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命题，主要是针对西方来华传教势力兴办的基督教大学。在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体制的建设中，世俗化大学占据主导地位，在国立大学中没有宗教神学的位置。因此，在各种近代中国教育史中，很少找到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资料。以往，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学者，将教会学校归入私立学校教育章节中，略涉及这个命题。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上层建筑，当然包括教育体系，是在基督教的统领下生存的。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基本上源于教会大学的历史背景。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大学校园中思想自由发展日益蓬勃，要求摆脱神学统治的呼声日益强烈。随着西方国家政教分离的体制逐步建立，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逐步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当今世界，西方著名大学都已经实现世俗化。
2006年，中国无神论学会代表团到美国访问时，一位美国圣经大学的校长告诉我说，美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已经全部世俗化。目前，教会系统的大学属于中小型学院。其影响正在日益萎缩，生源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位校长说，目前，韩国进修基督教神学博士的学生最多，可能后来居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从宏观角度考察，如果说，西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动力中，自由思想家的作用比较突出的话；那么，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因素，更多地来自社会变革运动的冲击。
中国基督教大学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高等学府。其办学的宗旨是为培训传教人才。一句话是为宣教事业。进入民国时期，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现代教育法规，国立大学的竞争，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了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进程。
在这些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中，有三大高峰，即：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高涨中的非基督教运动；矛头直指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一、建立早期现代教育体制：神圣与世俗的博弈
近代中国，在建立早期现代教育制度中，外国基督教会势力与中国世俗社会势力的博弈，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相互影响，此起彼伏。
（一）教会办学的宗旨是“为基督征服中国”
鸦片战争后，列强在华基督教会依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迅速掀起一场“为基督征服中国”的传教运动①。为了培养传播福音的人才，各国差会（西方宣教会），引入西方教育制度，相继成立了许多教会学校。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无论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价值、社会风俗都发生深刻的变革。从变法维新失败以后，西方基督教差会将“为基督征服中国”的重点，逐渐转向文化教育事业。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教会势力得以迅速扩张。从1901年至1920年，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发展最迅猛的时期。1918年，教会学校比1900年增长了4倍，共13000所，包括14所教会大学，其中天主教大学1所，基督教大学13所。这些教会学校没有一所经过中国政府批准，是侵犯中国教育主权的非法行为。
在教会大学中，美国势力独占鳌头。美国政府以庚子赔款办教育的政策，是采纳传教士明恩溥的建议。1906年3月6日，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劝说罗斯福总统。他认为，如果要防止义和团反帝斗争再度爆发，最好的办法是传播基督教，多多开办教会学校。罗斯福总统十分赞成。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庚子赔款半数退还中国用于办学，并兴办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改称清华大学）。基督教会系统的中华教育会宣称：
“教育是传教最得力的助手。……现在中国的新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在代表各教会团体的基督教徒控制之下。这事实上就是人类大家庭中的四分之一的青年都受到基督教会的控制。”②
所有的教会学校都以福音传播为首要宗旨，规定学生必须参加礼拜仪式和读经班。依据教会学校的宗旨，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传播福音、“摧毁异端”的手段。③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宣称：“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他要求教会不要让“异教徒或基督教的敌人来开动这个强大的机器。”④
而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必须归依基督教是难以接受的条件。如：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送孙子到一所教会学校——文华学堂读书，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数学，表示愿意捐助巨额资金。他提出唯一的条件是孙子不参加礼拜。但是，张之洞的要求遭到校方拒绝。⑤
（二）建立新式学堂：中外势力的博弈
20世纪初，清政府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推行新政，其中包括教育制度的改革。1901年开办京师大学堂；1902年颁布张百熙草拟的《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了张之洞编订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两部学制结束了传统的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1905年，清廷发布诏令“废除科举考试”，仿照欧美现代教育制度，建立新式学校。清政府公布的这些教育章程，在新式教育学堂中，除教授儒家伦理外，禁止传播外国宗教。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明文规定：
“外国教员不得讲授宗教。此时开办学堂，教员乏人。出版之师范学堂及普通中学堂以上，势不能不聘用西师。如所聘西师系教士出身，须于合同内订明：凡讲授科学，不得借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违者应即辞退。”⑥
1906年，清政府颁布诏令，大力推广建立新式学堂。“现今振兴学务，各省地方筹建学堂，责无旁贷；极应及时增设，俾使国民得有向学之所。”对于外国教会设立的学堂，“并无允许之文，除已开设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毋庸立案”。⑦
日益衰败的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下，委曲生存，自然无力管制教会学校，只能采取鸵鸟政策，即不承认、不理睬的“毋庸立案”。但是，执政当局对教会学校的芥蒂之心仍是显而易见的。如：清政府招考官员不准教会大学毕业生参加考试。⑧
教会学校依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自成一体。教会大学虽然建立在中国土地上，但是在外国注册立案。如：苏州东吴大学于1902年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注册；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0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州注册；南京金陵大学于1911年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权沦丧，教会大学对中国法律不屑一顾。这些教会大学被称为是在中国领土上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文化租界”。
20世纪初科举考试被废除后，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当时中国兴办的新式学堂，新式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育课程仍以传统文化为主。相形之下，教会学校最先引入西方教育制度，开创了现代女子高等教育和现代医学教育的先河。因此，教会学校成为没有能力出国留学的青年人选择的目标之一。教会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学生入学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是来聆听福音的。这些青年学子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制度，提出越来越多的挑战。
二、现代教育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面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挑战是，现代教育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蔡元培的现代教育思想：“以美育代宗教”
在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先生堪称旗帜性人物。辛亥革命，结束千年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刚一成立，便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他走马上任时，教育部只有职员三人。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短暂，还来不及制订新的教育方针，但是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反映出教育变革的时代要求。
1912年4月，蔡元培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对于新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奠定了民国初年教育方针的思想基础。他指出：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为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蔡元培认为，专制时代的教育标准隶属于专制的政治，而共和时代的教育标准应立足于“人民之地位”。因此，新教育方针必须变革清末学制。蔡元培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他提出五项教育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他认为，“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⑨ 他认为，新教育的主旨就是养成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能力和艺术的兴趣。蔡元培主张的“五育”说，基本上揭示了现代教育的方针和内容，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后，蔡元培任担北京大学校长10年（1917-1927），身体力行，贯彻其教育方针，影响至今。蔡元培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也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平台。
与本文命题相关的是，1917年8月，蔡元培校长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为什么要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呢? 蔡元培应邀发表演说指出，现在有许多人“误听教士之言”，将西方社会的进步，“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还有些人“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⑩
蔡元培认为，古代社会，宗教与知识、意志和感情相关。近代社会随着科学的发达，文化的进步，知识和意志皆脱离宗教。生物进化论批判神创论，是知识脱离宗教的证据；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是意志皆脱离宗教的证据。而与宗教关系最密切的情感，即美感，也出现脱离宗教的趋势。
蔡元培指出：宗教的排他性，特别是一神教强烈的排他性，引发激烈的宗教战争，如果美育依附宗教，则宗教的弊端使美育失去陶养人生的教化作用。他说：
“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已教，攻击异教之条件。回教之谟罕默德，左手持《可兰经》，而右手持剑，不从其教者杀之。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军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亦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学佛者苟有拘牵教义之成见，则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虽通人亦肯为之。”{11}
蔡元培认为，为避免宗教冲突带来的伤害，应当“舍宗教而易之以纯粹之美育。”如何解释“劳动与艺术”、“情感与宗教”等等这些命题，众说纷纭。分析“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哲学思路，不是本文的核心命题。我认为，在民国初年，蔡元培高唱“以美育代宗教说”，是为了发挥美育的德育功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公民道德和美育的感化，取代以宗教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以美育代宗教说”的社会作用，反映出人类社会日益非宗教化的历史趋势。（待续）
注释：
①《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纪录，1877年》（上海，1878年），第32页。
②《教育杂志》1902年12月，第619-621页。
③《中华教育会（基督教）第三次周年会议记录》（上海，1899年），第67页。
④《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纪录，1877年》（上海，1878年），第171-180页。
⑤《文华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册》，第4页。
⑥《奏定学堂章程 学务纲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07页。
⑦ 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15页。
⑧ 李佳白：《中国政府与教育》，《教育季刊》第2卷（1909年），第5-6页。
⑨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5页。
⑩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页。
{11}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页。
作者简介：习五一，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本文责编：秋实
（《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