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想专门谈一谈“科学主义”问题。近年来，在中国，批评和反对“科学主义”或者“唯科学主义”（这是同一个外文词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的不同译法），在一些人那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似乎已经没有异议的“公论＂。对此，我以为还可以、还需要提出异议，加以讨论。
我这里所讨论的，不是从纯粹学术的意义上，从这种或那种哲学学说的流派特征上，来谈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的问题，我想要讨论的，是从社会政治思潮的领域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社会政治思潮中的所谓“科学主义”问题。我以为，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提倡科学，提倡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生问题，提倡发展科学技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根本上说，都属于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潮，不管这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对科学的理解和诠释上有没有过怎样一些不够成熟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我不赞成拿出一顶“科学主义”的帽子，对这些主张科学、提倡科学的思潮加以贬低和指责。
何谓“科学主义”？最常说到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科学万能论”，一个是“认为科学方法能够也应该运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如哲学、社会、人文）的原则”。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又称“科学和人权”），欢迎“赛先生”和“德先生”。能够说，这是把科学当作新的神来信仰，主张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吗？既然单独一个“赛先生”不够，还要一个“德先生”，说明五四健将们并不认为科学万能，至少还得要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民主、人权是不是人文目标呢？所以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什么“科学主义”，而是引进科学思想和更新人文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文学观念、艺术观念等）的新文化运动。
随后，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有没有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挑起论战的玄学派，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学对于人生问题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问题的探讨之外。起而应战的科学派，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丁文江和胡适。胡适还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艾思奇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初起的时候说过，胡适这篇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描述，是确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的一篇文章）。当时这场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而暂告结束。今天看来，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③但我以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
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参战的还有一方，就是唯物史观派，以陈独秀和瞿秋白为代表。他们支持科学派，又力图站到新的科学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阐明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这是中国思想界的又一个进步。特别是瞿秋白参战的几篇文章，显示了刚刚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青年，面对中国思想界的争论，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不管后人来看，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若干观点的论述还有哪些显得有点稚嫩和简单的地方，从根本上说，他在重要的思想论战中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其历史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不必说他有什么“科学主义”倾向，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什么“科学主义”的流弊。④国外传来一种论调，把胡适、丁文江称为“经验论的（唯）科学主义”，把陈独秀、瞿秋白称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由此引申下去，把认为对社会可以作科学研究的主张，把“社会科学”的称谓，都叫做“科学主义”。当然，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这更是“科学主义”。毛泽东同志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也是“科学主义”。如果这样来评论和反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完全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完全没有什么科学性。说一句笑话，主张对社会思潮的历史研究要有科学性，这不正好是应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吗！
近年来，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与上述的对中国近代思潮的历史批判有关，还与别的一些因素（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社会科学研究的渗透，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困境的讨论）有关。１９８７年，我在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中，对这种批评提出了质疑。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当然，如何将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是一门学问，需要联系本学科的实际加以研究。目前，有的文章在运用这些方法时，确有生搬硬套的问题，因此引起人们的议论是自然的。但是，热心于将现代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去，方向还是对的，应予鼓励，不要简单地批这是‘科学主义’。”对此《科技日报》当时作了报道。198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一次座谈中，我又提出了这个质疑。我是这么说的：“科学精神是现代化在文化方面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追求民主，可以叫做民主主义。那么，要求重视科学、发扬科学精神，叫做‘科学主义’也无妨。近年来看到一些文章，批评和反对‘科学主义’，我不大理解。是不赞成‘科学万能’吗？‘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梁启超就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科学万能’论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更严重。但是，这些都是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的罪恶，不能归咎于科学，不能成为贬低科学的意义的理由。是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物质资源吗？认识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这正是对发展问题采取科学态度的结果；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不是依靠抑制科学技术发展，而是有赖于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是不赞成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和人文现象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讲矛盾的特殊性，不同质的对象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去研究，高级、复杂的运动形态不能归结为低级、简单的运动形态，同时又承认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承认研究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方法的统一性。尽管不能不同意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方面的确存在一些简单搬用、生吞活剥的毛病，但是决不应该因噎废食。向自然科学学习和借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概念，无疑是社会和人文研究进步的一种推动。是反对把科学意识形态化吗？我们应当反对为了一时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利益和需要的东西而抛弃或歪曲科学真理。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同科学吻合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是，我以为我们共产党人，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界，的确应当努力去建立真正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真正服从科学真理的、因而应当称之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总之，我以为，我们现在仍然缺乏足够的科学知识，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缺乏对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足够的理解和重视，而不是多了个‘科学主义’。”这个发言当时没有发表，后来收在我的一本书里。这个不赞成批评“科学主义”的意见，没有引起注意和讨论。
2000年夏天，《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何祚庥院士的长文《呼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不久，《中华读书报》又发表了对何祚庥院士的访谈，题为《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两处都引用了我那句“也无妨”的话。《中华读书报》同一天还发表了何宏的文章《“科学主义”：我选择回避》，接着又发表了朱有志和方舟子的两篇文章，算是在一个偏远的圈子里有了一点讨论。何宏对于“几位名人乐滋滋地（把科学主义的帽子）拿来戴在头上”表示惊讶。其实，我哪里是什么乐滋滋，不过是对那种把“科学主义”当作一顶贬斥的帽子，戴到从胡适到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各种主张发展科学来解决人类困境、主张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去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人们的头上的做法，作了一个极而言之的反驳而已。我不赞成这样反对“科学主义”，并无意于举起科学主义的旗帜。要讲举旗帜，我们的旗帜，还是马克思主义。
在反对伪科学和迷信的斗争中，也遇到了所谓“科学主义”的问题。搞伪科学和迷信的人，或者对反对伪科学和迷信表示不赞成的一些人，有一个论点，叫做“用科学来反对迷信，是科学主义”。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相对主义，说科学也好、迷信也好、医学也好、巫术也好，各自都是一种文化，不同文化，没有真假、对错、优劣之分。此种高见实在难以苟同。当然，对各种社会文化或者反文化现象，都要作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不能简单视之。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优越于过去的唯物主义的地方。但是，总要比较、鉴别，那就要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受实践检验来做判断。而这，在相对主义者看来，就是反对的“科学主义”！这样来反对“科学主义”，不过是为伪科学和迷信提供庇护所。
（摘自龚育之《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思考》《中国文化报》,2002年1月29日,第3版，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