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其中明确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在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对此要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特别强调要“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干部群众识别和抵制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能力。”因此，党政领导干部带头抵制封建迷信，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事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几年我国查处的各类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许多和“大师”、鬼神搅在一起，从而暴露出“官场迷信”的种种怪现象。在“官场迷信”中，既包括了封建迷信的主要形式，也包括了宗教迷信的一些形式，都是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应参与的。
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也参与封建迷信活动，从主观原因分析，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蜕变，理想信念动摇和行为失范，从而导致有神论、宿命论和赎罪论，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封建迷信的奴隶。
首先，世界观的蜕变导致迷信。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不会去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就能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自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神的存在。一个人总得有精神信仰和精神寄托，如果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发生动摇，就必然会沦为唯心论和有神论的俘虏。例如大贪官胡长清也是满脑子迷信的货色，他每进山门必求一签。他为什么会走到迷信、贪财的地步？他在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中道出了一个重要原因：“总结我惨痛的教训，根本的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丧失了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觉悟和品格。”（《当代党员》２００１年５期第１１页）所以，作为共产党员来讲，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是坚持无神论还是信奉有神论，关系到基本信仰和思想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无神论，宣传无神论。对一些党员中存在的非无神论思想，要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好世界观问题。”（《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３６６页）由此可见，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是多么重要。
其次，人生观的蜕变导致迷信。作为共产党人，就应有明确的人生目的，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有了这样的人生目的，就会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既是唯物史观的名言，也是共产党人人生观的写照。如果这样的人生观发生变异，一心只想着自己个人的升迁去留和小家庭的富裕幸福，就容易在仕途的挫折和家庭的灾难中迷失人生的方向而沦为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是由上天、神仙预先决定、安排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从而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想知道命运，就只好去问鬼神；要想改变命运，就只好烧香拜佛求神仙保佑了。自信者不迷信，迷信者不自信。不自信者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觉得心里没底，会借助迷信给自己以心理暗示和安慰。如据报载，海南一个县工商局原局长，任命下属时要请人算一算此人是否和自己“相克”，他的家中竟然装了８面“照妖镜”。所以，正确的人生目的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是战胜封建迷信的重要精神武器。
再次，价值观的蜕变导致迷信。价值观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共产党人应该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做贡献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如果颠倒二者的关系，个人价值至上，往往会将雄心壮志异化为野心勃勃，将个人价值的实现异化为私欲膨胀和物欲的满足，从而滑向权钱交换、权色交换、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沦为腐败分子。然而，一方面是良心的追问；另一方面是反腐的压力，使他们腐败得并不心安理得。一些人还有很强的负罪感，甚至“悔不当初”。于是，就希望通过敬神、捐“功德”来赎罪，祈求神灵庇护，以免遭受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迷信活动就成了他们的精神麻醉剂，使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罪恶感得到消除。
客观地说，大多数党员干部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前或担任领导职务后的一定时期内，是有着健康向上的理想追求和信念标准的，而且也是有过实实在在的政绩的。如果一开始就是迷信脑袋，只企望神灵保佑，他们也难以成为领导干部。从揭露出来的很多贪官看，也是后来才迷信起来的。相信和参与封建迷信，往往是党员干部变质变贪的一种信号。无论是先迷信后腐败还是先腐败后迷信，其总根源都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的蜕变。所以，加强“三观”教育，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决不是“务虚”的小事。
作者简介：刘康，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教授
（《科学与无神论》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