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纠正错误
虽然科学既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能保证一定正确，但科学具有纠正错误的能力和动力。
科学的结论都有依据，即有证明过程。如果根据科学理论推导出来的结果与实际不符，我们可以回溯我们的推导过程，从中找出错误，修改理论，使之更接近实际。科学纠错的能力就在于此。所以我们倡导科学不在于它能否保证正确，而在于当我们错了的时候它能帮助我们纠正错误，使我们不断接近正确。科学优于其他知识之处不在它正确的时候，而在它错误的时候。科学不能保证自己的结论最正确，但可以让自己的结论更正确!也就是说科学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体系。“鹰有时会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田松质疑科学有自我纠错机制：“倘若科学及其技术只是简单的工具，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功能?”① 答案在于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具有反馈系统的“复杂的”工具。田松又认为自我纠错就是“你们家人说了算才行。”② 其实科学理论的对错从来都不是谁说了就可以算的，而是靠事实来检验。至于具体的检验方法可以百家争鸣。提出某一种方法要给出这种方法有助于检验出理论与实际符合程度的理由，反对某一种方法也要给出这种方法不行的理由。比如科学家主张药方要“经过双盲实验”（同上）是为了排除研究者和受试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如果不同意这种方法就应该给出这种方法不利于检验理论与实际符合程度的理由，或者给出另外一种也可以排除主观因素影响的方法。如果仅仅因为这是西医主张的就反对它，那才叫“反正得你们家人说了算才行”（同上）呢。
江晓原也质疑“科学有自我纠错机制”：“随着科学中被曝光的舞弊事情越来越多，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科学中的舞弊总是能够被揭露并受到惩罚，为什么那些舞弊者还如此前赴后继地以身试法呢? 这仅仅是科学家个人的操守问题吗?”③ 首先，科学纠错机制纠的是知识的错，不是活动的错。即只要继续研究下去，错误的知识总会被排除出科学知识体系，但这些错误是缘于各种局限、失误还是舞弊，则并不一定总会随之明了。其次，纠错不是“免错”，任何一种活动都不可能保证永远不出错。再次，如何预防、查出和惩罚舞弊及其损害，还得靠科学研究。最后，科学自我纠错的动力不是科学家个人的操守，而是科学发展的模式。布罗德和韦德说：“舞弊和自我欺骗所产生的错误，是向科学的自我纠正机制、特别是向检验科研成果的机制提出的一种挑战。”④ 不错，“重复别人的实验带不来任何荣誉。”（同上）但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可以带来荣誉，而要提出新见解就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这种发展模式决定了后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前人科研成果的检验。这种检验机制不一定能认定前人的工作是否舞弊，但可以认定前人的结论是否站得住脚从而纠错。因此舞弊并不能破坏科学的自我纠正机制。还有，即使从道德角度来看，由于在科学共同体内创立经典和推翻经典都会获得荣誉，比起某些只能注释经典、敬畏经典的共同体来说，前者的社会环境显然也更有利于纠错。布罗德和韦德说：“几乎所有不正确的理论或实验都是因无人理会而自行消亡的。”（同上）恰恰相反，“重物比轻物落得快”、“地心说”、“三灵气说”、“燃素说”等等，科学史上有太多的不正确的理论或实验都是因有人理会才被推翻的，并且推翻这些理论的人都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总之，科学家如果仅仅为了揭露有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去重复人家的实验或许是“缺乏动力”（同上），但如果由此可以证伪某个公认的观点则肯定有动力!
蒋劲松认为科技带来的问题要靠发展科技来解决的思路可以拿来为风水辩护：“某些风水师之所以预测不准，并非是因为风水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当前风水师们训练不足，因此更应该开设更多的高水准风水班，而不是因噎废食地禁止风水学发展。”⑤ 然而风水师预言的秘诀是“保持因果关系解释的开放性，”准不准全凭风水师“事后解释”。⑥这就决定了风水本质上就不可能像科学那样根据自己以往的错误修改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蒋劲松说：“迄今为止并没有看到有人用严格的实验验证和系统的统计处理，来证明风水术的无效性，”并认为风水派与反风水派“真正有建设性地展开论争”应该是关于“具体有效性的争论。”⑦ 然而失误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恰恰就在这里!验证和统计无效性只能鉴定出科学研究中的错误，这种无效性再严重也不能据此认定为伪科学。风水、算命等活动的伪科学危害不在于它们具体预测的无效，而在于它们使人们面对无效时不会纠错⑧。蒋劲松又说：“有的知名学者，一方面说风水究竟是伪科学迷信还是传统文化，可以在学术上研究讨论，另一方面却又以宪法规定‘爱科学’为由质疑建设部对待风水的态度，这是典型的自相矛盾。”⑦ 其实这一点儿也不矛盾。虚构想象出来的东西可以承载一定的思想文化包括优秀文化，但把它们当作有实际功效的操作手段就荒唐了。“金猴奋起千钧棒”可以入诗，难道也可以入军队训练课目吗?!
了解了科学的结论为什么一定要有依据，什么样的因素可以作为依据，什么样的依据为大，也就清楚了。田松把“经验依据”、“历史依据”“置于科学依据之上。”⑨ 然而当一种医术失败的时候如果只有它以前成功的“经验依据”和“历史依据”，我们如何来修改这个医术呢? 还不是要对比成功和失败案例中各种因素的异同，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检验来找出原因，修改方案并再次检验。这些不都要靠“科学依据”吗? 田松认为现代西医只有一百年的历史，“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而“中医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经验依据。”② 还说：“如果我们以历史依据来判断事物，则越长的传统具有越多的历史依据。而建立在科学之上的工业文明，如果从蒸汽机的应用算起，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依据。”⑨ 如果依据是否充分可以用时间长短来衡量那倒是省事儿，新理论不如旧理论，新技术不如旧技术，有什么分歧只要比比资历就行了。巫医巫术比中医的历史长吧? 人类砍伐林木比植树造林的历史长吧? 人类吃生食比吃熟食的历史长吧?人类呜叫比写字的历史长吧?……还用再比下去吗?!
二、怀疑要有根据，宽容亦存底线，解惑还需科研
“科学追究根据，纯粹的科学追究事物内在固有的根据。”⑩ 科学与反科学都提倡怀疑，区别在于前者怀疑是为了解疑，通过解决疑点从而找到更加可信的理论，而怀疑的根据就是解疑的起点；后者怀疑是为否定找借口，根本就不想解疑，也就不考虑根据了。其实不仅“科学共同体有义务回答公众的质疑”，不仅我们“可以宽容别人对科学的不相信”{11}，而且自己也要对现有的科学理论保持一定的戒心。但是我们不能宽容毫无根据的不相信!好比某处丢了东西，如果我去过，因此怀疑、审查我，我可以接受，因为通过审查可以澄清真相。但如果明知我没去过却仍然怀疑我，说是我的魂附在别人身上偷的，难道我也要接受吗?!那我还有重新让他相信的途径吗?
田松说：“我现在不能证明转基因有问题，但是，你也不能证明它永远没有问题。所以，我的怀疑是合理的。”① 这就等于老板说他的会计：“我现在不能证明你有问题，但是你也不能证明你永远没有问题，所以我怀疑你是合理的。”那我也可以说：“我现在不能证明杂交水稻以及普通水稻有问题，但是你也不能证明它们永远没有问题（目前也确实发现人们的一些传统饮食中存在问题），所以我的怀疑是合理的。”诸如此类的话想要多少就可以说出多少。那我们还有什么是可以种、可以吃的呢? 这种怀疑还有解除的途径吗? 这岂不是想让谁背黑锅就能让谁背上，背上就摘不掉吗? 田松认为把科学现在不能解释的问题推到未来是一个谎言（见中篇第一节），那他把转基因有问题的根据推到永远又是什么“言”呢? 刘华杰说：“哪怕从科学上l00％地证明了某物是安全的（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百姓觉得它不安全，不购买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12} 这叫什么话? 那“非典”时期还有“百姓觉得”板蓝根能预防“非典”从而抢购它呢，{13} 是不是“它就是”能预防“非典”了?!蒋劲松说：“与科学必须在拥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才能确定风险的逻辑相反，受害者要逃避风险的逻辑是只要有可能就应该逃避。”{14} 如果不管证据只讲可能，那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灾难，任何人都可能伤害别人，还有哪里可以逃? 还有何人无须避?!
蒋劲松、江晓原、刘兵、刘华杰、田松、吴国盛等人在呼吁“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时说：“对于这样一项涉及公众重大利益和生态风险的问题，当事者应该向公众澄清自己与该项目是否具有利益相关性。”{15} 有一定道理。然而如何实现? 靠“当事者”自己“澄消”吗?“澄清”了公众又能信吗? 所以如何确认“当事者”与某项目利益的相关性? 如何判定这种相关性对其观点的影响程度? 这些问题还是要靠科学研究来解决。再说当事的另一方，只是项目支持者会有利益关系，反对者就不会是因为有相关利益而反对吗? 看来双方与项目有无利益关系都“应该向公众澄清”。再把问题扩展一下，只是推广科技的政策会与“当事者”“有利益相关性”吗? 哪项政策不涉及相关利益呢?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科技特有的问题，制定任何政策都要考虑不同利益的冲突。再把问题翻过来，有相关利益就不能参与政策制定吗? 不用说广大民众的口粮需求、农民的增产增收需求政策应该支持，就是企业想增加利润的需求不也该支持吗? 政府制定政策不就是为民众谋利益的吗? 所以要反对的不应该是政策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为某些人群谋利，而是以貌似公正的说法在为某些人谋利的同时损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再把问题翻回去，没有利益的主张制定政策时就不用考虑了吗? 纯粹的个人偏好如果不妨碍别人政策干吗要去损害呢? 所以我们不必太计较各种主张背后有谁会获得多少利益，只要确实是主张者的真实意愿即可。关键在于如何使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面的主张，尽量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如果无法避免对某些人群的损害，就要给与相应的补偿。这一切仍然只能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最后归纳一下，对于所有政策的制定来说：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相关利益可以是我们怀疑的线索，但不应该是我们反对或支持的理由；各种主张的冲突并不一定缘于科学，但平衡这些冲突却只有依靠科学。再回到“转基因主粮”这件事。对那些无论如何也不放心转基因的人来说，倒是有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减少人口，使粮食需求压力化为乌有，也就用不着转基因了。可是如何人道地减少人口又避免副作用（如人口老龄化）? 还得进行科学研究。
三、科学共同体不会许下完美的诺言，但会担起改进的责任
江晓原认为科学技术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要上大工程时政府决策者“因为‘专业’”会重视“工程技术共同体的言论”而轻视环保人士意见。“这个共同体做了决策，得了大单，过了几年，结果根本没有他们最初承诺的那么好，这时这个共同体会承担责任吗? 不会，因为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来解决，它站在一个稳赚不赔的立场上”。{11}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科学共同体不是决策者，不应该对决策承担责任。大工程上不上应该充分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这些意见中一类是反映各种人群的需求，这与“专业”无关，主要是看它们是否符合情理法；另一类是具体协调各种需求的方案建议，这必须要有“专业”知识。哪些需求必须满足，哪些需求可以变通，这是决策者认定的，科学共同体所做的是为认定的目标提供若干个可实施的方案，最终选定还是由决策者来做。
第二，科学共同体“最初承诺”什么了? 作为研究者只能承诺自己的实验调查过程、原始数据以及相关计算没有作假。至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则不是哪个自然人或法人可以承诺的，而是通过许多其他人和机构验证后逐步被科学共同体及社会公众认同的。作为设计者则必须对自己设计的工程或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做出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关于这些性能和质量的规范已经经过了许多人和机构的验证。
第三，对具体工程方案的评价，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需要专业知识。一些大工程涉及的各种需求和冲突往往有自己的独特性，常规的技术规范未必都能包括，因此这类工程的实施方案就有一定的探索性，能否完全达到决策者的要求就有一定的风险。这就更加需要听取各方面特别是反对者的意见。而反对者这时就不能仅提需求，还要论证该方案能否满足需求。柯文慧虽然强调决策民主程序中每个人的话语权“与他具有多少科学知识无关”，但是它说：“要求每一个持反对建坝观点的人士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这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它把民主决策问题转化成了技术可行性论证问题。”{16} 可见它也只是认为“民主决策”方面不需要“专业”，而“技术可行性论证”方面还是需要“专业”的。环保也是同样。保护环境的需求谁都可以提，但具体如何保护则要靠专业知识。否则难道靠“封山为神”{17} 吗?“山神”是人能“封”的吗? 如果人能够“封”哪个山为“神”哪个山就成为“山神”的话，那人的本事是不是比“山神”还大呢? 那人还用得着“对大自然心存敬畏”（同上）吗? 退一步说，即使人能够“封”一些“山神”，可如果“老天爷”和“上帝”中的一个或它俩一起要“发怒”（同上），“山神”能管得了它俩吗? 如果管不了，那该是由有相应风俗的少数民族承担责任呢，还是由汪永晨等“环保人士”承担责任呢?
第四，上述承诺都不是针对“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而是针对道德和责任心方面的问题。对于科技本身错了的情况，科学共同体承担责任的做法只能是进一步发展科技，纠正以前的错误，提供更准确的知识。试想，当发现某药物有副作用的时候，是投入更多的力量研究药物副作用问题呢，还是放弃研究进而放弃使用药物甚至干脆放弃治病，爱咋地咋地呢? 到底是接受哪种逻辑“后果可能不堪设想”{11} 呢? 当初不仅是滴滴涕的研究者、颁奖者，整个社会都没有意识到杀虫剂除了本身有毒外还会有产生抗药性、杀死天敌、残留累积毒性等问题，没有人提出来杀虫剂还要保障这些方面的安全性。那出了事故为何独叫科学家承担赔偿责任呢?出了事故后除了“进一步发展科学”，研究不破坏生态的防治虫害技术，还有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吗?难道从此再也不管虫害了? 抑或“封虫为神”，用我们的“敬畏”来感化害虫?
江晓原认为“坦克大炮太多这个问题”靠科学技术解决不了，而“要政治家坐下来谈裁军”。{18} 首先“坦克大炮太多”不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科技提供了新式武器可并没有让武器自动越来越多。其次如何让对方同意裁军? 自己如何裁军才能既减少军备又不会当对方背信弃义时被打垮? 如何才能确认对方真的已经实施了其承诺的裁军方案?这些不都要靠科学研究来解决吗? 至于江晓原说某个坝造好后几年泥沙淤塞、环境恶化，最后还要把这个坝炸掉，工程技术共同体的解决方案就是再造一座坝。（同上）首先，如果原坝有问题科学共同体的责任是研究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建坝方案，也就是“进一步发展科学”。其次，如果当时还没有找到新的方案而采取别的补救措施尚能够兼顾各方面利益的话，重建原坝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选择。最后，即使在权衡各方面得失之后认为以不再建坝为宜，那也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决定。这与氟利昂问题一样，只要社会需要制冷，那就只能“进一步发展科学”，研究更环保的制冷技术。退一万步讲，即使人类选择不再制冷，那也是通过科学研究分析各种技术途径可能产生的后果，权衡了各种方式的利弊后做的决定。否则一出问题就不干了，那哪个行业、哪个领域没出过问题? 还都甭干了?
第五，类似“稳赚不赔”的现象不仅科技界有，比如医生不管患者有没有治好都不退医药费，股份公司不管股东有没有赚钱都不退股，律师不管官司输赢都不退律师费，教师不管学生有没有学会都不退学费等等。然而这只是在某一项交易发生时的情况，从长期来说有关人员可能会不选择他们的服务，所以他们还是可能赔的。科技工作者也是同样，在与同行竞争中并不能保证每一次都会得到科研或设计经费，所以并不是只要当科技工作者就都能“稳赚不赔”。这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如果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大单”不给这家就给那家，反正都是落在“工程技术共同体”手里，这个共同体确实“稳赚不赔”。然而若如此看待盈亏，那医疗业、证券业、律师业、教育业等等，不都是“稳赚不赔”吗? 进一步说，只要我们把行业的类别分得足够大，哪个行业不是“稳赚不赔”呢? 从科学家不承诺自己的研究成果有误时如何赔付这个角度来说，科学共同体确实“稳赚不赔”。然而科学家承诺自己拿出来的成果一定是别人可以检验的。一旦被检验出有错，即使以前没做过任何法律上的承诺，科学共同体也会竭力研究去纠正这个错误，不管这个错是谁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比起那些专门捡“死后进天堂”、“下辈子荣华富贵”之类无法检验的事情来承诺的文化，科学应该是一种最“赔”的文化了。
四、科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
中国科学院及其学部主席团“要求科学工作者必须……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19} 然而一种知识“凌驾”于另一种知识之上意味着什么? 这需要做一下具体分析。
如果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没有冲突，当然谈不上谁“凌驾”谁的问题。如果有冲突，那就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下谁对准错。如果前者对后者错，我们当然要根据对的来做事，也就是科学知识要“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如果都错了，科学工作者就要分析出错的原因，研究出符合实际的知识以取代原来的知识，使科学知识仍能“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如果前者错后者对，科学工作者不仅要分析前者错的原因，用新知识取代旧知识，而且还要分析后者对的原因，使人们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从而使科学知识还是能“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如果都对了，但相互有矛盾，则科学工作者要研究两者术语间的对应关系，重新“翻译”，使两者无矛盾。也就是说如果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有冲突，科学工作者不是要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而是应该努力使科学知识能够“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只不过这种“凌驾”靠的是以理服人，而不是靠仗势压人。
柯文慧说：“敬畏自然的态度首先在于承认人的有限，所以在自然面前表现出谦逊和尊敬。敬畏自然的态度也表现了人的有知。人类对自然了解得越深，就越能认识到自然本身的庞大、精巧、神秘和神圣，越能够认识到，我们对自然的了解是多么的少，征服自然是多么的荒谬。”{16} 然而如何才能“对自然了解得越深”? 还不是要靠科学研究?!难道靠“敬畏”、“谦逊和尊敬”能了解自然吗? 柯文慧接下来说：“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仅靠科学，更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门科学。来自情感的、民俗的、文化的、审美的、信仰的……各种因素都可以成为环保的思想资源，都可以加入到环保事业中去。”非科学因素中是有一些对环保有利的成分，可是也有像为寄托思念和凝聚家族而占地建祖坟导致土地被蚕食这样的情感，有像为求发财而吃发菜导致绿洲荒漠化这样的民俗，有像为“进补”而食用各种“野味”导致大量野生动物被捕杀这样的养生文化，有像为戴“沙图什”披肩而取藏羚羊绒导致藏羚羊濒临灭绝这样的审美，有像为放生而买鱼鸟龟导致大量野生鱼鸟龟死亡这样的信仰……面对五花八门的非科学因素，如何认定它们中哪些对环保有利，哪些对环保有害? 当人们的各种需求与环保冲突时又如何权衡利弊进行取舍? 这些问题不都要靠科学来研究解决吗?!
蒋劲松说：那些用伪科学方法预测股市走势和彩票中奖概率的人士，对于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GDP提升的贡献“未必小于普及科学知识的人。”“烟草的生产和销售这样彻底‘反科学’的行业”能生存的道理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实践有自己的逻辑”。{20} 然而如果以此为标准，该文接下来举的“编写‘黑客’程序、制造冰毒等”“应该是有市场需求的”例子，岂不是更该生存吗? 为什么蒋劲松又“很难想象哪个国家会给‘黑客软件工程师’、‘冰毒制造工程师’等进行职业培训和认证”（同上）呢? 其实他认为“可以合法存在”的“周易股市预测师”、“彩票中奖预测师”也没有哪个国家会给他们“进行职业培训和认证。”这里“市场经济和社会实践自己的逻辑”怎么都不起作用了呢?烟草业是有生产和销售许可证，这似乎可以支持蒋劲松的观点：“职业能否合法化的最终理由是伦理的，而非科学的。”（同上）其实不然：第一，吸烟从伦理上讲也不是什么好事，这里伦理与科学并不矛盾。第二，控制不好的行为，对哪些使用逐步限制的方式，哪些使用立即禁止的方式，取决于它们的危害程度和具体手段的有效性，而这离不开科学研究。第三，伦理只能判定事物的好与坏，而科学可以调控事物的好坏，比如利用鸦片治病、利用美沙酮戒毒等，所以职业能否合法化科学同样是重要的因素。蒋劲松认为风水是否科学“并不妨碍风水师认证的职业管理。需要考虑的倒是，……一哄而上的各种培训班会不会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同上）然而离开了科学的检验，质量优劣又从何谈起?蒋劲松说：“必须尊重所有人的自由选择，其中包括某些其他人看来‘愚昧’的、‘错误’的选择，所以即使有人提出违背科学的观点，只要他遵守相关法律，我们只能提出不同意见，而无法制止他发表言论。如若有人愿意为他这些言论付费，只要不违背相关法律，我们也无可奈何。”（同上）确实，如果有人自愿选择在某些人看来是“愚昧、错误”的生活方式，只要不妨碍别人，政府就无权强行禁止。但如果有人以专门给别人出愚昧、错误的主意来牟利，政府更无权给他发职业证书!这也就是宗教活动可以合法化而看风水不能合法化的理由。蒋劲松认为不必担心风水会带来坏处：“毕竟消费者投入了成本是要见到实效的，在一个自由竞争充分的市场上，无效的服务最终是会被消费者所抛弃的。”（同上）然而一方面风水的有效性全凭风水师自己“家人说了算”（见第一节）；另一方面照此逻辑不需要设置任何市场准入审查，只要消费者把所有的亏都吃完自然就会决定抛弃谁了，那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在未经充分论证基础上发放”{15} 又有什么关系呢?
江晓原说：“人文学科——我这里主要是指文学、历史、哲学之类——的位置，我认为应该是更基本的，或者说更高的。明确地说，它们应该在科学之上。因为它们才能教我们怎样做人，而科学技术只能教我们怎样做事。”{21} 这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了。“教我们怎样做”的是技术，科学只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从理论上说人们只有知道了世界是怎样的，才能正确选择怎样做，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另一方面从总体上来说做人确实要高于做事，但这并不对应着具体的人文学科就高于科学。比如文学中教人修炼成仙的“知识”，难道高于科学中人不会成仙的知识吗?!江晓原还说：“谁来对科学加以控制和引导呢? 当然不能是科学自身，而只能是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22} 可伦理道德无论是从纵向看不同的时期还是从横向看不同的人群都有很多差异甚至相互冲突之处，而比较它们的优劣并最大程度地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科学研究的任务；至于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还需要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来协调。中科院及其主席团“要求科学工作者必须更加自觉地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珍惜与尊重自然和生命，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同时为构建和发展适应时代特征的科学伦理做出贡献。”{19} 刘兵把这解读为要求“把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的遵守，对于自然、生命、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放在高于科学发展的位置”{23}。当伦理一定时确实如此；然而当“构建和发展”伦理时则要遵循科学规律，尊重科学发展的成果。所以还不能笼统地说伦理和科学谁高谁低。
据说“一位中科院的生物学家”说过：“科学为什么不能反? 我们的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发展的。反科学不是坏事，是进步。……关爱自然的人只当一个参加环保活动的志愿者是远远不够的。用高水平来要求的话，还应该是一个充分了解大自然的科学家，一个善于传达大自然心声的文学家。”{24}连主张反科学的人都要求人们当科学家，还承认当科学家才“高水平”，科学知识还不应该“凌驾其他知识之上”吗? 这可不是我“把这个立场强加于人”{11} 吧?
参考文献
① 田松：《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 见：江晓原主编：《看!科学主义》．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38—139：141
② 田松：《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 见：张立升主编：《社会学家茶座·总第十四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64；67
③ 江晓原：《他们为什么背叛真理?》． 见：江晓原、刘兵著：《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3
④[美]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著：《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 朱进宁、方玉珍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83；184；6l；60．《八面风文丛》；10
⑤ 蒋劲松：《唯科学主义的第22条军规》． 见：蒋劲松著：《人天逍遥：从科学出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4．《火蝴蝶文丛》
⑥ 张功耀著：《张功耀教授说风水》．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礼，2008．43-44
⑦ 蒋劲松：《风水争论中的“伪科学”》． 见：蒋劲松著：《人天逍遥：从科学出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96，98；97．《火蝴蝶文丛》
⑧ 李超英：《伪科学家的特征和识别》． 《科学学研究》，2000（1）：8
⑨ 田松：《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vii：viii．《火蝴蝶文丛》
⑩ 吴国盛：《科学精神的起源》． 《科学与社会》，2011（1）：97
{11} 江晓原：《科学的三大误导》． 《文汇报》，2009-2-26
{12} 刘华杰：《北京科技报不科学：评（转基因水稻不是魔鬼）》． 乌有之乡网—文章中心—网友之声，2010-3-2
{13} 李颖：《如何科学对待板蓝根?》．《科技日报》，2009-12-17
{14} 蒋劲松：《从风险社会视角看转基因技术的安全问题》． 见：刘兵、蒋劲松执行主编：《科学的越位》．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7．《85lM：我们的科学文化》；6
{15} 蒋劲松等：《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见：刘兵、蒋劲松执行主编：《科学的越位》．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36；235．《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6
{16} 柯文慧：《岭树重遮千里目——第四次科学文化会议备忘录》． 《科学时报》，2005-12-29
{17} 汪永晨：《对大自然心存敬畏》． 《新京报》，2005-1-3
{18} 江晓原：《误导与重构——科学的图像》． 见：王一方执行主编：《科学的算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6；97．《85lM：我们的科学文化》；4
{19}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 见：中国科学院编：《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5
{20} 蒋劲松：《风水师认证与科学无关》． 见：蒋劲松著：《人天逍遥：从科学出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86-87．《火蝴蝶文丛》
{21} 江晓原：《一碗来自剑桥的科学宽面条——〈剑桥科学史〉第7卷》．见：江晓原、刘兵著：《温柔地清算科学主义——南腔北调2》．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6
{22} 江晓原：《科学带来的问题都能靠科学解决吗？——与位梦华教授商榷》． 《科学时报》，2007-3-30
{23} 刘兵：《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与面向科学家的科学传播》． 《科学与社会》，2011（1）：57
{24} 汪永晨：《敬畏自然只是态度而非手段》． 《新京报》，2005-1-22
作者简介：李超英，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