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广泛应用而又难以精确把握的一个概念。
文化，按其内涵，有广义上的文化（人类取得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与狭义上的文化（意识形态）。按其形态，可分为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
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条就是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立党之本。党的十六大报告着重讲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执政党的这一态势，使得文化问题进一步受到学术理论界的关注。在这种文化自觉意识指导下，有些学者更侧重从文化层面来认识宗教。同时，对民间教门的产生与反抗，也由侧重从阶级矛盾、经济关系恶化来解释，拓展到从文化层面深入挖掘、分析上来，这对认识历史上的民间教门、防范当代邪教滋生蔓延，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那么，什么是宗教文化？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宗教学原理》指出：“宗教是以异化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而被实体化了的一种社会体系和文化生活方式，这就是宗教的文化属性。”
我们还是按照文化的三个层面来具体了解宗教文化的内涵：
（１） 宗教的物质文化，包括：庙宇、寺院、教堂、道观、塔洞（宗教建筑）；圣像、神像（绘画、雕刻、雕塑）；供品、祭品、用物、工具（烹调技术、制造工艺）等。这些宗教器物是宗教意识的物化现象，是宗教得以确立的物质基础（硬件）。
（２） 宗教的制度文化，包括：宗教的组织结构，教阶制度，宗教礼仪，宗教法规，宗教习俗，修持方式，宗教庆典等，这些构建宗教活动的一切形式和方法，统称为宗教制度。宗教制度是宗教意识的结构性表现，是宗教得以建构的组织力量。没有一系列制度，则形不成组织。
（３） 宗教的精神文化，包括：宗教经典，宗教教义，宗教神学，宗教人生观；神谕神启，宗教神话，宗教艺术、文学、音乐，宗教伦理等一系列宗教意识活动，是宗教意识的多样性表现，信仰是宗教文化的核心内容。三者相辅相成，前二者为外壳，后者为内核，三位一体。
民间教门是相对于正统宗教而言的，教门文化的内涵也只能参照宗教文化来认识。我们同样按三个层次分析民间教门文化，便会发现：在第一层面上，民间教门文化要贫乏得多；在第二个层面上，相对丰实一些，有些制度甚至比正统宗教还要严密得多；在第三个层面上，虽然粗俗，但并不十分贫乏。从形态结构上看，民间教门文化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概括地说，教门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是民间教门得以自立的精神支柱。在统治森严的封建政权之下，如果没有一种超乎寻常、符合下层群众需要的精神力量，是无法把下层民众团结在一起与剥削统治阶级抗衡的。于是教门效仿宗教创立自己的信仰、仪式、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以及提出政治性、功利性的神秘预言、口号，把分散的下层民众团结一起。这种凝聚力量，就是教门文化。
（一） 教门文化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教门文化的灵魂和核心
教门文化的理论体系是民间教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民间教门理论家和实践家不断探索和实践的产物。在民间教门的产生发展阶段，先产生的五个教门基本上呈现的是各自独立发展、互不相融的格局，那时还不可能产生为下层民众普遍认同的理论；在元末，白莲教与明教、弥勒教融合，提出了“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的思想，这是一个进步。在活跃发展阶段，罗教提出“无生老母”（最高女神）和“真空家乡”（天堂）的概念，民间教门开始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最后由弓长集其大成，终于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民间教门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主要内容是：无生老母创世救世说，三世三佛（或三期三佛）接续莲宗说、入教避劫说、十步内丹修炼术及按九宫八卦形式建立管理组织等。这套理论系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成为清代乃至民国时期下层民众“生活的样法”。
（二） 教门文化的凝聚力
教门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屡遭禁绝，成员被杀被捕，流放充军，祸及宗族，然而教门愈演愈烈，愈杀愈多，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道理何在呢？仅靠“愚夫愚妇”是难以服人的。除了阶级压迫、剥削社会原因外，还应该从教门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中去寻找。
教门文化同宗教文化一样，是一种对人生的终极关怀，都是在生死问题上作文章，不过有雅俗之分罢了。它为下层民众提供度世超俗的灵丹仙术，以满足民众的超越心理。人生为生与死、贫与富、爱与恨等难题困扰，首先是生死问题。人死后到何处去？人世之外还有没有一个灵魂的世界？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人有无来生？人生受苦来生是否还受苦？人生所爱的人来生是否还会在一起？如此等等。这类问题总是困挠着一般的民众，并且总是幻想得到宁信其有的理想答案。民间教门在这方面为下层民众提供的解释，使他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真空家乡”便是一个绝好的去处。比宗教宣扬的灵魂上天堂要简便得多，无须经过任何审判。
教门文化是一种神秘医疗文化，来源于原始巫术。教门大都有各种治病疗疾、祈福禳灾的神方妙术，这对一般无钱疗病的下层民众也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其中招神驱鬼的符篆法术，对老百姓关系尤为密切，在民间教门中起过很大作用。如东汉末汉中张修的五斗米道，在用符篆为民众治病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教门组织。具体做法是先将病者的姓名及服罪改过的意思写在符篆上，一式三份，然后一份放在山上，一份埋在地下，一份沉在水里。意思是病者取得了天官、地官、水官的谅解（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其病不治自愈。据记载效验比较明显，汉中百姓都乐于归附。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张角的太平道则醉心于“守一之法”：存想身体内部各大器官为生命之窍；守住身神，使神不离形（即后来的存思术、存神术）。此外还重视“自悔忏罪”、针灸调脉、祝谶召神、葬宅占选等方术。借此聚结民众、发展势力。
教门文化的互助精神对民众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民间教门通常最具有人情味，相互交往中体现了一种兄弟情谊。在历史上曾经流行的“五斗米道”、“明教”，对贫困的门徒在经济上进行援助。“五斗米道”在交通要道设“义舍”，为教民免费提供食物。明教规定一人有难，众人相助。这里有一种大同的味道，蕴含着一种温暖的人情魅力。
民间教门的集会活动方式暗含了下层民众的需要选择。民间教门各派，一般都讲究坐功运气。去掉神秘的成分，实际上是调身、调息、调神的气功理论。教首们往往用“气功”绩效来加强教众对教义的理解。坐功主要用来招收贫困无靠的弱者。习武也是教门的活动方式。有些教门活动分文武两场，武场主要用来招收好勇斗狠的强者。教门习武，可以使信众增强体质，增强纪律性，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力量。下层民众忙于谋生，文化生活极其贫乏。民间教门正好填补这一空白，多兼有组织乡村娱乐活动的功能。所有这些富有趣味的文化活动方式，增强了信众对教门的归宿和对教义的信仰。
教门文化的构建原则（实用性和包容性）。各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其意识形态的认知基础是有同一性的（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但不同宗教的具体认知方式和要求是不同的。因此，各自据有封闭式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在近代以前（特别是西方）往往引起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冲突。当今世界的潮流是以世俗的政治、经济、文化为主导的，这种宗教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已经有所缓和。但是，各正统教派对吸收不同文化是理智、严肃的，是以保根固本为根本原则的。宗教在吸收世俗文化为己所用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应有的独立性。
而民间教门文化却没有这种严肃性，走了一条实用主义的构建之路。它们的教义，广采于各家。儒家的道德信条，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经节文字、修炼方术，原始宗教的巫法巫术，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资料，只要有用，统统拿来，杂而烩之。它们崇拜的神灵更是不可计数，既有宗教各家的神灵，又有历史上的权威人物，还有戏剧、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更有自己塑造的种种神碉，会于一堂，分出等级。杂而混的信仰，正是民间教门的粗俗之处，也是对缺少文化的广大农民的巨大吸引力所在。这种信仰方式，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
（三）教门文化的演变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教门文化，是一种与上层文化儒、释、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下层文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这种文化古朴、真率，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下层民众的宗教情感，反映了下层民众期望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也曾经慰抚了下层民众的心灵，发挥了扶助人生的作用。这种文化还曾动员起千百万民众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统治，从而“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又动员人们举起了爱国主义的旗帜，此时此刻的教门文化，体现了具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民族精神。因此，教门文化具有历史意义上的人民性、民族性、合理性、正义性和进步性。
从文风上看，教门文化所具有的通俗性，是上层文化无法比拟的。它的“宝卷”多用韵文、说唱形式写成，朗朗上口，易懂易记，入心入脑。可以称得起“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对今天的文学艺术、社会媒体有借鉴价值。
教门文化崇拜女神，反映了一种男女平等的思想倾向。罗教各派崇拜的最高神灵“无生老母”是个女性，各支派的教主女性也不少。妇女在罗教中地位还是很高的。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尺度。民间教门崇拜女神，是对当时男尊女卑封建等级社会秩序的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进步。
民间教门文化发展到民国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新文化思潮的出现，社会革命理论的传播，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它那套鬼神巫术思想，劫难救世说教，越来越表现出它的滞后性，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它的战斗旗帜功能已日渐失去，而精神鸦片作用却迅速扩大凸显，并转而对抗民主与科学，阻挡文明与进步。从总体上说，成为束缚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严重桎梏，成为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障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顽固、最落后的营垒。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当对教门文化这种落后性、腐朽性进行否定和批判。（待续）
（本栏目由中国反邪教协会协办）
作者简介：周忠祥，山东省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
本文责编：秋实
（《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