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字术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算命术。所谓测字，就是用加减汉字笔画、拆合字体结构的方式附会人事，进而推断祸福凶吉的一种迷信活动。从表面上看，某个人的前程命运或者某件事的凶吉祸福都是从文字中来，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事实上汉字本身并不具备反映凶吉祸福的功能。靠汉字预测人生命运前程的测字只能说是古人不能正确认识汉字及其起源、发展、功能而陷入误区的一种错误行为而已。古代人类创造文字符号是为了记载交流他们的思想情感，而不是为了预测他们的命运前程。拿汉字预测命运前程的做法也不是随着汉字的创造而产生的，而在有了文字崇拜以后才产生的，特别是在汉朝符命谶纬泛滥成灾的过程中才发展起来的。先秦之前的人们并不迷信汉字。从有关汉字崇拜的核心和前提--仓颉造字的传说的早期记载来看，在文字崇拜之前的汉字并不具备什么神秘的意义。比如《韩非子?五蠹》中说"仓颉之初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吕氏春秋?君守》中说"仓颉作书"。既然是这样，测字者又根据什么确定求测者的凶吉祸福呢？答案是从求测者手中骗取钱财的可能性的大小。是凶还是吉？是福还是祸？哪一种说法骗取钱财的可能性大就采用哪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一个字怎么测取决于测字者怎么说了，求测者才会更信服并心甘情愿地掏银子。求测者信服不信服，除了看测得灵不灵外，还要看测字者说得巧妙不巧妙，合不合乎情理。
关于灵验不灵验的问题，我们认为测字和其他的术数方式，比如算命、看相一样，从事这些迷信欺骗活动的人不但善于钻概率的空子，还善于应用模糊语言，更善于察言观色。先说概率的问题。概率是指事物可能出现结果的比率。有些事情的结果只有一种可能，测字者只要根据这种可能附会上些理论，煞有其事地解释一番，人们乍一听，还觉得果真是这样。比如问生男生女的问题，因为只有两种可能，被测字者说中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问行人也是一样，要么回来，要么不回来。再看看模糊语言的应用。测字者在解释时其言语往往很模糊，一般都不太肯定，既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更多的时候是采用大众化的说法。比如问婚姻，测字者可能说比较美满，但是有时候可能有口舌麻烦，这句话事实上可能适合于绝大多数的人。两口子哪有从不拌嘴的呢？问行人什么时候回来，测字者告诉你，快了快了，差不多半年之内就能回来，那么只要不超过一年，他的话也不能说错了。再次，测字者善于观察、揣摩求测者的心理。测字者测字前先要通过"班色" 对求测者作一初步观察，包括他的衣着、打扮、姿态、表情以至职业特征，然后据此作出初步判断，心里就有了一定的底。紧接着在询问过程中，测字者还有一套"扳脚"的伎俩，即通过套、哄、吓、骗等手段使求测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心事都说出来，那么测字者就更有底了。对一些比较高明的测字者来说，他们还有一些高明的地方，那就是平时十分注意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据此来推断某些事情的变化。因此也可以说，测字的功夫在测字之外。
测字者通过"班色"、"扳脚"的伎俩，一旦洞察了求测者的心事，也就确定了测字的基调和方向。不管求测者拿什么字来测，结论都是一样的：凶就是凶，吉就是吉。因为只有测字者说中了求测者的心事和想法，他才有进一步行骗的可能。因此上，测字实际上不是据字而测，而是在据"事"而测，也就是说测字者是根据他对事理的判断来离合字形、解释字理，而不是根据字理来推断事理。是事物的凶吉本身决定了对汉字字形的分拆和对字理的解释。正因为如此，一个字才会有多种不同的拆法，一个拆法也会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甚至一个字的拆解有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一个"帛"字可能拆为"'皇'头'帝'脚"，断为"非常之人"，也可能拆为"'白''巾'两字"，断为求测者必有大丧之事，要穿"孝服"，又比如"槐"字，可以把它分解为"木边鬼"，预示人要死，也可以认为是"榜上经魁"预示人要高中，有好运气。具体测字者怎么说，就看求测者的实际情况了。
关于巧妙不巧妙的问题，应该说通过它最能反映测字者的聪明才智了。不可否认的是，高明的测字者往往思维很灵活，具有比较高的创造性。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用发散思维的变通性、独特性、流畅性的好坏来衡量创造性的高低。我们想如果让那些高明的测字者做一下他的发散生成测验，成绩肯定不错。因为测字要求他们要随机应变、触类旁通，绝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测字者的变通性。吉尔福特所谓的变通性是指发散项目的范围或者维度。范围越大、维度越多，变通性越强。创造性高的人，其思维的变通性较强，他们在解决问题时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一个"三"字问婚姻，常人想到的是"第三者"插足，测字者的断语是"从一而终"；两人同持一个"立"字问科举，测字者告诉他们一人能考中，一人将遇丧事而不能应试，理由是前者问时有人在旁边站立，"立"加"人"为"位"，后者问时有人汲水而过，"立"加"水"为"泣"。 可以肯定地说，克服定势与功能固着的消极影响是测字者的长项。
吉尔福特所谓的独特性是指对问题能够提出超乎寻常的、独特新颖的见解。测字者的有些测例的确令人佩服，不得不叫人拍案叫绝。一个"域"字问女友的情况，居然能拆出有"倾城倾国"的容貌（"域"字可拆为倾斜的"土"、"或"，此乃"城"、"?"之各一半）；一个"一"字问父病，初测为"不行了（一者，生之尽，死之初）"，继而问其父属相，得知丁丑年生，改测为"不死（牛加一画为生）"。吉尔福特所谓的流畅性是指单位时间内发散项目的数量。创造性高的人，能在短时间内想出数量较多的项目，亦即反映迅速而众多。测字要求测字者的反应特别快。一个关于明朝及崇祯皇帝的命运的测例足以让人体会到测字者思维的流畅性。据清朝文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记载，明朝末年，朝政日非，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崇祯皇帝坐卧不安。他打发了一名宦官微服出访，打探民情。宦官路遇一位测字者，就说了"友"字问国事，测字者告诉他"此字不佳，反贼早已出头了"，宦官听了忙改口说"不是朋友的友字，是有无的有字"测字者接着说："此字更为不祥，有字是大字掉了一半，明字去了一半，大明已去了一半，此乃亡国之兆也。"宦官见难不到他，于是又改口说"不是有无的有字，是申酉的酉字"，测字者不慌不忙地说"此字更是不佳，天子贵为至尊，至尊已经斩头截脚"。虽然说测字者是据事而测，明朝即将灭亡的结论他从民不聊生、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大背景中早已得出，在这里他只要和宦官所给的字附会上即可，但是三个同音不同义的字要解释的一样，难度还是比较大，测字者能够快速恰当地说出，足见其反应之敏捷。
最后谈一下合乎不合乎情理的问题。合乎不合乎情理取决于求测者相信不相信测字者的那一套理论。过去中国人普遍对汉字持崇拜态度，相信汉字当中蕴含着神的旨意，它能够预示、主宰和改变人生命运发展的轨迹。如果没有对汉字的顶礼膜拜，测字这种方术也就不可能产生，人们也就不会把自己的前程命运托付给汉字这种文字符号了。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