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江晓原先生等“科学文化人”挥舞“科学主义”的帽子，已经有些日子了。最近江先生在对上海部分媒体的讲演中（以下简称《讲话》），又通俗地介绍了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虽是详于西方而略于中国，但从这个讲话回溯到2002年11月21日到22日由江先生在上海主持的代表会议所发出的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以及其间江先生等“科学文化人”一系列动作来看，其意在中国推进他们的反科学主义运动，已昭然若揭。
对此，诚如江先生等经常所抱怨，“科学共同体”确实没有多少人理会。那些“现役者”忙得很，而且尽管“科学文化人”在那里强调科学的“危害”、“科学也不见得正确”，乃至反对使用科学作为规范行为的用语，仍无损于科学的权威地位，也不能动摇依靠科学和技术兴国的国策。他们那个《宣言》没有多少学术意义，并未引起学术界什么重视。
不过由于“科学文化人”的“悄然兴起”，开头是以致力于普及科学的面貌出现的，而且对反对伪科学和学术腐败，曾表示过拥护，如赞扬方舟子先生为“反腐英雄”乃至“少侠”。有这一段历史，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公然放弃科学这面大旗，有的人有时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对科学的热爱，因此他们能起到那些以封建迷信形态出现的东西所起不到的反科学的作用。在中国，不乏热爱科学但又缺少科学基础知识和鉴别真伪能力的善良的人们，有他们可以俘虏的对象；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多为文科出身而又对公众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更成为他们下手的着力点。（参见江晓原、刘兵：科学家反对“科学研究”――从《沙滩上的房子》说起；陶世龙也谈"人文血脉"与科学）
因此，像我这样闲着没事的“退役者”，出来稍稍干预，或许不是无益的。其实许多时候，我不过是敲敲边鼓，还是年轻人敏锐，方舟子先生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即察其端，《宣言》刚发表，即针锋相对地在新语丝网站发出《反科学文化人的第一次集结》（2002.12.23.）。从后续的发展来看，证明方舟子确实是一针见血。
还有位桔梗先生不知其年龄，也不知是否为“科学共同体”成员，但能率先察觉吴国盛先生在《科学的历程》再版时加有一条反科学的尾巴，其功力就不小。（桔梗:《科学的历程》,反科学的尾巴） 有人想以其不过是条尾巴而淡化之，但其实那很重要，孙猴子精于变化，就是因那条尾巴变成的旗杆露了马脚，遂被二郎神识破。
更有位赵南元先生，应该是不折不扣的“现役的”“科学共同体”成员，虽然可能还得江先生认定，反正是不请自来了，跃马横刀，奋战不休，不失子龙将军之风。也是《宣言》一发表即看出其反科学的性质，刚刚读了他的《科学与人文:冲突背后的肤浅意义》已把江先生的新近重复的论点批的体无完肤，我没有多少新鲜话可以再说了。不过由于我对“科学文化人”的关注较早，对他们的认识经历了从欢迎到怀疑、再恍然大悟的科学的历程，也许写出来还有点参考价值。
这也得感谢“科学文化人”及其为数不多也许是善良的追随者，是你们的言行和不经意透露出来的信息，使我逐渐得到比较接近真实的认识。于是写出了这篇文章。
解题
“科学文化人”行文，多是抽象玄谈，从概念到概念，还有生造的名词，言必称欧美，动辄搬出西方大师，却缺少实质的、特别是中国的内容，令人难解其意。如“科学主义”和“科学主义者”是他们集中攻击的对象，但反了好久，究竟针对何人何事？始终没见明确说出来过，有时简直像打哑谜。因此争论得再多，再激烈，仍是空对空，或如唐?吉诃德斗风车，都是白费气力。
本文的主旨很明确，就是针对“科学文化人”的反科学主义而来。促使他们明确问题并拿出他们反科学主义的事实根据。
首先把本文中使用较多的几个名词概念明确，以免各说各话，如 周人卖朴 故事。
科学 使用公认的通用概念。某一学科，某一知识或学说，某一科学家及科学家的工作或科学事业均不是“科学”。因“科学文化人”常混为一谈，故特此说明。
科学主义 此非科学界的用语，而为人文学家所创，有多种解释，他们有时也使用“唯科学主义”“极端科学主义”等名词，仅指程度不同，本文统一用“科学主义”一词。系就“科学文化人”之言而言，。
科学主义者 亦作唯科学主义者，经查出被点名的有丁文江、胡适、陈独秀、吴稚晖等前人，和于光远、何祚庥、方舟子、赵南元等今人（参见陶世龙:谁是中国的"科学主义者”？） ，可以此为标准类推。
由于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者，均非自称，而是他人制帽，又并无清楚界定（参见刘华杰:什么是科学主义？），并说这是一个“连续的观念谱系”（《宣言》），他人也不会有兴趣去判别，本文不纠缠于此称谓之褒贬，而注重所指责之内容。（参见冯聿峰: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访何祚庥院士）
反科学主义 既然有人在反对科学主义，他们所持的见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反科学主义以与科学主义对应。其人自然也就是反科学主义者。
“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者”究竟是不是在反对科学，争论已久。本人主张不管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关键是看事实和它的实质。这叫做“是骡子是马，牵出来看看”再说。
注意到江先生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王延锋先生，新近发表的“科学大战”与正在进行的一场争论，有一节的标题就叫“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也用了“反科学主义”一词，看来不必担心使用“反科学主义”是给别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我也就放心使用。
科学文化 这个名词早已有之，有多解。经“科学文化人”解释，已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科学的文化或含有科学的文化，而成为他们随心所欲的特有的标签，本文中不去纠缠名词概念，就“科学文化人”所言的具体内容而言。
科学文化运动 此为最近在科学时报上出现的名词，按其解释，是以几位“科学文化人”为核心的运动；按其表现，系以反科学主义为特征。
科学文化人 此为近年来在中国少数人群中出现的名词。我初以为指通晓人文知识，善于为文的科学家及有科学素养的文人。最早介绍科学文化人的王洪波先生看法类似，认为“当科学家都具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人文社科学者乃至全社会 都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的时候，科学文化人的概念就该光荣作古了。”不过随即为“科学文化人”的核心人物刘兵先生所否认，他认为“科学文化人是有其特指的，不仅目前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未来，在理想的情况 下--科学家都有了文化，科学文化人也仍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功能。”。(中国科学文化人悄然亮相 （以及陶世龙、王洪波、刘兵的讨论）2001年9月30日）“科学文化人”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江晓原先生也有解释，他讲的话较长，归纳起来有三条：
1、文革的特殊背景。因为不能正常念书，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找书来看。在那个环境里，自学数理化的人是较少的。更多的人一定是去看文、史、哲的书。也就是说有了文科的底子，而这是在正常教育中得不到的。
2 、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所有未能考上大学的人，他们基本上未能进入学术界，他们成不了科学文化人。”
3、文科好并对文科有兴趣，但学了理科。
合乎上述条件还要再经过筛选。（见江晓原 杨虚杰:科学文化人与科学文化的发展）
因此据江先生的估量:“目前，国内外主要以中文写作的“科学文化工作者”，已经有效进入国内学术界（或者宽泛些，称为“知识界”？）视野的，好像不到十人光景”，(谁能为科学普及献身？──为刘兵一部科普文集所作之序)此时为2001年2月28日，还没有“科学文化人”这个词。故尚称为工作者。国内外总共不到十人，国内当然更没有几个了。
2003年6月5日科学时报上指名介绍出卞毓麟、田松、刘华杰、刘兵、江晓原、吴国盛、王一方等七位“科学文化人”。(吴岩:科学文化运动――我印象中的科学文化人)不过后来听说卞毓麟先生曾向人表示，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科学文化人”，其条件也与江先生的标准不合，就不计入了。还有刘华杰先生也曾表示，他们说我是科学文化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么算半个。究竟还有那些人算“科学文化人”，圈子外的人不清楚，就不去管他了。
质疑
“科学文化人”在他们发出的《宣言》和其他言行中，一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请来赛先生，又经过“科玄论战”，“‘科学派’大获胜利”，科学主义便在中国广泛流行，成为中国人最牢固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现在四处弥漫着科学主义，我们几十年来已经习惯“唯科学主义论调”。
他们认为，中国直至世界，环境恶化，资源紧张，是科学技术造成的，道德的败坏也是科学技术破坏了人文精神的结果，乃至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出现强迫命令，专制霸道等行为，都归咎于科学。说什么“科学的技术已经带来了不可逆的社会后果。”
我们要问，你们说这些话，有什么事实为证？
比如你们的核心人物说，几十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唯科学主义论调”，请问这些“唯科学主义论调”是什么？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已开了三次，到第三次才有了不是“唯科学主义论调”的新意，（江晓原：科学与人文：冲突背后的深刻意义 ，据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难道前两次会议听到的都是科学主义？请予证明。
你们抱怨人文主义的式微是因科学主义的兴起。
你们的核心人物说：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科玄论战的玄学派彻底败北，到文革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文革后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到今日的技术专家治国、工程效率优先，一以贯之的是人文的退隐和衰微。（吴国盛：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田 松: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 ）
查人文主义原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提出而现有多解，（参见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进程）“科学文化人”复常与人文、人文学科混用 ，使之更为复杂。请问你们说的究竟是那一门子人文？又何以证明某些人文的衰落是科学主义的兴起所致？
必须指出，有些“中国的人文”如裹小脚，包办婚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凡此等等，难道不该衰微吗！而且冲击这些“中国人文”的正是源出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与科学是相互支持，齐头并进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吗？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正是呼唤人文精神，你们却视为是建立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真是别具只眼。
再说在今日之中国，果真是“工程效率优先”吗？何为技术专家治国而又成为科学主义？如果说某个时期某个地区出现过急功近利的问题，何以证明就是因为应用了科学而产生？且不要说这种看出身背景不看其为政之道的荒谬，而且在历史上我们实际体验到的并不是什么科学主义的危害，而正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公社是金桥”等这类哲学家的思维和诗人的想象结合而成的豪言壮语带来的灾难。（参见杨献珍口述1959年纪事摘录）
你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但请拿出证据来。
你们说今日中国民众已普遍热爱科学、迷信科学；并认为传统的科普只普及科学知识，无文化，没有精神，定为知识科普。
1923年陈独秀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写的序言中说：“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你看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的神秘；次多数象张君励这样相信玄学的人。旧的士的阶级全体，新的士的阶级一大部分皆是；象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从这个功那个功的盛行，和SARS来袭时社会上出现的怪现象来看，陈独秀说的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到今天，这个局面也未根本改变。
你们说的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请公布你们作出这个结论的根据。
你们常用“科学万能论”和“用科学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来攻击科学主义者，但这是从胡适到赵南元的主张吗，你们拿得出证据吗？
赵南元先生以他自己的遭遇证明，你们有人在“捏造对方观点”给对方扣上设计好的意识形态帽子。
再如胡适确实说过：“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至尊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写的序，该书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出版）他不过是表述一下他所看到的情况，其对科学在中国的处境的估计，也不见得正确（前引陈独秀的估计和他就相去甚远）却成为你们经常用来作为七十年后在中国反科学主义的根据。
而且就按胡适所说，科学在中国受到尊重了，错在那里？难道要社会上公然对科学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公然毁谤科学才对吗？
科学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这个说法不对，那么还有那种知识体系在今天可以超过科学？请举出来。当然，按某些大师的信徒所宣示，有超过科学的知识体系，他们师父的经文就是“超常的科学”，但你们大概也不会相信。
应该向你们质疑的地方还很多，譬如你们把环境、资源、道德以及政治经济层面出现的问题，说成是人们热爱科学、“迷信”科学的结果。把“认为人类有能力也有权利对自然进行开发”也作为科学主义来批判，而都是有结论，无证据。
当然要说一点具体的证据也没拿出来过，不够准确，譬如吴国盛先生就举出一个“地球花了30亿年积攒下的非再生能源总归是有限的。以目前的开采速度，在一个不远的将来，也许在本书读者的有生之年，我们就能看到它被彻底耗光。”这样的举证，恰好证明他在信口开河。
由此我看出“科学文化人”反科学主义气势汹汹，但对具体问题却总是回避，很可能是其科学知识根基不固，一谈具体问题，就容易开黄腔，被人逮住，成为“硬伤”。他们贬低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侈谈什么文化，其奥秘也可能就在此，这有点离题了，当另外为文议论。上述问题他们已难以回答，或不敢回答，不再多说。
我见
1、不是个人恩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的争论。
“科学文化人”反科学主义就是在反科学，已从多方得到证明；从更深一层来看，他们的反科学则是为了反对现代化。在一些场合，已弯弯曲曲地用不同的语言和形式有所表达。刚从江晓原主持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网站看到科学文化人田松新发表的现代化的胡萝卜， 更清楚地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注脚。（ 原载2003年8月27日《中华读书报》）
田松君引述2001年媒体的报道：美国人在1992年发明了一种专利，可以用紫杉醇生产一种治疗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特效药。这种紫杉醇需要在红豆杉的树皮中提取，我国的滇西北地区正好出产红豆杉，于是大到几人抱不过来的老树，细到手臂粗的小树，都惨遭剥皮，经过一道一道的转手，把树皮卖到美国去了。
对此，田松君大为感慨：“在一轮掠夺性的开发之后，有的人赚足了钱，走了；有的人获得了政绩，升了。还有的处于遥远的食物链上游，吸光了需要的物质，转向其它目标。而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破坏的恶果，则要由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普通农民来承担。”其中含有恤平民，斥腐败之意，或有可取。但通篇来看，否定我们应该走向现代化之意，再清楚不过了。
以现代化比喻为“驴子吃不到的胡萝卜”，是我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从根本上说，“现代化”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模式。”提出：“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失去了对自己的生存价值的判断，它要别人的现代化做什么？它就是现代化了，又能怎样？”
田松君提出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他的答案已很清楚，不能要。
在这里，田松君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颠倒了因果关系，作出了如此错误的分析。
首先，这项专利的发明并非导致红豆杉林必然毁灭。田松不是也引用和承认“美国和加拿大的红豆衫，已经在那项专利发明之后，迅速立法，保护起来。”也就是说他们的红豆林并未受到破坏。
那么为什么美国和加拿大他们自己的红豆杉林可以保护起来，而滇西北出现剥光树皮的后果？无非是他们富裕、滇西北穷，不正是因为落后，没有实现现代化吗；而实现现代化也并非必须毁灭红豆林，这里面可能还有体制与腐败的因素，也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来解决。
我发现科学文化人的思维方式，常有意无意地使因果关系不清，前已有人指出，不过田松这次最明显，意外地得到这篇文章，把“科学文化人”与大家的分歧展示的具体明确，许多话都不用再说了。这里只把可能是设在海外的网站《理学》上的一篇长文摘录片段，看起来更清楚。
《理学》是个宣扬“太极科学“的网站，还支持水变油，支持可以根据《易经》发现第十大行星...，等等；方舟子曾发过《假太极伪科学》批判他们;他们则反对批判伪科学，曾发出《伪科学的特征――与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商榷》(1996)。他们的眼中的这场争论，显然另是一番滋味。他们收集和公布了不少有关的个人材料，说是“因为一些个人利益的鸡毛蒜皮小事”而出现分歧。
在标题为《“江晓原反科学一案”的背景》的这段文字中说：
一年前，“江晓原反科学一案”中的一些成员，在“反伪科学”中推波助澜。江晓原 曾撰文，送方一个少侠称号，如此描摹方：“就像武侠小说中经典的一幕：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艺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 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而且内力深长，刀法明快 ，几番大战，都不落下风，一两年间，名动江湖。设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
王洪波曾大肆树立方“捍卫科学”的形象，说：“早在1994年，方舟子就在互联网的 中文新闻组（ACT）上批判各种各样的伪科学， 包括‘科学神创论’、周易预测、严新气功、‘太极科学’等。在与研究所谓太极原子模型、太阳系14颗大行星的太极科学院斗争中，方舟子相继写作了《假太极伪科学》、《真政治假科学》、《对伪科学者心态的调研报告》等宏文，对挂科学之羊头、卖迷信之狗肉的太极科学进行了逐步 深入的揭露，指出了其依据易经断定太阳系在九大行星之外还有其他行星的荒谬之处 ……”。刘华杰曾特邀方来北大讲座。刘兵专为方出版的《溃疡》一书的书名献计献策。田松除为方撰文外，还千方百计想与方交朋友。 由此可见，方所举报的“江晓原反科学一案”的一些成员曾为其同一个“反伪科学” 战壕中的战友和朋友。(《二十一世纪对科学的认识 ―― 对“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的思考》,作者曦月）
其实他们也清楚，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个人利益的鸡毛蒜皮小事”而是在对待伪科学的事情上，“曾经是一些为虎作伥者”的江晓原等有了变化。从《宣言》的内容，敏感到“一些学者目前对科学有所新的认识，同时这些新的认识涉及到人们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的重新审视。”(《二十一世纪对科学的认识 ―― 对“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的思考》）这也是某些有类似情况的人的期待，期待能把伪科学一案翻过来。在海外，表现尤为明显。
有些人散布这是某某人报私仇，泄私愤，不过是企图淡化这场争论的意识形态色彩。近日，江晓原先生写有一段话：“有一些自身并非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人士，却以科学的发言人、捍卫者自居，妄将科学据为自己的禁脔，不准别人谈论，而且经常采用嘲笑讽刺、人身攻击、上纲上线等手法，并给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扣上“反科学”之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帽子，这当然引起了普遍的反感。”（《交界上的对话》自序：我的“三不政策”
我看正如赵南元教授所说：“江教授自称要“说真话”。但是要想反科学，不说假话就无话可说”。在上面引述的这几行字里，就有不少假话。
“不准别人谈论”，有谁不许你讲话，你不是正在谈麽！你一再表示自身并非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人士，就不能为科学说话，倒是真的在不准谈论，而且有人传言要封杀方舟子在国内发表文章，看来也可能真有那么回事，只是力不从心，作不到罢了。
“人身攻击”我看莫过于对待方舟子。
要说扣带有意识形态的帽子，请问：“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是不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帽子？
还有，江先生标榜自己不骂人，不吵架，但就是这一段文字，如果说还够不上骂人，也是在吵架。
“引起了的普遍的反感”，又是一句假话，这“普遍”是多大的范围？你对多少人作过调查？要按你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也可以说：你们“科学文化人”的作为，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反感。而我这个“普遍”倒是有读者来信支持的。
2、不是历史上学术观念不同之争的继续，而具有中国意识形态之争的特色。
由于科学主义一词在欧洲使用已久，在他们那里确实是学术观念不同之争。但在我们这里明显不同。赵南元先生在他们的《宣言》发出后，即时指出这个宣言的核心是把科学精神称为“科学主义”，把提倡科学精神的人称为“科学主义者”，利用“反对科学主义”的幌子贩卖反科学货色。（剖析反科学主义宣言）
而且“科学文化人”并非坐而论道，早已走出书斋，包装自己到社会上推销，使之成为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所以方舟子先生一开始说他们“自以为比广大科技工作者都更懂科学，要到科技界当导师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指点迷津，改变其“缺省配置状态”。当时或者不好理解，后来的发展，证明就是如此。在2003年6月5日科学时报发表的《科学文化运动――我印象中的科学文化人”》也已不讳言，他们要搞的是一场“真正的运动”。这将是一场怎样的运动呢？人们拭目以待。
不过现在我们已能看到他们的一些“新观念”“新理念”正在为一切反科学、伪科学乃至封建迷信大开方便之门。
这方面已有不少文章揭露和批驳。我的质疑中也已包含有这方面的内容，此处不赘。只想再补充一件记事：
2002年11月24日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翻译专业委员会的学术讨论会上，有机会聆听到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先生提出的他的新认识：科学的概念并不确定，不能以西方的科学或近代的科学为唯一标准，今日科学的概念应该扩展，中国古代的科技不能用西方的科学的框架来套，如李约瑟所为，而是中国自有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科学，科学盖非一种。风水固不必去套环境科学，而应研究其自身之科学，乃至跳大神，研究之未必不可以有科学。听后甚感惶惑,盖无处无科学矣。当即质疑，未得要领。惜此会主题非讨论这个问题，未能深究。
后来发现，这新认识也非刘兵先生所独有，江晓原，吴国盛两先生也有异曲同工的唱和。而且将中国或东方的神秘建立为自成一套的“科学”，热中于此者甚众，科学文化人倒确实会抓住商机。
3、不是“科学文化人”受打压，而是需要有公平的竞争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科学文化人”及其追随者，常作委屈状，以受迫害者自居。谁在迫害？方舟子！据说方舟子在那里私设刑堂当判官，整起人来真厉害。须知“反科学”就和“反革命”差不多。
然而，实际情况不过是方舟子发了那么几篇文章，还有几个闲人议论了几句，难道就那样感到威胁。反科学也不等于反革命，而且听说现在已没有这项罪名，既然自己是在普及或传播科学，弘扬科学精神，又何必那么心虚。
真正要压制不同意见，不准谈论的的人是有的，封杀方舟子在国内发表文章的传言，或有不确，但不会是空穴来风，而在某些人能掌握的地盘上，以人划线，党同伐异，已经浮现。
实际上“科学文化人”自己也直言不讳，有那么个小圈子。我觉得不必大惊小怪，这未始不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因为在这样大一个国家里，只有一种声音是不健康的，所谓“科学文化人”既然出现了，就可以说他们的话；同样，反对他们的主张的人当然也可以说话，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应有何限制。如果他们自己成立团体，办刊物，也应该允许。假使“科学文化人”能做到这一点，倒也是中国的改革在前进的一种表现。
但如还做不到，那就不能将公器为小圈子所用。一家报纸或刊物，如是同人报刊，当然可以只发出自己一派的声音，但在中国，还没有听到说有这样的报纸。
只要有一个民主的环境，科学是不怕竞争的，我对此充满信心，中国人的绝大多数，最终仍是会选择走现代化之路，走依靠科学以求得发展之路。
陶世龙，2003/09/07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原载“五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