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北京计生委：北京不会施行高学历者生二胎政策》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网络评论。问题自然落实到了农民与高学历者这两个话题上。争论的结果还出现了正反两方。
正方认为：应该照顾农民，对于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只有一个女孩，生活有实际困难的。 目前的社会保障政策城市比农村好，所以农民所承受的压力和困难比城市居民要大。所以目前现行的政策还是应该适当照顾农村的人。
反方则认为：应该允许高学历者二胎，首先高学历者普遍有着较高的素质，相比农民，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会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这样有利于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来，也符合我国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应当放宽对高学历者的生育政策。
应该说，把高学历者与农民作为两个极端的人群做比较不是很科学的，因为高学历与高收入高素质概念并不具有相等的外延，但把计生政策在这两个群体间形成的对比来个分析，也未尝不可。问题的争论集中在谁最需要后代和谁最有能力养育后代的问题上，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矛盾的结果：最需要后代的人群却不是最有能力养育后代的人群，最有能力养育后代的人群却没有多生育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讨论了。
既然问题这样明显，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呢？原来问题出在用什么做需要后代的依据上。从人性上讲，谁都需要后代，或者说需不需要后代不以出身学历分野，后代对于我们的意义也是十分宽泛的，包括物质上的反哺、精神上的慰藉、种族的繁衍和民族的延续，等等。但计划生育政策似乎没有穷取所有的人口再生产价值，而是注重了物质上的反哺这一点，学术地说，计划生育政策重视了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人口再生产意义而忽视了其他，通俗地说，多生孩子就是多生劳动力。这样就真相大白了，我们允许农民多生育就是让他们生一个孩子来赡养他们。
“养儿防老”，一个农业经济条件下的传统观念，是我们国家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把农业和非农人口区别对待的主要依据。把“养儿防老”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进而允许农民多生育而不许吃商品粮者（非农）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后果是严重的，其观念形态的后果就是造成了生育权的不平等，其物质形态的恶果就是造成了人口的逆淘汰。
逆淘汰，这个没有无法发表的学术观点，难道没有被我们的专家和决策者的良心发现？
所谓逆淘汰，就是与“适者生存，不适着淘汰；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相悖反。
人类的生存当然不可完全符合自然淘汰的规律，高学历高收入从遗传到后天条件都不是养育高素质后代的充要条件，甚至特殊的事例比比皆是：贫穷炼出了健康的体魄和思想，而高贵断送了健康和灵魂；博士或科学家生出低能儿，而穷苦的文盲养育出旷世人才。我们也不用养尊取优地藐视生活在农村的贫穷的大多数，因为，所有的自以为是的城里人，他们的前辈毫不例外的都是农民。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人都没有不同，不同的只是前到多少辈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我们要讨论的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问题，农民和高学历者――或者勿宁说物质生活水平低下者和物质生活水平高贵者――谁更有可能生养出高素质的后代。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重视生育的经济文化条件对后代的影响。论证这个问题难吗？我想，即使是用最笨拙的经验的办法，也能很方便证明：学历不很低收入也不算差的我更有能力生养孩子。而现在的问题是，生育两胎的人恰恰不是我而是我那些三农问题中的兄弟。
在社会保障不健全情况下弱势群体的晚年靠他们自己努力生养出来的后代支撑，而这些获得出世优先权以便为他们的前辈尽孝的后代们却同样拥有成为他们先辈一样的弱势群体的可能性。政策使适者淘汰、不适者生存。但不适者生存得并不轻松。
最近看“圆梦行动”节目，说江西一个农民女孩无钱上学，因为家里穷，姐姐早已辍学在浙江打工，妹妹和弟弟还在上中学，大家计算一下，这个女孩有几姊妹？！！！
今年的“圆梦行动”搞得悲悲切切，但我们看到，虽然贫穷的原因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原因却是惊人一致的：他们大都生活在拥有众多兄弟姊妹的家庭！
本来政府的善愿是要让这些农民多生育一个孩子以养老，由此减轻社会的负担，却不想这些孩子还没有为减轻社会负担做一点贡献，自己先把负担丢给了社会丢给了爱心过剩的人们。而我们这些有几个节余钱的非农们，在拿出自己的爱心的同时，还不敢就他们在生育问题上所占的便宜做多一点思考：毕竟受教育权平等，更上升就是人权了，孩子是无辜的呀！可以就是没有人替我们想想，我们本可以把捐出去的这些爱心用来抚养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可是这个生第二个孩子的权利因照顾农民兄弟而被政策性剥夺了。这样，在向多子女的农民捐献以便他们的孩子更好地读书后，我觉得自己比受赠者更可怜。
我这样说有一个前提，就是有孩子就有好处，无孩子就无辜，这样的问题不在这里讨论了。反正我的孩子是没有了自己的兄弟姊妹，将来她的孩子也没有自己的伯伯叔叔舅舅姨妈了。更小的时候，孩子苦于眼吧吧看着一筐梨却学不了孔融而黯然神伤！而我们的家谱在我这一支，到我孩子为止，就续不下去了，因为她是个女孩。谁说这是重男轻女这是浅薄？谁该变得历史改变得文化？9 月26 日是孔子生日，全世界最高兴最虔诚最荣耀的，就是孔子的后代、那些宣称自己是孔子第几十代孙的人。听说谁因为自己是孔子外孙的第几十几代而兴高采烈吗？当然，孔子有没有女儿，有没有外孙，我一概不知。但是，这不重要。
我不是一个可怜的人。我只是在向多子女的农民捐献后，才觉得自己可怜。就像经济条件不是优生优育的充要条件一样，儿孙绕膝也不是人生幸福的充要条件。我只是在为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做一些臭知识分子才有的杞忧。我们这一代人是听党的话替祖国分忧的，不绝于耳的在生育问题上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就是使我觉得自己绝后了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我只是害怕这样的观念如果也遗传的话，到有一天政府号召我们的后代为祖国后继有人而多贡献几个子女时，他们是否忍心抛弃由他们的前辈痛苦养成并遗传给他们的只生一个的美德呢？
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都有生育的权利，谁多生谁少生，这是一个综合考虑辨证处理的问题。现在，计划生育政策都已经大见成效了，有成绩有问题都不是改变政策扭转得来而是一个我们要直面的现实问题了。计划生育的成绩当然是不容否定的，如果说也还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口口声声要坚持的辨证法在实际工作中多大程度上退位给了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的精髓就是短视的、片面的、机械的思想方法，说白了就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思维还不止这些。计划生育政策一开始，我们就搬出了马寅初，觉得他好有先见好无辜，而毛泽东因为说过“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就是如何不懂生育的辩证法是他错批一个误增三亿，这样的瞎起哄现在还没有平息。为什么说瞎起哄，因为不了解毛泽东说话的立意。人力资源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力资源，在生产力中占第一位，而我们近几十年经常喊的那个“第一生产力”，其实恰恰不是第一，甚至连生产力都不是。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乃是一个比喻一个修辞一个强调，我们的人民甚至部分学者竟不知或不愿表达自己所知而瞎起哄了几十年。人力资源才是第一位的生产力，这就是毛泽东“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立意，一个社会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往往最缺乏的就是人力资源，毛泽东说话的背景就是如此。至于毛泽东对计划生育的态度，有文献证明他很早就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设想，我在《论毛泽东的辨证人口观》（《社科与经济信息》 2001年09期）里曾经论证：毛泽东不但不反对，而且非常支持计划生育，当时之所以没有实行，是因为技术条件不成熟，且计划生育的初级技术对妇女的伤害与妇女解放的宗旨不符，这才是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在当时确立的真实原因，至于后来，大跃进三年我国人口不增反减，这个时候不要想计划生育问题吧？ 1961 年开始，在大跃进期间因劳累和营养不良而绝经的育龄妇女恢复了生育的活力，她们热情的生育实在是在为祖国生机的恢复奉献人丁，这个时候不会有谁说要计划生育吧，1962开始的生育高峰，就是这样的背景，不瞒说，笔者就是这个值得高兴的生育繁荣期的产物。及至生育连续几年居高不下，领导者应该看到一些人口生产带来的负面效益了，这就是，人口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而且首先是消费者，人口的生产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等等，但是，因为一个运动的原因而无暇顾及了……
简单回顾我国50多年的人口政策及其问题，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时，我们的人口问题确实已经很严重了，在这样严重的形式下，我们的决定实在是必要的。我们现在需要检讨的是，这样非常情况下出台的国策，虽然难免完美无缺但确实是流于浮躁了。如前所述，我们把“养儿防老”作为人口政策的一个依据，进而给没有男孩的农民两次生育的机会，而非农人口则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生育权利的不平等所获得的社会效益是让尽可能多的农民老有所养或者减轻农民后代的赡养压力，但正面的效益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第一，非农人口基数太小，他们的少生并不足以根本影响社会人口总出生率；第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第三，在观念上，造成了公民生育权利的不平等。
回到江西“圆梦行动”的话题，我提到的江西女孩，显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因为生育四胎已不是政策所允许的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样的问题上提出一个简单的哲学思维：养儿可以防老，让自己老有所养，但生育出来的儿女不是马上就可以赡养长辈的，恰恰相反，首先，你必须养活养大你的孩子。用经济学的观点说，养活养大一个孩子就是你需要付出的成本，孩子的反哺才是你的盈利。只有当你的孩子的劳动能力道德水平各方面和你仿佛时，你才有可能收回投资打个平手，也只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情况下，你才能盈利。而经营人生的办法是有很多种的，比如，最直捷地说，你不是投资人口的再生产而是把青壮年时代的剩余劳动直接用物质（比如货币）的形式存留下来，你同样可以老有所养。当然，如前所述，生育的意义并不在养儿防老这一点上，我只是在论述，既使是在养儿防老这一点上，我们仍然可以多维地思维。
我是没有机会获得和农民兄弟一样的生育权利的机会了，况且自己并不看重这样的机会，倒也无怨。但上亿限制在一胎政策上的非农朋友，如果他们未曾冒着降职降薪甚至开除的危险跨越雷池，则唯有长太息者，应该不在个别。现在有一个自由发言的氛围，又有一个社会和谐社会公平的语境，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让我们有同样的机会生育自己的孩子。