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围绕着后现代思潮中的种种蒙昧含糊之处，欧美学界爆发了一场大论战。我们翻译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一书，收集了“科学大战”中两大派别的代表性人物的文章，首次在国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场论战的概貌。由于后现代主义在我国当代学术界，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中已经具有相当影响，该书所包容的各种观点、意见与分析，显然颇有参考价值。
《高级迷信》抨击“科学元勘”
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出版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名义出现的“科学元斟”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科学元勘”（ScienceStudies）一词中的“元”意为维度，“勘”指研究，“科学元勘”意指从不同的维度来研究科学，包括从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维度，以区别于传统科学哲学的“内部因素”分析。这种研究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由于它与后现代相对主义联系在一起，把科学意识形态化，结果使某些研究走向极端，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更是充满了敌意的态度。
《高级迷信》一书获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许多是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暴露了后现代主义中的“皇帝的新装”现象，但也受到了其反对者（几乎全是人文学者）的批评，认为该书是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的不道德的恶意攻击。
索卡尔挑起“诈文”事件
受《高级迷信》一书的激励，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据称，这是一篇讨论“后现代哲学以及二十世纪物理学的政治蕴涵”的学术文章。结果，五位副主编一致通过把它发表。为了回击《高级迷信》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批判，《社会文本》在1996年推出了一期名为“科学大战”的特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索卡尔的“诈文”恰恰发表在这期专刊上。
但索卡尔随即在《大众语言》月刊上发表了《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文章披露，他的那篇诈文不过是“把有意编造的谬误、语言的滥用以及各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捏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他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地捏造“联系”，甚至还加入了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索卡尔认为，诈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听上去很有趣”，并且“迎合了《社会文本》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曝光》一文的开头，他引用了劳丹的话：“用主观的兴趣和思想来代替事实和证据这种做法，是我们时代最突出和最有害的反理智主义的表现。”
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索卡尔事件”引起知识界的极大轰动，由此真正引发了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一场“科学战”。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法国的《解放报》等都参与论战并作了广泛的报道，包括全文刊登索卡尔的“诈文”以及由其引发的媒体评论。“诈文”中关于“爱因斯坦常量”的引文，甚至把德里达这样的知名学者也牵连其中。时至今日，已有对这场论战相关的多部著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或被列入出版计划。这些著作的出现，把这场论战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轩然大波的背景与回响
“索卡尔事件”的出现绝非偶然，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的全面渗透，在西方学术界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科学思潮。这种对科学的特殊的反应，根源于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西方人对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权威的盛行，一向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对宗教权威，向一切教条挑战，因此是深受社会欢迎的边缘力量。然而，自十七世纪以来，科学和科学所驱动的技术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之中，并拥有绝对优先权。文艺复兴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奠基于理性科学的不可抗拒的世界观。这样一种“专横”的态度便引起西方社会中其他文化的极大反感，于是便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反对他们所设想的科学的“社会神话”地位。
在过去数十年中，伴随某些西方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后现代转折的思考，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被鄙视或抛弃，文艺复兴精神――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批判性评价的传统――在后现代运动中已近消失殆尽。对科学和现代性的诋毁，伴随着对“利益知识”与“地域知识”的鼓吹，已经创造出一个各种各样的非理性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泛滥的温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后现代已经在大范围的学术领域，特别是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学术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甚至成为“一种非常特殊的、高度明确的亚文化”：如果你使用的是这种文化的特殊语言，那么你就能发表所有的见解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否则就最好保持沉默。后现代主义喜欢采用隐喻和修饰的手法，引入各种稀奇古怪的术语，玩弄语言游戏。由于没有学会使用这一套特殊的语言进行表述，许多知识界的反对者在公开场合也只能选择沉默。惟因如此，索卡尔的“诈文”就成了非常难得的“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在《曝光》一文中，他把“诈文”的缘起归结为“一个简单而实用的原因”：
“我批评的对象一直是一种自我感到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学术界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的特征是无视来源于其外部的合理的批评。但人们怎样能够表明皇帝没有穿衣服呢？至今为止，最好的武器就是讽刺。”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世纪学术论争系列”之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