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老（艾思奇先生）在近代中国历史的三个时期，参与首创和主持领导了中国学者研讨自然辩证法的团体，成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先驱者之一。这三个时期是，1933年的上海时期，1939年的延安时期，1951年的社会主义建国后时期。在科学界、哲学界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院等团体、机构，应当是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审视西方科学文明，而不仅仅是单纯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这一点，社会大众的舆论是不甚了解的。因为，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始，中国社会的文明化，也是科学工业文明通过战争、经济建设改造封建农业文明的历程。华夏文明如果没有科学思维哲学，自然辩证法如何中国化呢？换言之，中国不曾有逻辑学、物理学、化学、望远镜。。。。，怎么会产生汉唐科学技术文明的高峰呢？这就是伟大的西方科学家李约瑟给人类科学界，特别是中国科学界提出的一道智力测验：李约瑟难题。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力图解答，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困惑。我以为，原因是西方科学家还没有机会剖析东方古代民族的思维生态，理解东方哲学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直至今日，这仍然是人类文化学家较为普遍的不足。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研究古代民族文化时，严格倚赖文字和文物史料。对于自然感知与特色思想文化的联系，习惯望文生义、望物生义为前提，继而逻辑严密的推理分析。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精神文化部分保护乏力。
在上述三个时期，虽然开始了科学技术文明对话的拓荒，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局限，中国学者未能完成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历史使命。自然探索的科学精神需要伴随民主交流的学术环境。30年来，思想解放的文明历史大潮，振兴中华的社会巨变历史进程，提供了解答李约瑟难题的历史机遇和时空窗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洪流已经成为国策的战略支柱之一。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交锋中，有两个有趣的现象在国内外同时发生。其一，倡导新儒学的文化团体及学者，在自然科学领域质疑《周易》的哲学思想。其二，创立“人文科学”的新概念，质疑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西方理性哲学的科学思想。这清晰的体现出后现代新思潮青年学者们的激情而幼稚的特点，同时又恰好是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要津。此外，如废除中医论一类的鸣唱也多不胜数，却是不足挂齿的。质疑周易明显是出于误解。只需通过《黄帝内经》了解了中医的东方式科学思维，再将中式养生健身技术稍加习炼，便容易理解。“人文科学”的提法却又包含误解西方科学文明的偏颇。科学一词是范概念。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自然规律，是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的思想、行为。自然演化规律在人类诞生之前早已存在，岂能按“人文”的节奏起舞。就人类目的而论，“人文科学”只能成为科学文明的一部分。或者与“宗教科学”雷同，因为宗教与科学的理论、哲学交叉领域从来就没有冷清过。当然，这不是本文关注的话题。
艾老能以20出头的青年，涉及人类哲学思想的奥秘并非外星来智。主要是社会需求和学习环境使然。百年前，拯救中华的社会需求发生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思想撞击的制高点是哲学的比较。艾老在自传中称，他已将当时人类各种哲学思想进行比较鉴别，才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这是他奉献一生的传播思想真理的事业。在20岁之前，这个选择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读书、自学探索的过程。哲学是总结所有文化生态的理论结果，所以艾老在东西方自然科学，文化艺术方面的造诣和追求也是力求完善的。就学习环境而言，家学传承的东西方双文化教育铸就了广博坚实的知识基础。执着于科学工业救国理想的父亲李曰垓是护国战争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京师大学堂师从《天演论》的译者严复，他的战友蔡锷将军则师从梁启超。这些真正的国学大师深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强国梦。而他们的学生却不得不投身流血的沙场。私塾、教会学校、父亲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又病倒于水力建设工地等等，激励艾老苦读自然科学的环境不是平坦的，但是却交织着科学文明和易学文明的旋律。30年代初，他以中学理化老师的身份，在陶行知等人的社会学校里讲解“狭义相对论”。这些经历，也是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早期缩影。如若艾老灵台有知，他会为今天中国青年学者们幸福的学术研究环境，为科学强国梦的实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感到欣慰和祝福。
我以为，在信息文明的历史新时代，李约瑟难题这个本应由中国科学家提出的课目，将是人类新科学降生的助产士。东西方思维哲学的合作才是人类大脑思维功能的完善。人类一旦全部解读生命科学的真理，特别是大脑的文化形成规律，科学创新力量的爆发会令国际社会产生质的飞跃。人类新科学的成长也是人类及其社会文明新一论进化的开始。因此，自然辩证法的中国化绝非哲学家话语权的局部专利，它将为科技兴国及国际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这篇文章也是千年之交的元旦，我总结1986年产生的想法之初衷。今再附录于后，以享同好之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