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形式即生命形式”，麦克斯•雷勃曼如是说。比起其它文化类型，艺术的形式好像更显得重要。
艺术形式承载的任务更为艰巨，艺术家为了这一称号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比政治家练口才困难得多。演唱家要练嗓子，学习五线谱，以及各种唱法技巧；音乐家更不用说了，熟悉多种乐器，会拉会弹会演奏；作家也一样，诗歌、散文、小说都得纯熟与胸。而且，这些人成为行家，不仅仅是会的问题，他们还需要精通。同样一个主题，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故事，识文断字的人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叙述，而作家则用其聪明才智写出别具风味的作品。这种对原材料的加工化程度，简直可以作为天才和庸才的一个区分的标准。
我一直以为：艺术就是文化、文明的载体、衍生物，文化可以分为行为、制度、精神三个层次，相应地，艺术也可以分为三个递进的层次。一件艺术作品，可以分为形式、内容和精神意义三个方面加以说明，形式如颜色、大小、外观，内容就是写个什么事情，雕画了什么东西，而在精神意义上所反映的可以说是相通的。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不是反映与被反映那么简单的，如文学作品，形式是一个个文字符号，或英语单词，或汉字，这是作家的文字功力。形式上的集大成，可以让人面对任何的内容，不论什么题材，什么体裁，不论什么故事，都能从容应对，从而衍化成一篇篇杰作。在常人的感觉中，内容是为形式服务的，这样很让人走向主观主义；其实，从事创作的人更清楚，为了完美真实地表达内容，在形式上花费的心血是占绝大部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时的形式和内容更像是连在了一块，共同反映着藏于“身后”的精神意义和思想。当然，形式与内容是不可能合而为一的，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在形式、内容、精神意义三层次上，内容更靠近形式，而精神意义更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形式与内容”中的“内容”。
也许有人认为，你把形式、内容捆绑销售，再输出核心的精神意义，这跟形式内容二分法又有何区别？
其实不然，当我们“偷梁换柱”划成形式+内容与精神意义两个模糊块时，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规矩、原则可以不遵守，甚至撇开不理。甚至可以说，艺术的创作又少了一层束缚。
具体来说：
1．可以减少意识形态对文艺作品的束缚。我可以不必正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阴暗腐朽，而通过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共性的感受（而不仅仅是一个失业者的怨恨、两个暴发户的窃喜）间接反映出来，这样可避免作品遭受戕害，也使作者更有创作的勇气（它反映的是一个大众群体的心态、思想等，而不会走向纯粹的感性或理性）。
2．可以全面真实的反映被创作对象。过去的那种全黑全白的描画早就该告别时代了，仔细观察，坏人并非从头到尾都散发着腐烂味道，好人也未必一天到晚浑身金光。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的做法不仅使作者良心备受谴责，而且使被创作对象在历史的长流中站不起来。另外一点，这样的一种层次划分方法，也可以使作者更加真实地反映客体。小心翼翼，给曹操画一道红，给好人抹点草灰，这样的小打小闹不足以反映一个完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客体，一个跃然纸上的社会存在。全面描写刻画人物，本来就是对作家创作的一个基本要求。
在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文学创作是最留得住历史痕迹、也最易受阶段性政治实体的制约束缚的。形式+内容、精神意义两分法，可以迫使作家撇开一时的风气和趋势，去挖掘一些人性的共同是东西。文艺作品不应该成为一时的政治兴衰的牺牲品。
回溯以往，经得起时间历史考验的，总是那些关怀人、关怀社会的作品；艺术的生命形式就应朝这个方向为之服务。艺术的形式很多作家都已具备，把文章写得栩栩如生、活里活现，也不乏灿烂人才，如何让艺术的生命形式服务于共性的人和社会，该是那些能家写手们深深思考的问题。让作品留住时间，同样需要作家驾驭文字的本领。生命的意义在于存在的价值，艺术就应该体现生命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