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2014年第4期发表了田松先生的文章，《警惕科学家》。文章一开头先提及自己在同一杂志2012年第11期发表的《警惕科学迷信》一文，说当时的原题目是“警惕科学”，只不过是编辑在刊发时给改了题目，并且说“我很感激编辑的谨慎与善意”云云。而新近发表的这篇虽然也是用了“警惕科学家”的题目，结尾处却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所以我还是依照田先生要“警惕科学”的本意，就我认为此文的不妥之处，与之作一番商榷，也算为科学辩诬。
一、该文严重夸大了“科学共同体”的阴暗面，有抹黑科学家群体之嫌
文中首先提及科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曾享有过的崇高荣誉。“在以往的主流话语中，科学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学是神圣的殿堂，科学家就是殿堂中的神职人员……”并举出中国人心目中通常会有的科学家形象，如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以科学知识报国的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等等。但这些只是为其所谓的“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的不堪在作铺垫——“现实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呢？即使高居殿堂的诺奖得主，也有剽窃、造假的，还有给希特勒制造毒气室的。中国的情况更令人尴尬。”然后又引用北大吴国盛教授所称的科学家具有两种形象的说法，“一个是沉思者，一个是魔法师”，先轻飘飘地说了句“所谓‘真正的’科学家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过的”，稍后却归结为这样的意思：“与古希腊相比，当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不是原来的科学，科学家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了。魔法师全面取代了沉思者。”
其实，不计功利而只孜孜于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家（或沉思者）从来都有，现实中也不乏其人。看看我国的袁隆平院士在水稻杂交方面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本人对金钱名声的淡然。再看看绝大多数诺奖得主的科研成果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福祉，以及他们痴心学术默默耕耘的生平事迹。怎么就“科学家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了呢？怎么就能用显有贬义的“魔法师”来嘲讽无论从动机上还是效果上都给我们带来富足和便利的科学家群体呢？以田松先生的年龄，想必也是经历过从铅笔钢笔写字到电脑打字并且用上互联网的变迁过程的吧。能洋洋洒洒地击键如飞发表宏论，能用E-mail给杂志寄稿，这不都是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科学家夙兴夜寐醉心科研的结果么？人得知道感恩。当我们吃着比几百年前的帝王还口味众多且营养更合理的食物时，当我们乘坐古人只是在神话中才能想象的能飞天可越海的交通工具时，当许多致命疾病只消几粒药片或一次手术即可祛除而人类平均寿命比以往成倍增加时，得想一想这些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皇帝和政客们恩赐的，更不是徒知圣贤之道只会摇笔弄文的“文化人”促成的（他们倒总是喜欢站到道德高度怀疑一切新生事物和批判一切有违于“自然之道”的发明），而只能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群体不懈努力的结果。
像田文这样把个别科学家的失误和行为不当，归咎于“科学家”整体，在逻辑上完全是站不住的。这是典型的把单称或特称判断偷换为全称，用个别取代全体，正如同拿个别男人的缺陷来指责“男人”这个类别一样。
科学家当然也会犯错误。“科学共同体”中当然也有品质低劣者。但绝对不会比其他任何群体中犯错的人和品质低劣者多，文化人，政客，律师，法官，记者，凡能想象得出能以其职业或爱好凑成群体的都可算上。而且科学家所犯的错最终是能被别的科学家用新的事实清楚证明的，品质低劣剽窃造假者更难以逃脱科学共同体中同行的裁判，不像政客或文化人一样即便错了仍能厚颜诡辩，文过饰非，而且有时还辩得挺巧妙，饰得很成功，总能忽悠着一些“粉丝”听他信他。所以科学家群体中真正的品质低劣者注定要比其他群体里少得多，就像运动员群体中靠作假和走关系上位者注定会比其他群体中少得多一样。不能用诺奖得主中也有剽窃造假者和科学技术曾被魔头们用以杀人来抹黑科学家群体，更不能就此来揶揄科学，大喊什么“警惕科学”。
二、求力、求利的科学仍然是科学。出问题的是体制，是人性，不该把污水泼在科学头上
田文的第二部分题为“嬗变”，讲述了自18世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后科学所发生的变化，也引用了吴国盛教授的说法，“古希腊的科学是自由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是求力的科学”。田先生自己则更进一步，认为把“求力”改为“求利”更恰当。举了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搞“曼哈顿工程”的例，把用举国之力造出原子弹这件事称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科学”活动，进而说明，“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意在探索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这是古希腊哲学寻求物质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结果却是比太阳还亮的杀人武器。”“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自己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本来是哲学家，怎么变成了做炸弹的？这是我们投身科学的初衷吗？’”
作者还把这些有所反思的人士称为“这是第一批可能也是最后一批成规模的反省自我、思考科学伦理的科学家。此后再没有科学共同体有过类似的集体反省”。
作者没有说明或没有明白的是，这些科学家反省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科学本身（比如，物理学，化学）有错吗？或借以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了吗？田先生或吴教授们所声称的古希腊的“自由的科学”又是否真的“自由”，全无功利心，而“求力”或“求利”的科学是否就那么不堪，真的走向了“自由”的对立面了呢？
如果作者同意进化论而不是神创论，就该相信人类是从远古的猿进化而来的，就该知道正是在对自然规律的不断探索与不断发现中逐渐改变了生存环境也改变着自身，人类才进化到今天这样子的。“自由的科学”是否真的存在过？如果它指的是不与现实利益挂钩，只凭个人兴趣爱好去算算术弄几何，可以认为在古人当中确实是有过的。但今人当中也并非没有啊，陈景润穷毕生精力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算不算？许多宁可自己花重金购装备熬夜受冻观星象的天文爱好者算不算？当然也算。而若从另一层面来说，纯粹“自由”或毫无功利目的科学可能又从未有过。人渴望认识自然规律，破解宇宙奥秘，本身就是一种“求力”或“求利”的过程，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弗朗西斯·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卡尔·波普尔的书名叫“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都是在讲掌握科学知识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则是在说为了获取这种价值必须得去追求，而且得付出艰辛代价。只坐在书斋里“自由”地沉思人生意义，那叫哲学，并非科学。科学，从来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跟人类的功利需求联系在一起，也跟实践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理论——不论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规律还是社会科学中的真理——都是要通过实验来证明的，而且最终是要用以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服务的。
所以，“求力”也好，“求利”也罢，这种疑似讥嘲的说法不会损及科学的本质。因为就总体而言科学一直就在求力和求利，但它求的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之力，求的是改变人之生存环境和提高生命质量之利。这正是大多数科学家都信奉的“科学无国界”说法的由来，即不该以一国一族的私利来阻断科学信息的交流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阻断这种合作以获取私利的多是资本利益集团，将科学成果用以杀人害人的是无良政客，更是因科学尚未昌明愚昧仍在横行所导致的国际体制。希特勒愚妄地将一切罪责归于犹太人，并且如施魔法一般让整个德国追随他的帝国梦，才有了种族灭绝的反人类暴行。萨达姆动辄抨击美国是万恶之源，用复兴阿拉伯文明和灭掉以色列异教徒的口号忽悠民众服从自己的独裁体制，搅得四邻不安。而号称自由世界盟主的小布什又何尝不是使奸用诈，谎称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而发动对伊战争干掉萨达姆呢？这要归咎于科学，是科学家出了错吗？按田松先生的说法似乎是，因为没有现代科学就不会有毒气室也不会有原子弹。其实，这里又涉及一个逻辑学问题，即田文在有意无意间混淆了科学研究和科学成果的应用这两个不同概念。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专业，科学成果的应用，则是拥有科学成果者的行为，正如同劳动是劳动者的行为，劳动成果并不一定由劳动者支配一样。如果某项科研成果被不当应用而带来了环境或伦理等方面的问题，最该指责或“警惕”的哪里是科学家呢，而不更应该是那些有权和有钱将科学成果用于战争或环境破坏的权势者、资本家吗？所以，细想一下就会知道，是人类在犯错，是人类中的那些野心家权谋家在犯错，他们为了自己或一国一族的私利而不择手段杀人灭族，跟科学何干？
真正的事实应是恰恰相反：当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帮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了客观世界也认识了内心世界，当科学精神的光芒照进这个蓝色星球的每一个暗角，人类才有可能对生存与发展，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有比较自觉而清楚的认识和达致公约数一般的共识，最终才有可能化解今日已显见的足可导致人类灭绝或大幅度倒退的核战争威胁和环境灾难。
不知谁是真凶，空喊“警惕科学”，恨不能让历史开倒车回到貌似温情脉脉的田园时代。如果这是不识科学内涵的文化人发几句牢骚或多愁善感的诗人弄些小情调，倒也罢了，可以不予理睬，顶多是哀其不懂怒其不学。但出自有物理学专业背景又在名校任教的田松先生笔下，又是刊于影响力不菲的《读书》上的如此宏文，就让人不能不认真对待了，须正本清源，为科学辩诬。
三、当今中国，更应警惕的是愚昧和反科学思潮，是对科学的污名化
田文的第三部分题为“博弈与结盟”，应该说这是此文比较有价值的一部分，讲述的是科学共同体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会有努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会导致其与社会建制博弈和与资本及权力结盟。所举的事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科学界乃至国际科学界的不良现状，如某些院士既是技术专家也有官员身份，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跟企业又有利益相关，或本身就是企业董事等等。这就很难保证其作为科学权威在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开支走向的投票中会公正无私，会坚持真理，我倾向于相信这一点。对这种以科学家身份和资本与权力结盟而伤及公众利益的倾向，确实应当警惕。
尽管如此，这仍属于体制的问题，是如何以良好的法律机制约束人性弱点的问题，而不是科学自身的问题。而良好有效的法律机制的建立，说到底也得依靠科学和理性：深入调查，摸清规律，寻出症结，建章立规，然后还得放到实践中去检验，去不断改进。这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了，但所循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一致的。不靠这个，又能靠什么呢？像田文这样只字不提让院士跟资本与权力结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许多省市或行业为了争得一个院士名额不惜投巨资去公关，而是把呆账坏账都算到科学头上，这不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么？
至于该文第四部分以“警惕”为题而点出全文主旨，我觉得就更是立意全错，完全站到了曲解科学的立场，先把自己想象的“坏家伙”或“嫌疑犯”的帽子扣在科学头上，然后吆喝着让大家也都来“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文中这样写道：“在科学与社会的博弈中，科学共同体常常会祭起一个法宝——科学特殊论。比如，在引起争议的时候，相关共同体常常把科学活动简化为科学的知识问题。你不懂转基因的科学知识，就没有资格讨论转基因问题；你不懂核电的原理，就没有资格讨论核电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只有他们自己最有资格对自己的活动做出判断。”
作者在此的潜台词似乎是：他们凭什么特殊？当心啊，科学家们是会蒙你们的，为了他们的私利！
因为接下来的一句便是：“如何防止科学危害社会？”
这样的话，大概很容易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还会让他们因此而愤愤不平。这从最近中国大陆转基因争论中“反转”一方的闹出的动静和台湾反建“核四”的激烈游行即可看出。不仅转基因研究和建核电站的事情本身被缺乏科学素养的文化人和媒体给妖魔化了，一些完全出于科学良知和为了公益而“挺转”“挺核”的科学家也被妖魔化了。那场景那气氛直让人想起清末因修铁路而让一些人义愤填膺，民初因剪辫子放小脚而让许多人痛哭流涕。
可是，凭什么就事先对科学家群体做这种“有罪推定”，把科学家们想象得如此不堪呢？仅就田文中举例的转基因争论来说吧，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具有生物化学背景并致力于科普的方舟子先生和饶毅教授等科学家都带头试吃转基因食品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和哪家企业有利益关联，却仍被一些既没有被主流科学界认可的专业背景又不懂相关知识的人大肆攻击。他们只从一些不靠谱的网络谣言中找到些“证据”就信心满满地“反转”，甚至把自己拔高到爱国忧民的道德高度来抨击“挺转”的科学家卖国。这样的人真有资格和科学家们讨论问题吗？更何况一些人根本不是在讨论转基因是否可行、有何利弊、如何规范其实验和应用等问题，而根本就是完全反对，呆汉骂街，甚至搬出美帝国主义欲让中国人断子绝孙这样的阴谋论来，吆喝着广大民众一起“反转”。这种愚昧之人愚昧之举并非不能给头脑也不甚清楚的有关官员增添压力，事实上也确能起到搅浑水的作用，或将导致我国科学家在此项领域研究的落后。结果就是眼看着外国先进的转基因技术及种子占领我们的市场，就像美国的苹果手机和日本的各种相机挤满我们的市场一样。到底谁才是在危害社会呢？
再想及前些年的特异功能热和“水变油”“信息茶”等伪科学把戏泛滥时，多少人是因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而信以为真而趋之若鹜啊。直到眼下，仍有那么多“高人”“大师”得吃得喝，贪官李春城虔信风水师的指点花重金为先人造墓迁坟，军中巨贪谷俊山动辄求神拜佛兜里还揣着保好运的桃符，许多影视名星企业大亨今天去拜李一明天去谒王林，瞅瞅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在互联网上随便看看周易算命星座测运有多热闹，就知道迷信和愚昧的土壤在我国还有多丰厚，就知道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有多艰难又多紧迫了。当务之急哪里是什么“警惕科学”和“警惕科学家”呢，实在应该是继续高举启蒙旗帜，用科学精神来祛除蒙昧才对。
田松先生不像是缺少科学素养的人，或许他的本意并不是反对科学和欲将科学污名化，而是在看到科学技术日益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后忧心使然，对一些有可能假科学之名损及公众利益的事情尖锐发声。我知道一些热心环保而坚决“反核”“反坝”的人士也是这么做的。果若如此，其心可悯，但是从这篇文章的通篇语气和实际效果来看，作者走得已经太远，事实上已经让自己站到了反科学的立场上去，在为完全不理解科学要义和盲目抵制科技创新的愚昧思潮推波助澜。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梁启超先生的一则轶事。当年梁先生因患肾病入协和医院就医，手术过程中因医护配合疏失，被误割掉一个好肾。他宁可隐忍而不与医院对簿公堂，因为他不想让舆论借机炒作，使得在中国才起步的西医事业因此意外被污名化。这是何等见识，何等胸怀！当时要是有谁借机也写出一篇“警惕西医”的文字，那会是多么有“理”也有“据”啊，肯定比田松先生要“警惕科学”之说更有说服力。可是，只说出一半真相无异于有意造假，用选择性的事实说话等同于误导
在当今中国，“警惕科学”与祛除蒙昧孰轻孰重，或者换句话说，“警惕科学”与“警惕反科学”孰对孰错，还望田松先生和他的拥趸们三思。
作者简介：何亮，火箭兵报社高级编辑
本文责编：秋实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8
（《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