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恩格斯 “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爱因斯坦
1905年3月到6月，瑞士伯尔尼，一位刚刚大学毕业才5年的专利局小职员，利用业余时间连写了4篇论文，分别在物理学的3个不同领域――辐射理论、分子运动论、力学和电动力学基本理论，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其中最著名的一篇题目叫《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它标志着狭义相对论的诞生。
同年9月，这位青年又说了一句在中文里听起来非常拗口的著名的话：“物体的质量是它所含能量的量度。”今天，任何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熟悉这个定理的表达式―――E＝MC2。没有任何一个公式在刚逝去的世纪的影响能够超过它，也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的影响能够超过它的创立者―――爱因斯坦。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清光绪31年，中国正式废除了绵延千载的科举制度。在此之前3年，在科举考试中即已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文体，改考策论等，并规定新式中学堂的毕业生可享受秀才待遇。在此之后3年，光绪“钦定”《宪法大纲》赐给了臣民集会结社的自由，从而使各种科学学会迅速发展到600多家。又3年，清朝覆亡。
如果说西方近代科学是在烧死布鲁诺的火刑架下、在迷信专制的血泊中诞生的话，那么她光临中国，则是踩着科学创造的血泊走来的。清光绪26年，按照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纪年是1900年，火轮船载来了持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他们把怀里揣着符子口里念着咒语手里挥舞着女人内裤的义和团打得落花流水。
7年之后，八国其中一国的总统宣布，把他们打这一仗挣来的钱的一部分退还中国，用于培养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取代了高鼻子蓝眼睛的传教士，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曾经在3到13世纪1000多年的历史中保持了令黑暗的中世纪欧洲望尘莫及的科技水平的中国，开始“言必称希腊”，老老实实当“蛮夷”的小学生。因为中国尽管有永远值得自豪的“四大发明”，但一直没有建立在理性的实验和推理基础上的科学。发明计算机二进制的莱布尼兹自称是受了周易的启发，可周易在中国最广泛的应用不过是以它来算命看风水，火药也主要用来造鞭炮烟花。中国医学“房中术”的论述之多堪称世界第一，可是直到西医传入之前，硬是弄不明白女性受孕的时间。
在上个世纪末，有些不服气的学界大儒还企图穿新鞋走老路，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面对在《周髀算经》里无法以公式描绘的枪弹的抛物线轨迹，他们也只好把自己的后代从背诵四书五经的书桌前拉起来，送到“格致”学堂里去学习西文定律。
在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头两批评议员中，有李仪祉、钱崇澍、梁希、赵承嘏、翁文灏等多人曾经中过前清的举人或者秀才。
与上个世纪王念之、王引之父子以朴学传家不同，20世纪中国最让人羡慕的“书香门第”是这样的―――一位叫杨邦盛的前清秀才生了个儿子叫杨武之。杨武之曾留学美国，成为中国第一个代数学博士，并长期担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又生了个儿子叫杨振宁，也留学美国，后来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连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袁世凯的孙子，也成了西装革履的著名物理学家。他的更加著名的妻子吴健雄，则是杨振宁、李政道“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的第一位实验验证者。
信奉相对论与量子论的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已找不到与提倡“尊孔读经”的“洪宪皇帝”对话的语言。
早在19与20世纪之交，在英国学习过3年轮船驾驶的福建人严复，就已与他的汉学和宋学启蒙老师、宿儒黄少岩找不到共同语言了。严复从西方学来的不是博士、硕士一类学位，而是一整套科学的思维方式。他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使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标准、新的理念去观察分析事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崇尚中庸调和的中国人过去还从未用这样的眼光打量过自己，打量过周围。
严复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力主把外语和科学能力作为合格大学生的标准。他翻译的两部西方逻辑学著作，则成为五四时期青年学生批判以直觉和非科学推理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武器。中国的逻辑学，自从2000多年前开了一朵“白马非马”的小花之后就早早地夭折了。
作为近代科学基础的逻辑学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到了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权威哲学家艾思奇在一次集会上对形式逻辑进行批判之后，主持会议的另一位哲学家金岳霖总结道：“刚才艾先生讲得很好，他的演讲完全符合形式逻辑。”
在五四运动中，胡适、陈独秀为中国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着眼的当然远非“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在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的旗帜上，描画着的也是“民主”和“科学”这两位先生的肖像。
胡适博士宣称：“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先辈们都看到了，“科学”决不仅仅是“分学科的知识”，而首先是一种理性地认识社会和自然的思想体系。你不可能只学习西方的航海和造船技术，而不承认地球是圆的。你不可能学习了西方医学的解剖术，还相信人死后有灵魂。
先辈们从近代科学的发源地请来了几十种科学的“主义”。在20世纪后期制定的中国宪法的序言部分里，甚至出现了一个曾写过高水平微积分论文的外国人的名字：“马克思”。“宪法”本身就是西方人的创造。
科学逼迫我们抛弃一切传统的神祗。我们把“斤”改成了“克”，把“尺”改成了“米”。把“一、二、三”改成了“1、2、3”，把“甲、乙、丙”改成了“A、B、C”。当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难题无法解决的时候，我们甚至考虑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即使是在极端排外的“文革”年代，我们的中学课本上也不能抹去“牛顿”、“瓦特”、“伏特”、“安培”的名字，我们出版的汉语词典上也不能删掉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事实上，从没有过留学经历的毛泽东，晚年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学习英文。
不论面对的是圣旨还是神喻，“赛先生”只讲一句―――“拿证据来！”因为拿不出证据，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三皇五帝都被顾吉页刚等疑古派历史学家打翻在地。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寻找自己5000年前的祖宗。但成败与否，要凭碳14说话。
科学面前无圣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第一次把孔子作为“诸子百家”中普通的一“子”一“家”来研究，从而使其思想祖师爷的地位荡然无存。
“德先生”的敌人是对权力的垄断，“赛先生”的敌人是对真理的垄断。当罗马教会审判了70高龄的伽利略之后，科学的中心就从意大利移到了英国。当大革命把所有的封建迷信涤荡一空的时候，科学的中心就转移到了法国。当希特勒鼓吹要“消灭犹太科学”、“建设雅利安科学”，把半数的科学家、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赶到国外的时候，曾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德国，地位立即一落千丈。
50年代初，当美英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分子模型，奠定遗传工程基础的时候，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刚刚逼走了自己最优秀的遗传学家李景均。蔡旭教授根据遗传学原理培育出的一个小麦新品种，被宣布为“唯心主义的产品”，尽管它能“唯物”地填饱中国人的肚子。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说：“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学说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
真正“唯心主义的产品”，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吹牛狂欢。1959年夏天的庐山，成了埋葬科学与常识的政治坟场。连个别著名科学家也跟着起哄，论证“如果充分利用太阳能，粮食亩产确实可以达到几十万斤”。―――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上了科学家的当。这场唯心主义闹剧，终于以上千万农民饿毙而告终。
1968年3月，中国科学院革委会成立专门班子，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这场批判持续长达8年之久。爱因斯坦理论所揭示的那个有限的宇宙、时空弯曲的宇宙、不断膨胀着的宇宙，让中国人是如此地不舒服，就跟当年达尔文发现了人和猴子的近缘关系让崇信“上帝造人”的欧洲人极不舒服一模一样。
我们曾经取消了那么多的让领导者感到不舒服的科学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当人口包袱坠得我们实在走不动的时候，才承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确实是科学。当民工潮冲击整个社会管理、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重、老龄化社会突然来到眼前的时候，才意识到没有社会学是不行的。
70年代著名电影《决裂》中有一个镜头，讽刺老教授讲“马尾巴的功能”。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学生物的大学生不懂得“马尾巴的功能”，并不光荣。
但即便是面对最让我们难以忍受的科学理论时，官方的批判也只能吞吞吐吐。因为这些理论对我们太有用了。你不承认爱因斯坦的质能守恒定律，就造不出原子弹。不承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没法让人造卫星到天上去唱《东方红》。就在中科院革委会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的几乎同一时间，曾经备受攻击的“资产阶级学说”―――控制论的草创者之一钱学森，担任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所以，在“教育革命”数年之后，毛泽东思虑再三，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在他去世前一年多，认可了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化建设目标。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个简单到类似“1＋1＝2”的问题让全国上下讨论了长达半年之久。科学理性终于重新统治了神州大地。一位在20年代曾经去西方勤工俭学的世纪老人，成了共产党的领袖。
上任之初，邓小平分别到美国和日本去走了一遭，看了现代化的工厂和高速铁路，受到极大震撼。在整个晚年，他一直不停地呼吁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最重要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78年最打动亿万青年的文字，是郭沫若的演讲―――《科学的春天》。
“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一类的语录从课本的扉页上消失了，原准备印《毛选》五卷的优质纸张，改用来印高考试卷。青年的偶像一夜之间由张铁生、黄帅变成了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连印100多万套。陈琳编写的广播英语教材疯狂畅销。让老年人担忧的青年思想问题是“学会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到了90年代，一大批自然科学工作者陆续成长为国家领导人。人称“冠盖满清华”。
交通大学毕业的中国国家元首和清华大学毕业的中国政府总理，分别在1998年和1999年访问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他们深情地表达了自己青年时代对这两所著名学府的向往。
可以相信，这一代领导人肯定再也不会搞“大跃进”，再也不会发动批判遗传学、相对论、宇宙大爆炸理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新人口论了。他们做的最痛快的事，是给大学教授加薪。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请各学科的专家来给自己开讲座。
但“赛先生”在中国的使命仍远远没有完成。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严复就提出“名位分途”，彻底改变中国人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现在我们看到，无视科学的长官意志仍然普遍地存在着。科学家常常还要以“级别”来证实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科学界内部，资格、资历、门户之见，仍然在抑制着有独创精神的青年才俊的成长。
非理性的激情经常把科学打断。在世纪之交，青年学子又一次放下书本走上街头。面对西方世界唯我独尊的非理性狂妄，中国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在抬头。
迷信穿上了科学的外衣。算命不必再借助竹签和草棒，阴阳八卦已经输入了电子计算机。“特异功能大师”涌现的数量远比科学大师为多。“水变油”的故事几乎登遍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荒唐透顶的***功吸引了数百万信徒。一家宣传伪科学最力的杂志，和中国最重要的科研机构之一同在一个大院里办公。
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的头三天，一个被奉为“华佗再世”的江湖骗子，在屡屡脱逃之后，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审判。对其他危害更甚的“大师”的审判，看来我们只能寄望于新的千年了。
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村庄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村庄。我们期待着，在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科学精神能够彻底融入我们民族的气质和血液，中华民族能够作为一个理性的家庭，生活在这个理性的村庄里，理性的地球上。
时光如箭，世纪交替，地球在转动。原载《中国青年报》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