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他作出加强宗教研究的批示50周年。根据毛泽东同志1963年12月30日《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批示，中国成立了“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创立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宗教的中国特色宗教学，开启了通过“宗教研究”来“批判神学”，进而“写好哲学史”、“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的新时代，结束了我们党对“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的宗教“没有知识”的历史。新中国宗教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的宗教学界有理由为此而感到自豪。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宗教学研究中也出现了自由主义泛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动摇的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2013年，我国宗教学界出现了回顾历史、反思现状和展望未来的新动向，预示着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已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宗教学的正确道路，只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宗教学。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集中体现是哲学。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经过几千年发展，在明末清初达到了人类古代理论思维的最高峰，那就是与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对立的顾、黄、方、王、颜唯物主义气学，其杰出代表是王夫之的唯物论。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向天乞活埋”的理论勇气，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哲学思想之精华，达到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峰。由于清时重新祭起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气学唯物主义被埋没了300年之久，中华民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落后于历史潮流。近代以降，国门大开，气学复兴，并与西学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近代进化论唯物主义。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先进分子顺理成章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重新站到了人类理论思维的最高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中华民族逐步走上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来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世界上看，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化软实力是什么？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贯穿其中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坚持马克思主义，跟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后面亦步亦趋、拾人牙慧，无异于邯郸学步、舍本逐末。
　　中国宗教学的最大特色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同西方宗教学相比，中国宗教学的最大特色是主流学者不信仰宗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批判神学。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信奉儒学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任继愈先生，率先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佛教，陆续发表了《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学说的政治作用》、《禅宗哲学思想略论》、《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论文，1963年结集为《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出版。当时的任继愈还很年轻，但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武器，讲清了梁启超等大学问家们没有讲清楚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关注。1959年10月，毛泽东同志把任继愈先生叫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对他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第一次提出了研究宗教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还说：“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迷信。”强调了科学世界观对宗教研究的重要性。
　　1961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中曾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进一步强调了共产主义者研究宗教、懂得宗教、又红又专的重要性。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12月25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根据这个批示，任继愈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等部门的几位同志筹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宗教学研究机构——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启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新时代。
　　在任继愈领导下，中国宗教学健康发展，成绩斐然。首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该书很早就受到日本宗教学界重视，上世纪70年代被译为日文，成为中日佛教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其次，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于1981年出版后多次重印，出版不久就在台湾被盗版，而其中的佛教教义词条竟然被台湾宗教团体编纂的《佛教大辞典》全部照录。第三，任继愈主编的8卷本《中国佛教史》虽然只出了3卷，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全部被翻译为日文，译者认为该书是一部有特色的佛教史著作，最大特色是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不是机械地运用。第四，任继愈总主编的大学教材《宗教学原理》（出版时更名《宗教学通论》）、《佛教史》、《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等，成为我国宗教学各主要领域的奠基性著作，改变了我们党对宗教“没有知识”的局面。其中《佛教史》出版不久就在台湾出版，持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台湾学界认为，该书的价值在于“观察历史有其特殊的角度”。第五，任继愈提出的“儒教是教说”震动了中国哲学史界，逐渐被后来的宗教学界接受，显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传统宗教研究的独到之处。此外，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中华大藏经》同样影响深远，其“持论之严谨，学术立场之公正”，受到中外学界肯定。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撰的上述宗教学著作集中体现了宗教学研究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话语、中国特色，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甚至得到了境外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者的肯定。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宗教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　　
　　用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反思和展望中国宗教学，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在宗教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宗教学。否则，中国宗教学不仅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而且无法对世界宗教学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与中华民族的地位相称的贡献。在当前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宗教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发展中国特色宗教学，至少应坚持3点：
　　第一，在世界观和宗教观上，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开展宗教学研究，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宗教观作指导。毛泽东同志所谓“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迷信”，所谓“《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就是说宗教学者要有科学立场，不能信教。说得再明白点，就是研究宗教要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而不能坚持唯心论和有神论。唯物论和无神论既是世界观也是宗教观，正如唯心论和有神论既是世界观也是宗教观一样。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是否存在着某种不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支配却支配着自然和社会的超自然力量和境界，是任何一种世界观和宗教观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肯定超自然力量和境界存在的是唯心论、有神论，否定超自然力量和境界存在的是唯物论、无神论。在宗教学研究中，是否坚持唯物论、无神论，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第二，在方法论上，坚持历史、唯物、辩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既是世界观、宗教观，也是方法论、指南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用历史来说明宗教，而不能从主观臆想出发，用宗教来说明历史；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中寻找精神生活的秘密，而不是坚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中寻找物质生活的秘密；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既肯定宗教积极的一面，也批评其消极的一面，而不是坚持形而上学的片面态度，只说坏不说好，或者只说好不说坏。在宗教学研究中，是否坚持历史、唯物、辩证的观点，同样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第三，在政治和政策上，既团结信教者又宣传无神论。只要研究宗教，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说的农民都笑起来了”。就是说，要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同时要进行无神论宣传，既不给土豪劣绅以“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等反革命宣传的口实，又让农民们在欢笑声中接受无神论。另一方面，对于爱国进步的宗教界人士，也要进行团结，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信教、反迷信，但不排斥信教的人；不但不排斥，而且要团结；不仅团结普通的信教者，而且团结以宣传唯心论、有神论为职业的宗教界人士。是否坚持这一点，也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上述3个试金石，可以说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宗教研究的“三法印”。　　
　　（作者单位：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宗教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民族报2014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