我们怀疑和批判，不轻信，不盲从，对任何事情都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甚至不能轻信“眼见为实”，而是要看合不合乎科学常识。当初有些“大师”当众表演自己“意念移物”的本事，引得许多高级领导都相信这是特异功能时，于光远先生就不信，认为很可能只是一些魔术手法。他说，如果眼睛透视和意念移物这种事实成立，我们所有的物理学和化学教科书岂不都要重写？当他用自己特别制作的不能轻易被“掉包”的药片要求某“大师”用意念将其移位时，对方就无计可施了。
而这些问题最终都要归结到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上去，你是更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呢，是靠诚实而勤勉的努力去学习知识、加强品德修养，以获得社会尊重和人们的情感认同呢，还是认为“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靠着占星术士的似是而非的预言或“笔仙”的点拨，去走那些看似方便却越走越偏的“捷径”？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一高度认真思考一下。还是把成功和对幸福的渴求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之上，而不是上靠星辰、下求鬼神为好。（完）
作者简介：何亮，《火箭兵报》主任编辑
一
东汉可谓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据《后汉书》诸帝纪、五行志、《东汉会要》、王先谦的《后汉书补注》等有关资料统计：东汉１９５年的历史里（公元２５年—２２０年），共发生自然灾害２１１次之多（地震５０次，旱灾４９次，水灾４９次，蝗灾３９次，瘟疫１４次），可谓是此伏彼起，接踵而至。东汉时期的自然灾害具有时间长、范围广、次数多、规模大、多灾同时并发的特点。这些灾害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痛不堪言的苦难，使死者相枕、万里萧条、黎民流离、哀鸿遍野，同时强有力地冲击着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震撼着人们的思想信仰，对当时神学的嬗变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所创立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体系便成为社会的主流和统治思想。天人感应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同时糅合了道、法、阴阳等诸子学说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它“竭力地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其中特别是把阴阳家作为骨骼的体系构架分外地凸现出来，以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又彼此影响即‘天人感应’作为理论轴心，一切围绕它而展开。”在天人感应学说里，“天”不仅仅是个自然运行的苍穹，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和意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承载道和义，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格神，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宇宙的主宰，“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尊也。”在这种理论框架里，董仲舒构建了理论的内核，即“君权神授”说，认为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管理人间的一切事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毫无怨言地服从皇权和皇帝，因为皇权是上天授予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另外一方面，皇帝为政必法天地，行事须合宇宙节律，如果君主逆天，不行德政，上天便会发怒，生出灾眚怪异，给皇帝以严正警告，令其知错并予以改过自新。如果皇帝仍我行我素，不知觉悟，上天便会对皇帝实施惩罚。“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自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以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王政治平，则上天欣喜，结果阴阳和顺，五谷丰登，祥瑞皆至；王政暴孽则上天发怒！结果阴阳错乱，万物不生，灾异频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创立适应了西汉大一统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需要，统治阶级对它大加宣传和提倡，这种“神学唯心主义”上升为国家神学，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国家的施政，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言行，牢牢占据着社会思想阵地。从此，天人感应学说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上自皇帝与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是天人感应神学的忠实信任者，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它来立言、判断、行事。
三
但是，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频繁而深重的自然灾害有力地冲击着天人感应学说的牢固的统治和主导地位，使其陷入动摇和危机，人们对其纷纷怀疑进而批判。在封建时代，发生自然灾害，皇帝或多或少会有点惶恐不安。东汉时期的每年一灾、甚至一年数灾的状况使得东汉的许多皇帝简直是在战战兢兢、经常自我检讨的情况下过日子。每逢大的自然灾害或日食月食，皇帝和其他官员会按照天人感应神学的理论进行两方面的因应：禳灾、赈灾，以求上天的宽恕和原谅，安定社会与人心，将灾害降低到最小。所谓禳灾，是指人们通过对超自然力量祈求或影响，围绕预防或消除自然灾害的目的而进行的语言、行为和精神上的努力，禳灾包括文化禳灾（帝王自责、祈祷、厌胜）和政治禳灾（改元、策免三公、选举贤良、大赦、录囚）。据笔者统计：东汉一代，皇帝因为自然灾害而下诏罪己有三十次，光武４、明３、和４、殇１、安５、顺４、质１、桓５，如建和三年十一月，桓帝下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觜之义……”言辞颇为恳切；因为灾害而改元十八次，仅桓帝一朝就达六次；因灾异而策免太尉２８次、司空２３次、司徒１１次；因灾异而大赦天下１１次，光武２、安２、顺３、桓３、灵１；而因为灾害所进行的祈祷、察举贤良和录囚则为数更多。上天的“使者”———皇帝的态度不可谓不真不诚，政府不可谓不重视。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无功，上天并不领会和体察他们的良苦用心和为善之情，灾害依旧而祥瑞不至。这就把天人感应神学推进了一个难圆其说和不攻自破的尴尬境地，整个社会渐渐对其产生怀疑。在威胁自身生命的可怕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心如止水。他们会追问：到底怎样才能去试着寻找另外的能给他们心灵带来慰藉和安全感的可靠的精神寄托，去寻找更实用的避灾消灾的措施，于是人们开始淡化与上天的联系。一部分人转而寻求其他的新的神灵的庇护，延熹八年正月和十一月，桓帝曾两次宦官到苦县“祠老子”，九年，“祠黄、老于濯龙宫”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皇帝频繁地祠祭老子，这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刘汉王朝，是极其罕见的，皇帝心灵的轨迹，可见一斑；另一部分人将希冀的目光上天移到人间、由天道转向人道，他们希望依靠人的团结和努力，来增加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在人们感到失望和恐惧、试图寻找其他的精神支柱的情况下，在被怀疑甚至相当程度的抛弃之后，天人感应神学陷入动摇和衰微的困境。
作者简介：章曰春，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传统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韩晓娟，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２００４级研究生
（）学生：何老师，上次您谈到宗教问题，让我明白了不少道理，尤其是记住了把灵魂托付给别人确实是重要的事，要十分慎重。但是，在我的同学和朋友中间，我还注意到一种现象，即他们并没有宗教信仰，好像也没打算去信教，但是普遍都对一些神秘现象感兴趣，有的还沉迷于其中。
何：哪些神秘现象？举例说一说。
学生：比方说人体特异功能。有些同学对此很感兴趣，认为通过练一些功法就能达到某种超自然能力，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观，或是能用“发功”帮人治病。比如星座与性格，这也让人很感兴趣，有的人甚至交朋友都要拿它来参考。有的同学则很在意某些数字，以为关系到吉凶祸福。还有的人对风水占卜等传统方术感兴趣，我们班就有同学热衷于请“笔仙”，对由这种方式得来的预示深信不疑。
何：这确实是青少年当中一些比较普遍的现象，你说的没错。我看过一份对北京市中小学生迷信现象的调查材料，其中也列举了这些现象。我想先听听你的想法，你对这些现象是怎么看的呢？
学生：怎么说呢，要是按照政治课上老师们的说法，这些当然都属于迷信了，不应该相信的。我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现象有什么科学根据，说不上相信。但是，好像也不应该对之一概否定，一是它们毕竟能给人带来许多乐趣，信也好，半信半疑地玩一玩也好，并没有太大坏处；二是现代科学毕竟还没有发展到能解释一切的程度，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旦夕祸福”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力量在支配，那种力量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何：你说得很实在。其实你后面这句话已经触及问题的核心了，那就是所有的迷信都源于人们求福避祸的本能，以及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不理解。由于这种不理解，就会把一些表面现象或非本质的东西，想象为本质的东西，并且采取相应的手段来对付它，或试图让它“为我所用”。比方说月食这种自然现象吧，古代的人不知其原因，称为“天狗吃月亮”，每有月食便敲锣打鼓折腾一番，过了一会儿月亮复圆时，他们还以为真是锣鼓声把“天狗”吓住了呢，于是下回月食的时候仍会敲锣打鼓。我国古代还把日食、地震等自然界的异象天灾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遇到这种现象，皇帝就会惶惶不安，要下“罪己诏”或赦免犯人等等。当然现在很少有人再这么做了，因为天文学和物理学早已揭示了个中原因，普通百姓也通过科普而懂得其中道理了。可是在其他一些用科学手段很难证明、主要属于人们的主观体验的领域，各种迷信仍有相当的市场。
学生：可是，既然有些事情科学还没能解释，既没能证明也没能证否，怎能说一定就是迷信呢？
何：就拿所谓星座与命运来说吧，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某种关联，就主要属于个人体验；没有证据表明一个人生于什么月份的什么时段，就一定会具有某种性格，从而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因为相同日子出生的人性格迥异的例子太多了，甚至双胞胎兄弟由于养育在不同家庭而性格不同、命运大相径庭的情形也不鲜见。不过，如果你从小就受到这种星座决定性格的说法的熏陶，很愿意相信，并且给自己“对号入座”，可能就真的具有了某星座的性格特点，但这种情形心理学已解释得很清楚，纯属心理暗示的效果，跟你出生时天上的星象怎样并无关系。这里我们得区分几种不同情况———如果你对星座说只是觉得比较有趣，或是半信半疑地给自己“对号”，倒也算不得迷信，当年苏东坡还总是央求人给他讲鬼故事呢，说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如果你对此深信不疑，甚至交个朋友或选个出门日子都要考虑犯不犯忌，或一旦到了被认为“流年不利”的时候就惴惴不安，总怕有不测发生，这就是迷信。
再比如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前些年曾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一会儿说是有人能用耳朵识字了，一会儿说有人能在几千里外“发功”改变分子结构了，一会儿又说有人能用“宇宙语”和“外星人”交流了，可是当这些人和他们的所谓超常功能被以符合科学规范的方式检验的时候，无一不露出马脚，有的作弊被当场抓住，有的则声称“状态不好”而无法施展。但即便如此，仍有人坚持说有关实验只能证明这些人的特异功能不是真的，却不能证明真正的特异功能不存在，“哪怕有一百个都是假的，第一百零一个仍有可能是真的”。这样的说法颇能迷惑一些青少年，因为就人性而言，对于神秘现象和超常能力都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有些人从潜意识中就希望真能有这样的“高人”，而且希望能得到这类高人的帮助。
学生：这倒是，我有个亲戚的孩子就有类似的经历，他不是太爱学习，基础比较差，学习数学和物理尤其吃力，他的家长就请一位“大师”指点迷津，据说那位大师的眼睛能够透视，他说他看到这孩子脑袋里面某个部位有块“白石”，说是这个东西在妨碍孩子的脑力，并且“发功”帮着拿掉了。我的亲戚给“大师”包了红包，全家也为此欣慰了一阵，可是后来的情形表明根本没起什么作用。
何：是啊，你这位亲戚是担心孩子的学习，请“大师”帮忙，也有些人不是求助于具体的“大师”，而是搞一些“自助式迷信”，如自己请“笔仙”，求签问卦，或是按照星座书上的指点去“趋吉避凶”等等，想预知前途，求得好运。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凡是对这些迷信感兴趣的同学，大抵都会有一些现实的或心理方面的问题，或者学习方面有困难，压力大，对考试和升学、就业等缺乏自信，或者人际交往方面有障碍，情感失衡，又不能理性地分析和查找主客观原因，于是就会投向各种迷信手段。
前些年我曾采访过一位算命先生，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干这个就是混碗饭吃，他说人要是对啥事有百分百的把握，谁来算命啊，而要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事，人也不会来算命，凡来的人都是在两可之间，要算的事也都或成或不成。我们能做的就是看他具体情况说些活话，为他解个心焦罢了。也许人家因为受到了鼓励，努努力，事情就有了好结果了呢。作为局中人，这位先生说得够实在。我们可以从中受到某种启发，即说到底要把前途和命运跟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而不应借助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迷信手段。
学生：好像还真是这样。我周围一些学习和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情感方面也比较阳光的同学，还真是都不迷信，相信鬼神啦求签问卜啦肯定没他们的事，偶尔也对星座啦手相啦挺感兴趣，但也只是“姑妄玩之”罢了，好像他们确实没有什么需要神明才能解决的问题，自己努力就够了。而且越是这样靠自己努力，就会越发优秀。相反，越是不自信，或不习惯于刻苦努力，就越是想找到某种捷径，求神拜庙，或请“笔仙”帮忙。有的人则是因为早恋，双方在情感上既不成熟也相互不放心，就也总搬着讲星座的书翻来翻去，从里面寻找安慰，见到有利的解释就心花怒放，见到不利地方就沮丧得不行。
何：明白了这些道理，就可以对青少年中的一些迷信现象有一个比较清醒和客观的看法了。首先，我们得承认这是客观现实，即这些年来由于科学与无神论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缺位，致使一些迷信现象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普遍存在，尤其是一些比较时髦的现代迷信颇有市场；其次，对这种迷信现象要具体分析，如果青年人是出于好奇，权作消遣，似乎也不必一概排斥，以为就是愚昧不化，给人扣上迷信帽子，即便一些真正陷于迷信误区的人，我们也只应是教育和引导；第三，破除迷信的最好办法是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尤其是科学精神的培养，如果只是就事论事，今天把“耳朵听字”的“特异功能”揭穿了，人们不去信它了，明天可能又会冒出眼睛听声，或是用肚子叽里咕碌地讲“宇宙语”的奇人怪事。而科学精神能教会我们怀疑和批判，不轻信，不盲从，对任何事情都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甚至不能轻信“眼见为实”，而是要看合不合乎科学常识。当初有些“大师”当众表演自己“意念移物”的本事，引得许多高级领导都相信这是特异功能时，于光远先生就不信，认为很可能只是一些魔术手法。他说，如果眼睛透视和意念移物这种事实成立，我们所有的物理学和化学教科书岂不都要重写？当他用自己特别制作的不能轻易被“掉包”的药片要求某“大师”用意念将其移位时，对方就无计可施了。
而这些问题最终都要归结到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上去，你是更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呢，是靠诚实而勤勉的努力去学习知识、加强品德修养，以获得社会尊重和人们的情感认同呢，还是认为“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靠着占星术士的似是而非的预言或“笔仙”的点拨，去走那些看似方便却越走越偏的“捷径”？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一高度认真思考一下。还是把成功和对幸福的渴求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之上，而不是上靠星辰、下求鬼神为好。（完）
作者简介：何亮，《火箭兵报》主任编辑
一
东汉可谓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据《后汉书》诸帝纪、五行志、《东汉会要》、王先谦的《后汉书补注》等有关资料统计：东汉１９５年的历史里（公元２５年—２２０年），共发生自然灾害２１１次之多（地震５０次，旱灾４９次，水灾４９次，蝗灾３９次，瘟疫１４次），可谓是此伏彼起，接踵而至。东汉时期的自然灾害具有时间长、范围广、次数多、规模大、多灾同时并发的特点。这些灾害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痛不堪言的苦难，使死者相枕、万里萧条、黎民流离、哀鸿遍野，同时强有力地冲击着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震撼着人们的思想信仰，对当时神学的嬗变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所创立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体系便成为社会的主流和统治思想。天人感应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同时糅合了道、法、阴阳等诸子学说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它“竭力地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其中特别是把阴阳家作为骨骼的体系构架分外地凸现出来，以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又彼此影响即‘天人感应’作为理论轴心，一切围绕它而展开。”在天人感应学说里，“天”不仅仅是个自然运行的苍穹，而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和意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承载道和义，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格神，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宇宙的主宰，“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尊也。”在这种理论框架里，董仲舒构建了理论的内核，即“君权神授”说，认为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管理人间的一切事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毫无怨言地服从皇权和皇帝，因为皇权是上天授予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另外一方面，皇帝为政必法天地，行事须合宇宙节律，如果君主逆天，不行德政，上天便会发怒，生出灾眚怪异，给皇帝以严正警告，令其知错并予以改过自新。如果皇帝仍我行我素，不知觉悟，上天便会对皇帝实施惩罚。“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自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以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王政治平，则上天欣喜，结果阴阳和顺，五谷丰登，祥瑞皆至；王政暴孽则上天发怒！结果阴阳错乱，万物不生，灾异频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创立适应了西汉大一统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需要，统治阶级对它大加宣传和提倡，这种“神学唯心主义”上升为国家神学，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国家的施政，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言行，牢牢占据着社会思想阵地。从此，天人感应学说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上自皇帝与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是天人感应神学的忠实信任者，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它来立言、判断、行事。
三
但是，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频繁而深重的自然灾害有力地冲击着天人感应学说的牢固的统治和主导地位，使其陷入动摇和危机，人们对其纷纷怀疑进而批判。在封建时代，发生自然灾害，皇帝或多或少会有点惶恐不安。东汉时期的每年一灾、甚至一年数灾的状况使得东汉的许多皇帝简直是在战战兢兢、经常自我检讨的情况下过日子。每逢大的自然灾害或日食月食，皇帝和其他官员会按照天人感应神学的理论进行两方面的因应：禳灾、赈灾，以求上天的宽恕和原谅，安定社会与人心，将灾害降低到最小。所谓禳灾，是指人们通过对超自然力量祈求或影响，围绕预防或消除自然灾害的目的而进行的语言、行为和精神上的努力，禳灾包括文化禳灾（帝王自责、祈祷、厌胜）和政治禳灾（改元、策免三公、选举贤良、大赦、录囚）。据笔者统计：东汉一代，皇帝因为自然灾害而下诏罪己有三十次，光武４、明３、和４、殇１、安５、顺４、质１、桓５，如建和三年十一月，桓帝下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觜之义……”言辞颇为恳切；因为灾害而改元十八次，仅桓帝一朝就达六次；因灾异而策免太尉２８次、司空２３次、司徒１１次；因灾异而大赦天下１１次，光武２、安２、顺３、桓３、灵１；而因为灾害所进行的祈祷、察举贤良和录囚则为数更多。上天的“使者”———皇帝的态度不可谓不真不诚，政府不可谓不重视。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无功，上天并不领会和体察他们的良苦用心和为善之情，灾害依旧而祥瑞不至。这就把天人感应神学推进了一个难圆其说和不攻自破的尴尬境地，整个社会渐渐对其产生怀疑。在威胁自身生命的可怕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心如止水。他们会追问：到底怎样才能去试着寻找另外的能给他们心灵带来慰藉和安全感的可靠的精神寄托，去寻找更实用的避灾消灾的措施，于是人们开始淡化与上天的联系。一部分人转而寻求其他的新的神灵的庇护，延熹八年正月和十一月，桓帝曾两次宦官到苦县“祠老子”，九年，“祠黄、老于濯龙宫”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皇帝频繁地祠祭老子，这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刘汉王朝，是极其罕见的，皇帝心灵的轨迹，可见一斑；另一部分人将希冀的目光上天移到人间、由天道转向人道，他们希望依靠人的团结和努力，来增加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在人们感到失望和恐惧、试图寻找其他的精神支柱的情况下，在被怀疑甚至相当程度的抛弃之后，天人感应神学陷入动摇和衰微的困境。
作者简介：章曰春，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传统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韩晓娟，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２００４级研究生
（《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