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斯·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理论是天文学历史上一场撼天动地的变革，并且成为人类近代科学革命的伟大开端。不过，哥白尼也还有没能回答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行星之间的距离是特定的，又为什么只有6个行星（当时只知道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 等等。开普勒正是在探求这些问题的解答过程中，历经艰难挫折而终于走上成功的坦途，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从而发展了哥白尼的理论，被科学史家誉为“宇宙的立法者”。他还在恒星星表的编制和大气折射的计算等方面有所贡献。开普勒在其他领域也多有建树，比如他通过研究光线如何穿过透镜，解释了天文望远镜的原理，确立了望远镜观测的可靠性和精确性（1611年写过《折射光学》一书），在和声学方面也颇有研究等。
开普勒（1571—1630）出生于德国魏尔市（离斯图加特不远），其家族曾是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后来江河日下，到他父亲时则衰败到了极点。开普勒年幼时家境贫寒、体弱多病，父亲长年离家在外，多靠母亲抚养长大。这也可能是开普勒笃信上帝的一个原因，从那里他能获得慰藉吧。开普勒的虔诚、意志顽强与敏锐的智慧，使他成为一名神职人员的理想候选人。开普勒母亲未受过正式教育，但思维活跃、好奇心强，比如喜欢摆弄各种草药，还自己配置药水等。晚年还被怀疑为女巫而受到监禁、审判，历时一年多无罪释放。开普勒在不少方面与母亲相象，身体较瘦小、皮肤黝黑，求知欲旺盛，想象力十分丰富。
开普勒出生于哥白尼（1473—1543）去世后 28年。他有机会结识丹麦天文学家布拉赫·第谷（1546—1601）并与其一同工作，后者堪称历史上最伟大的裸眼天文观测者。他与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和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差不多是同时代人。
开普勒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靠宫廷资助完成了学业。从1589—1594年，他在图宾根大学读书，1591年获硕士学位，之后在神学方面深造。图宾根大学建立在原奥古斯丁修道院内，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神学院之一，具有为人称道的学术传统和古典雅致的精神风格，成为德国新教神学院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开普勒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两门学科是数学（包括天文）和神学（含哲学）。迈克尔·马斯特林是他的数学、天文学老师，深信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这对他影响很大。开普勒十分熟悉古代希腊哲学家的经典作品，尤其钟爱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著作。在基督教作家中，他格外推崇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意志哲学家尼古拉（库萨的）（1401—1464）。1594年4月他被分派到施蒂里亚的格拉茨一所新教神学院，担任数学教师和地方数学顾问，而不是做神职人员，这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1597年他发表了《宇宙的神秘》，试图回答哥白尼还没能回答的上述问题。他把书寄给了当时已声名卓著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1600年1月，第谷向开普勒致函，邀请他到布拉格会面，讨论天文学方面的问题。1600年1月，开普勒在布拉格城东北的贝那特基城堡与第谷会面，此后担任第谷助手。1601年10月24日第谷去世，把一生辛劳观测、长期积累的天文资料和完成星表的遗愿都留给了开普勒。两天后，开普勒接替第谷，成为鲁道夫二世的宫廷数学家。1609年开普勒出版了《新天文学》，行星运动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问世。1619年发表《宇宙的和谐》，揭示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的内容。从1617年—1621年开普勒完成了《哥白尼天文学概要》三卷本的出版。在1627年公布了《鲁道夫星表》，比当时已有的〈普鲁士星表〉和〈阿尔丰索星表〉更准确有效。1630年开普勒在雪根斯堡因患热病去世。
二
开普勒在科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使他名垂青史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发现，这一发现修正了哥白尼的宇宙体系，是科学史上第一次用数学语言定量表述的定律，真正体现出自然界的简单性和和谐性。这一发现是开普勒和第谷的辛劳和智慧的共同结晶。没有第谷的观测，就没有开普勒的理论；而没有开普勒的理论，第谷的成果也就止于观测，正如开普勒自己所形容的：“第谷富甲天下，但是像天下大多数富人那样，他不知道如何恰当使用这些财富。”①
开普勒在《宇宙的神秘》中这样考虑“为什么只有6个行星，为什么行星之间的距离是特定的”问题：因为正多面体是最完美的立体，只能有5种形式：4面体、6面体、8面体、12面体、20面体，所以要研究5个正多面体如何安置在6个有些厚度的同心球壳之内（6颗行星以完美的圆周运行），每个多面体和其内球壳外切和其外接球壳内接。不难看出，其中有毕达哥拉斯神秘主义宇宙论的影响。
开普勒真正走上科学发现道路是在成为第谷的助手和遗愿执行人以后。不妨来考察一番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的过程。第谷擅长天文观测，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并且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观测方法，20年如一日，积累了大量精确的观测资料。他完成了对750颗星的观测记录，对行星位置的测定误差不大于0.067度即约4弧分，在当时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水平。开普勒像哥白尼一样信奉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观点，相信天体运动是和谐、完美的；通过仔细分析资料、尤其是第谷观测的关于火星运行的丰富数据，进行了多次计算后，开普勒发观：哥白尼体系、托勒密体系和第谷体系都不能很好地同观测资料相符合。按照哥白尼体系（行星轨道为正圆）计算出来的火星位置和已知数据之间差0.133度即8弧分。
这8弧分的误差引起了开普勒的深刻思考和一系列的研究。这一误差是由于第谷的观测不够准确造成的吗? 凭着对第谷工作态度与高超技能的深切了解，开普勒否定了这种可能。他曾犹豫不决地把误差值归因于数学计算方法的不完全。但是，他终于开始对当时天文学传统的一条根本原理（行星以完美的圆周运行）产生了怀疑，以前两千年来，先辈们把天体轨道想成圆形的也许是过于草率了。开普勒大胆地冲破了旧天文学的框架、模式，设想火星轨道可能是卵形的。因为到那个时候在所有关于火星的理论中，都只有一个轨道焦点，自然而然，如果打算摈弃圆形轨道观念，让替换的曲线轨道也只有一个焦点，这样做所承受的传统观念的压力也许要少一点儿。卵形就只有一个焦点。
可是，从数学上不容易处理卵形。起先，开普勒想直接求出卵形曲线的面积，结果毫无所获。用求面积的方法也不可能得到卵形的方程式。这使他相信，应当求助于已知的几何学的成果，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乌斯都早就研究过椭圆的性质。通过将按照卵形轨道计算的火星位置与第谷的观测数据（在40个不同点）之间进行比较后，他明显地看出，真实轨道处于圆形和卵形之间，这就是椭圆。太阳位于其中的一个焦点上②。为观察到的物理现象寻找近似的数学模型，开普勒显然运用了一种重要方法——模型方法，并成为科学研究此种方法的开创人之一。
就这样，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他解决的课题关键是：依据第谷的观测数据，火星的轨道曲线是什么样的? 当他最终发现了椭圆轨道时，作为具有创造精神的宏伟基业已经完成了。任何一个数学家都可以接着继续由此演绎出第谷观测记录中没有的一些结果。采纳开普勒的思想，并尝试把它用于其他行星，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了。在这里，开普勒运用了溯因方法，由各种个别的观察事实集合出发创造性地猜测引发事实的原因（理论）。按照传统理论计算出来的火星位置与已知数据之间的误差就是各种个别的观察事实集合，椭圆轨道（中间经过卵形轨道的阶段）就是设定的理论，它是从创造性溯因过程中产生的。
当时已知行星的运行速度有的快，有的慢，这同它们的椭圆轨道有什么关系呢? 开普勒进一步寻找行星运动的周期与它们的轨道大小之间的关系。他把每个行星的运动周期（T）和行星与太阳距离的相对位置（R）按顺序列出表来加以比较，但是这些数字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然而，开普勒坚信宇宙是有秩序的，太阳系各行星构成一个整体并存在规律性。他相信毕达哥拉斯的美学观念，规律性必定能够用数的关系表示出来。他对表中各项数字进行加、减、乘、除、自乘、开方等各种运算，经过9年的苦战，终于把隐藏在背后的和谐关系揭示出来，得到了T2与R3的奇妙结果：T2=R3，这就是行星运动第三定律，即：行星绕太阳转动周期的平方与椭圆轨道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这一数的和谐关系又是开普勒的天才猜测。
开普勒认为，天文学应当采用“真实的、符合自然界的正确假说”。据统计，他在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过程中，曾先后提出过19种假说。他这样谈到假说的作用：“首先我们通过假说反映事物的本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出计算，通过演绎的证明推导出从已被采纳的假说中产生的推断”。③ 爱因斯坦说得好：“在我们还未能在事物中发现形式之前，人的头脑应当先独立把形式构造出来。开普勒的惊人成就，是证实下面这条真理的一个特别美妙的例子，这条真理是：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发明同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④
三
从上述开普勒的科学发现过程中，不难看出他所运用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却很难看到万能的上帝或《圣经》的教义怎样指导了他的创造性工作。在开普勒提到“上帝”的字里行间，倒是时时展示、闪耀着他丰富的自然哲学思想火花。难怪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提到开普勒时会说：“这一伟大人物光辉发现的唯一根由”是对理性世界秩序的深刻信念。
开普勒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的蓬勃年代。文艺复兴运动从14世纪开始到16世纪，由意大利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来对抗以神为中心的封建神权统治。人文主义弘扬人的价值，主张培养人的个性、发挥人的才能、满足人的欲望。这对于遭受宗教神学禁锢和统治束缚一千余年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巨大思想震撼。人文主义的凯歌使人们把目光从经院哲学的僵化体系转向美丽的大自然。于是又回到古代希腊的文化思想中去，回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去，从亚里士多德被赞为权威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是近代科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实质就是冲破神学的牢笼，消解上帝的主宰，不断按照人的意愿改造“无所不能”的上帝。
如前所述，开普勒《宇宙的神秘》一书带有某些神秘色彩，这本书虽说在科学上没有多少建树，但开普勒本人却十分重视，他这样评价过：“我整个一生的方向和命运，我的全部研究和学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都是从这本不那么显眼的小书开始的。”⑤ 在这本书的献词中，他赞许尼古拉把基督教基本信仰和数学神秘主义结合起来，上帝（创造者）与数学形式奇妙地结合起来。开普勒在1597年10月13日给伽利略的信中，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是自己真正的导师。他相信，沿袭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思想，事物是以数学为本质、以美学为特征的。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神是数的本原。柏拉图认为“美是真也是善，纯粹的美是理念”。“永恒不变的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个别事物是完善的理念的不完善的‘影子’或‘摹本’。”开普勒认为数字不是最根本的，几何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他相信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表达神圣的美学，开普勒将其称之为“范型结构”。在自然界，这种美学本质上是几何学的。“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几何关系就已经和神性同在了。”⑥“几何学，从远古以来，在事物的起源之前，作为神圣心智的一部分，作为上帝自身，为上帝提供了创造宇宙的范型，并且已经被传送到作为上帝映象的人类心智之中。”⑦“几何学是唯一而永恒的，是上帝思想的映象。人类分享它，因为人是上帝的映象。”⑧
开普勒说：“毫无疑问，在现代科学的早期阶段，对所发现的数学定律产生了最大的信心。这里数学定律是神的意志的明显表示。”⑨“（数学）为研究自然界贡献了最重要的东西，启迪和展示两方面与对称和规律连接在一起：与启迪相一致，整个体系被建构起来等；展示表明简单的和最初的原理（借助这些原理整个天国被构建）在其组成部分中已经具有了适当形式。”⑩ 开普勒在《宇宙的神秘》一书中为当时被托勒密地心说的经验证据驳倒的哥白尼日心说进行辩护。他的辩护主要是非经验的，其根据是数学美学和方法论。几何学为上帝提供了创造宇宙的范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宇宙是现在这个样子。开普勒的“范型观”不仅支持哥白尼的假说而且赞同他的自然哲学方法。在《宇宙的神秘》一书中，开普勒明确表示天文学假说必须有一个来自范型模型的趋同支持，哥白尼假说有这样的模型可以应用，而托勒密假说则没有。开普勒相信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表达神圣的美学，在自然界，这种美学本质上是几何学的。如果了解到上帝美学的细节，那么就能推测出世界先验的某些结构特征。比如，世界是哥白尼式的还是托勒密式的。反之，如果知道了世界的结构特征，那么就能获知上帝的美学设计。
有意思的是，在《宇宙的和谐》中，开普勒谱写了一首行星乐曲。这是和谐的乐曲，表达了天体运行和谐优美的旋律，是一曲天上的音乐。他认为：“上帝要求人们研究天文学的声音，实际上在宇宙本身就能清楚地听到，不仅从词语音节上，而且也可以从事实本身，以及人的理智和感官，天体的结构和状态之间的亲缘关系清楚地听到。”{11}
在开普勒看来：“全部哲学起源于数学事物，它们在完全的相信中存在于那里，并且那般密切相关，任何人若离开数学而继续他的哲学研究，那不过是打击空气或与影子作战，他永远不能被称为光荣的哲学家。”{12}
开普勒的这些看法，不由得使人想起了爱因斯坦。他称开普勒为“高尚而淳朴的人物”，“我们在赞赏这位卓越人物的同时，又带着另一种赞赏和敬仰的感情，但这种感情的对象不是人，而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界的神秘性。”{13}
爱因斯坦认为：“……自然界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简单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 ”{14}
开普勒关于“事物以数学为本质、以美学为特征”的自然哲学思想成为他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提出假说的先验方法，和谐观念本身成为普遍而全面的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他主张自然是优雅的、简单的和“一果多因”的；他对几何图形的分类部分地就建立在简单性的基础上，球体是最简单的形状，立方体是最简单的有规则的固体，等等。
然而，开普勒并没有无限制地抬高先验方法，他认识到先验的和后验的方法需要而且必定以相互支持的方式被加以运用。在得到来自所有相关领域论据的支持之前，按照先验方法提出的猜测可靠性是不完全的。在引入自己的多面体的距离与哥白尼的日心说进行比照时，开普勒写道：“让我们现在审查天文学球体与几何学来源之间的距离：如果它们不一致，那么所有前述的工作无疑就是错觉。”{15}开普勒认为能够得到足够经验论据支持的猜测是“幸运的猜测”，他清楚地意识到，假说最重要的是在经验上得到尊重。
对火星运行轨道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地表明了开普勒是如何正确处理先验方法与后验方法之间关系的。按照先验的标准，火星轨道应该是正圆形的，因为从几何学上看，正圆形是最完美的，这也是“天意”。从托勒密——哥白尼——第谷，他们也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从后验的经验论据来衡量，根据正圆轨道计算出来的火星位置和观测数据之间差8弧分。此时应该相信“天意”，还是观测数据呢?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开普勒还是选择了观测数据，他对“行星以完美圆周运行”的“天意”产生了怀疑，大胆冲破旧天文学的框架、模式，首次摈弃圆形轨道，设想曲线轨道（先是卵形后是椭圆），自然而合理地说明了行星运动的不均匀性。在这场先验标准与后验标准的权衡较量中，开普勒经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1605年，他在给隆戈蒙塔尼斯·克里斯蒂安的信中写道：“我碰了成千上万次壁，才最后找到了这条道路……你劝我在研究物理原因时注意不要违反天意。是的，我的克里斯蒂安，如果我对这8弧分不加怀疑的话，那么去年（1604年）一年我都可以不必那样费劲心机，吃尽苦头了。”{16} 宁愿违反天意，也要尊重可靠的经验论据，作出了这一艰难的决定，开普勒如释重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算是彻底打扫了奥吉亚斯的牛圈。”（典故出自古代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开普勒在此是用作比喻自己艰辛的工作和痛苦的抉择。）{17}
在天文学假说适当检验的分析中，开普勒反驳了有人声称可以从虚假的前提得出正确结论的主张，他指出：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它仅仅是偶然的，适当的检验几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说：“从虚假的前提得出的结论是非本质的，一旦被应用于另一个相关的主题，谬误的性质就漏出了马脚——除非你无代价地承认采用无数的其他虚假陈述所作的那种论据的解释，而且决不追求前后一致。将太阳置于中心的某人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你告诉他从假说导出…在天空观察到的任何现象，回溯，前瞻，从一个运动推断另一个…对其中的任何一点，他将没有任何困难。……他将由于完全一致回归同样的假设。”{18}
开普勒的上述自然哲学思想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作用，从它们对以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思想影响方面也可以得到深刻反映。这些方面的思想内容有独特的价值，在对于新的科学重大问题提供解答的过程中，这些内容被发展了。比如，笛卡儿和莱布尼兹就很熟悉开普勒的著作，他们两人大量地共享了开普勒的这些思想。笛卡尔声称我们关于上帝的概念是由一个原型正式生成的，这个原型称作上帝的本质。关于这一点，莱布尼兹谈到，笛卡尔“精彩地”使用了某些开普勒的结论，“尽管，符合他的习惯，他掩盖了这些结论的作者”。也像开普勒一样，莱布尼兹相信任何事物的创造都是有缘由的（莱布尼兹将此称为充足原因原则）。两个人都相信宇宙一旦被创造，将按照物理法则自如地运行。莱布尼兹（1962，129），在一段非常具有开普勒风格的文章中说，作为神圣旨意的结果，物理世界将表达具有美学价值的几何结构与和谐。他也相信上帝是囿于逻辑规则而没有创造出一个所谓的完美世界，然而是一个可能的最好世界。莱布尼兹曾明确地将发现自然如何展示上帝的和谐法则归功于开普勒。{19}
四
开普勒生活在欧洲宗教改革的年代。在当时德国，宗教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他的出身地魏尔市被信仰新教的符腾堡公国所包围，开普勒一家则属于当地占少数的新教派别。受改革思潮的影响，他对宗教信仰有自己的看法，但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善于从路德宗、加尔文宗、天主教等不同教派的教义中吸取合理的成分，“三个教派将真理撕得破碎，我只得在碎片中寻觅，这样的情况实在使我痛心。”{20} 正因为他对新教的教义也有所保留，1619年7月31日路德教会才会最终裁决：“如果不放弃你错误而荒谬的观点，就请远离我们的教会和信仰。”{21} 后来，开普勒还是被逐出了路德教会。
开普勒的这一遭遇，会使人联想到他同时代的伽利略。伽利略可以说始终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努力恪守着一个灵魂已有归宿的科学家的职责；但是他却被当成叛教者，成为失去理性的教会的攻击目标。1616年，他曾受到罗马教皇和红衣主教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斥责，被警告不要侵犯神圣的领域，天体的运行在《诗篇》、《约书亚》和《圣经》的其他一些部分都有涉及，这些应当留给教会的权贵们去处理。
伽利略在给开普勒的信中说：“许多年以前，我就成了哥白尼的皈依者。”“如果像您那样，我就应当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不像您，我却退缩了。”{22} 开普勒多次给伽利略去信，敦促他公开支持哥白尼的观点：“请振作起来，伽利略，”“公开亮相吧。如果我没有搞错，欧洲只有少数杰出数学家与我们见解不同。真理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呵。”{23} 伽利略认识到，“《圣经》的目的是要使人相信为使灵魂得救所必需的真理，”{24}“在科学问题上，一千个权威也抵不上一个人的谦卑的推理。”{25} 所以，伽利略终于勇敢地站出来，热情传播新天文学思想了。
由此可见，追求真理是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共同理想，他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皆是追求真理的回报。当他们的研究工作与宗教信条尖锐地产生矛盾时，他们敢于尊重科学事实，坚定地摒弃宗教信条，因此才能在科学上取得突破和进展。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确实“背叛”了人格化的宗教。
开普勒始终是信仰上帝的，但非人格化的上帝。他感到可以通过对天体的研究与上帝交流，能够引起共鸣，这种可能性是一种巨大的心里释放。他早年就有这样的愿望：“我下定决心做一名神职人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被其困扰着。但是看吧，即使在天文学中我的工作也是崇拜上帝的”。{26} 他的想法是：“在事物起源之前，几何学与神圣的智慧就是永远共存的，就是上帝自身（什么能够在上帝中存在却不是上帝自身呢?），上帝提供创造世界的模式，并且随同上帝的映像一起传递给人类；而不是通过眼睛所接受的事实。”{27}
开普勒笔下的“上帝”，使我们想到了爱因斯坦心目中的“上帝”，它们不乏相似之处。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斯坦曾给爱因斯坦发过一份电报，问他：“您信仰上帝吗?”第二天，爱因斯坦发的回电写道：“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28} 1599年4月9日，开普勒在写给Herwart von Hohenburg的信中表达过这样的信念：“对上帝而言，在整个物质世界存在着物质规律、图形和关于特殊优越处与最适当秩序的关系……因此关于天国和非物质世界，让我们不要试图发现比上帝已经展现给我们的更多。那些规律是在人类智力的掌握之中；上帝通过按照与他自己想象一致的方式创造我们，想要我们认知它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分享他拥有的思想。”{29} 这种通过“几何学”、“世界的模式”、“物质规律”等，来“认识”上帝及其创造物的提法，实质上不是在淡化上帝嘛? 开普勒笔下的“上帝”，其实已经不是中世纪有神论的上帝了，在那里，上帝是人格化了的神，是神化了的人，这样的上帝在开普勒的科学活动中是完全没有地位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开普勒很讨厌“为愚昧者的迷信张目”。{29} 虽然他有时也从事占星术，但那是为了生活所迫。他说过“如果女儿‘占星术’不挣来两份面包，那么‘天文学’母亲就准会饿死。”{30}
爱因斯坦说得好：宗教领域同科学领域之间的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是不足取的，凡是彻底深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的人，对那些由神来干预事件进程的观念，是片刻也不能忍受的。{31} 开普勒要想探索行星运行的奥秘，就必须抛弃人格化的上帝。他虽然也承认上帝的存在，但却认为上帝在创世以后，就不再对其进行干涉，而让世界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运行。他竭力彰显自然规律的作用，而把上帝的作用推到遥远。这让我们看到了开普勒身上反映出来的自然神论之端倪。通过几何学来“认识”上帝，以科学研究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意味着自然规律就是上帝么。
在1605年2月10日的信中，他明确提出：“我的目标是表明：天上的机械并非一种超凡的起作用的存在而是类似于时钟机构的，它达到这样的程度，几乎所有的多种形式的运动都是被单一的完全简单的磁体力所驱动，正如在时钟机构内所有的运动都是由简单的重量驱使的一样。而且实际上，我还表明：这一物理的表示怎样能够通过计算和几何学来呈现。”{32} 这里已经明显是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了，开普勒深受当时机械工艺成就的震撼，想象世界是一架可以由机械原理解释的机器。他意识到：天上的物理原因是类似于地上物理原因的，因此可以借助普通的地球上的原因通过类比来推测天上原因的性质。马克思说过：“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33} 自然神论的形成、发展离不开近代科学革命进程中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这些具有自发唯物主义倾向的开拓者。
即使对非人格化上帝的信仰，开普勒也并非是没有一点儿疑惑的。他有过这样的想法：“在思索宇宙奥秘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几乎能窥见上帝意图，难道我的身上也存在着神性吗?”{34} 难怪他在生前会为自己写下这样的墓志铭：“我常测天高，今欲量地深。灵魂天界来，躯体眠地层。”{35} 很有些耐人寻味啊。
参考文献
① 雷·斯潘根贝格等著，郭奕玲等译：《科学的旅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② 参看N·R·Hanson《Patterns of Discovery》 Chapter4．Cambridge．1958．
③ 转自引贝拉·弗格拉希著：《逻辑学》，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38页。
④《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78页。
⑤ 卞德培 李兰萍：《开普勒》，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⑥ 詹姆斯·R，威尔克尔著 刘昆译《约翰内斯·开普勒与新天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⑦ 车桂：《倾听天上的音乐 哲人科学家——开普勒》，台北，华强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⑧ 同上，第62页。
⑨ 同上，第7页。
⑩ The Harmony of the World．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ection and notes by EJ．Aiton，A．M．Duncan，and J．V．Field．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97．P7．
{11} 艾哈德·尼泽尔著，任立译《开普勒传》，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12} 车桂：《倾听天上的音乐 哲人科学家——开普勒》，台北，华强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3页。
{13} 同上。
{14}《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16页。
{15} 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Translated by A.M.Duncan with notes by E．J．Aiton．New York：Abaris Books 1981，149．
{16} 卞德培 李兰萍：《开普勒》，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17} 同上，104页。
{18} 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Translated by A.M.Duncan with notes by E.J.Aiton．New York：Abaris Books 1981，75．
{19} 参见Rhonda Martens《Kepler’s philosophy and New Astr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P173-174．
{20} 詹姆斯·R，威尔克尔著 刘昆泽《约翰内斯·开普勒与新天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21} 同上。
{22} 雷·斯潘根贝格等著，郭奕玲等译：《科学的旅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23} 同上。
{24} 达娃·索贝尔：《伽利略的女儿——科学、信仰和爱的历史回忆》，谢延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25} 雷·斯潘根贝格等著，郭奕玲等译：《科学的旅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26} Letter from Kepler to Maestlin，October3，1595，Jobannes Kepler Gesammelte Werke ■，Edited by V．W．Dyck．M．Caspar，and F．Hammer，Munich：Beck．1937，40．
{27} The Harmony of the World．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ection and notes by E.J.Aiton．A．M．Duncan．and J.V．Field．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97，304．
{28}《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3页。
{29} Jobannes Kepler Gesammelte Werke ■，Edited by V.W．Dyck，M．Caspar，and F．Hammer，Munich：Beck．1937．308-9．
{30} 亚·沃尔夫著，周昌忠等译：《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1985年版，第147页。
{31} 参阅《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2页。
{32} Letter from Kepler to von Hohenburg，February 10，1605；Jobannes Kepler Gesammelte Werke X V．Edited by V.W．Dyck．M．Caspar，and F．Hammer，Munlch：Beck．1937，146．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34} 詹姆斯·R，威尔克尔著 刘昆译《约翰内斯·开普勒与新天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35} 卞德培 李兰萍《开普勒》，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作者简介：于祺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本文责编：秋实
（《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