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广大群众的科学无神论教育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学校到社会再到各级组织，科学无神论教育伴随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然而悖论在于，一方面我们的科学无神论教育一直毫不松懈，另一方面，有神论及其活动却不断扩大。通常人们把这种悖论理解为科学无神论教育效果的负面效应。但是这种负面效应是怎么产生的呢？笔者仅从认知心理学视野对这一重大的现实课题做出反思。
在认知心理学看来，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的过程中个体内在的认知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认知结构对输入的信息具有一定的筛选功能。换言之，并非所有发生在个体周围的信息都能对个体形成有效作用；二是，对于作用于个体并对个体形成有效作用的外部信息，必须通过个体的“同化”、“顺应”和“平衡”，进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由此可知，人们的认知过程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主动的动态的“平
衡”过程。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认知不协调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处在动态的平衡过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正是因为认知结构的动态平衡，人们的认知才能得以实现。即：打破旧认知，形成新认知。人们在认知结构的动态平衡过程中学习新的知识，形成新的认识，产生新的行为。
“认知不协调理论”指出了一个基本的心理原理，即人必须保持认知的协调或心理的平衡状态，不协调或不平衡都是暂时的，它必将促使人们向协调或平衡的方向做出调整。这是因为个体的认知元素之间出现对立、矛盾或冲突等不协调状态时，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焦虑、紧张或不愉快等负性感受，这种负性感受会构成一种压力，驱使个体想方设法来减轻或消除这种不协调，使认知系统重新恢复协调一致的状态，人们的态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着种种变化。认知不协调程度越大，则人们想要消除它的动机就越强，人们态度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费斯汀格提出了有关认知不协调的两大基本假设：第一，“作为一种心理上的不适，不协调的存在将推动人们去努力减少不协调，并力求达到协调一致的目的。”第二，“当不协调出现时，除设法减少它以外，人们还可以能动地避开那些很可能使这种不协调增加的情境因素和信息因素。”②可见认知不协调状态已具有了动力学意义，正是由于认知的不协调才引发人类有目的性的行为，他将人类行为的动因从需求水平转移到认知水平上，突出了人类理性的力量。这一理论对科学无神论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创设情境，让学生对于科学无神论的认知处于不协调状态，一旦产生不协调，人的认知结构就会主动调整，或接纳或拒绝或降低矛盾状态，以期心理平衡，获得新的认知。这是因为正常人的心理不可能永远处在不协调状态，否则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心理疾病。寻求认知协调，达到心理平衡，这是人类一切积极行为的动力源泉。
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调整受教育者的无神论认知不协调，促进其无神论认知协调。当然，调整不协调认知的过程往往不是轻而易举的，在此过程中，又有诸多因素制约认知不协调的强度和进程。
一是“逻辑矛盾”。即，新旧认知之间是对立的观念或者行为，而且这种对立被某个体所体认。比如，青年学生接受了无神论的观念（这是他的旧认知），但是在生活中因为久病不愈，其父母为他请来神汉驱邪，结果巧合的是青年学生恰好病愈，这使得青年学生心生疑惑：神汉驱邪似乎真的有奇效，看来真的存在鬼神（这是他的新认知）。显然，这两种认知是矛盾的。这种在逻辑上的对立矛盾使得青年学生必然产生心理上的矛盾：坚持无神论或就此放弃无神论。
二是不协调的程度。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非简单的黑白对错，在黑白对错之间常常存在着“灰色”地带或“暗”地带。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在一个问题上常常有多种要素制约人们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当认知不协调产生的时候，多种要素决定着不协调程度的高低和频率。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不协调要素的对立矛盾是不是可以调和的。比如有神论和无神论，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对立。这种不可调和的对立会对人的心理结构产生非此即彼的黑白效果。其次是要素的重要性。当无神论和有神论在普通状态下不能对人产生生死攸关的意义时，人们可以模糊处理，获得心理的平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对有神论的“将信将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这种“信”与“不信”，对个体现实生活并不构成直接的重要意义。但是，假定“信”与“不信”关乎个人的前途命运甚至生命安全时，这种不协调会在个体的心理上产生重大的矛盾效应。比如生了重病久治不愈，是相信科学继续求治还是相信迷信把生命托付给未知的神灵？“信”与“不信”就成了生死相关的事情，个体认知不协调的程度显然非比寻常。
三是不协调的减少。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个体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认知结构的调整过程。有些新的认知元素是和固有的认知结构相匹配的，这就不存在认知不协调的可能；而有些新的认知元素是和固有的认知结构不匹配甚至相矛盾相对立的，这就给具体情境中的个体造成心理上的困惑甚至痛苦。个体出于生存本能或者生存需要，时时刻刻都处在心理自我调适的动态过程中。这种自我调适存在三种可能。首先，增加不协调要素的一致性。比如，尽管在理论上无神论和有神论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现实的个体中常常把有神论和无神论“巧妙”的结合起来，形成了奇特的两者共生现象。一个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也可以“虔诚”地祭拜祖宗，祈求祖宗保佑全家平安。他是怎么做到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共生的呢？这是因为他在认知上进行了自我调和：他可能以种种理由劝慰自己祭奠祖宗和自己的终极信仰无关。他也可能劝慰自己共产党员也是人，是人就不能数典忘宗。甚至认为作为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宗都可以忘记怎么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在这里，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认知在个体的故意模糊之下形成了奇特的“一致性”。其次，降低一种不协调元素的重要性。一个共产党员祭奠祖宗时如果意识到祭奠和自己的身份信仰不相符，他也可以以其它理由降低不协调的程度。比如他自我劝勉：祭奠祖宗是一个普通的行为，无关大雅；再如，大多数人都这么做，我也可以这么做。这样的自我劝勉就是降低祭奠和信仰之间的冲突矛盾程度，降低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不协调，从而把不协调控制在心理可以承受的状态，减轻心理压力。再次，故意忽略不协调。个体认知在不协调无法调和的状态下，为了心理的平衡常常会选择故意忽略或选择性遗忘。这是个体的心理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这是很多个体在生存环境中习惯于采用的策略。
四是期望是否得到满足。个体付出努力或者作出决定以后总是希望自己的努力或决定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这种好处没能达到预期的状态甚至正好相反，个体就会产生不协调，就会对自己先前的努力和决定产生动摇直至完全颠覆。与其它情形一致，个体为了消除这种不协调状况，也采取两种方式试图降低这种不协调带给自己的困扰。首先，个体确信自己决定的结果不是那么恶劣，也就是说为自己作出的决定“找借口”，为自己的决定产生的不满找理由加以消除。假定某人生病以后不去就医而相信神汉驱邪，结果耽误了治疗时间，后来在病情加重后就医，病治好了。那么该个体肯定会为自己当初信神汉而不信科学医疗的结果而后悔，对当初自己愚蠢的决定产生不协调。降低这种不协调的路径之一就是宽慰自己：毕竟病最终还是治好了；毕竟自己后来醒悟了等等。其次，质疑自己当初在作出决定或者付出努力时建立的满足期望是否合理。比如，认为自己当初的期望存在缺陷，是不合适的。仍以个体信奉神汉治病为例。科学治疗颠覆了个体对神汉治病的认知，但是个体是不容易否定自己的，个体的自尊机制不允许这么做。但是结果与自己当初作出的决定正好相反。在此情况下，个体只好质疑自己的愿望而替代质疑自己的决定。比如个体可以这样认为，神汉不是万能的，自己把神汉当成什么都能做的神人是不对的。此时，个体把决定的错误替换成愿望的错误，就是在不自觉维护自己的自尊。把认知不协调产生的对决定的否定变化成对愿望的否定，减少对自尊心的伤害。
五是责任感。个体认知不协调的程度和个体的责任感密切相关。假定个体请神汉不去就医的决定是病人的父母作出的，个体认知不协调的程度会很低，而其父母的认知不协调的程度就高；反之，该决定是由个体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作出的，那么该个体的认知不协调程度就高，而其父母就不会产生认知不协调。就是说，个体的认知不协调程度和其在决策或者过程中担负的责任密切相关，而且和其责任感紧密相连。
六是选择性。个体面临新信息时是否具有选择的可能和怎么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乃至决定认知不协调是否产生及产生后的不协调程度。其中有三个要素值得关注。首先，是个体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主动选择较之被动接受更易于产生不协调，并产生更强的不协调性。其次，信息源是否可信。不可信的信息源或者信息来自个体不喜欢的人，个体更容易产生不协调。再次，吸引力。在信息源没有选择的情境下，有吸引力的信息来源比没有吸引力的信息来源更有说服力。
七是作出决定后的后果。当新的信息作用于个体旧有认知结构时，个体常常面临着选择。大多数选择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但是也有许多和个体的自我选择有关。这就需要个体作出选择。比如是请神汉治病还是到医院就诊？其中的两个要素值得注意。首先，决定的唯一性。个体面对的矛盾认知，作出二选一或多选一的决定，如果取其一而只能舍去其它，比之选其一而不失去其它机会产生的认知失调会严重得多。假定“请神汉”就不能“去医院”，个体在决定时会很痛苦。如果“请神汉”效果不好，再“去医院”救治也不迟，个体面对决定后产生的认知不协调要轻微许多。其次，决定后的责任感。有意识选择的重要性，带来了对整个后果的有意识的责任感——不管这种后果的责任感是否“合乎逻辑”。如果个体对结果没有责任感，则不管结果如何糟糕，也不会产生不协调。如果个体对后果有责任感，那么不管是二选一，还是多选一，对决定后可能产生的后果是否能够预见，都会产生不协调。
在个体认知过程中影响认知失调的因素远不止这七个方面，但这七个方面却极大地左右甚至决定着是否产生不协调及不协调产生的程度。这七个方面不仅有意无意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认知及其后续行为，更值得我们引入科学无神论教育领域对科学无神论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
注释：
①冯忠良等: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05.
②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